走進餐廳時,我突然一陣衝動,內心騰起對亨利的好感。真正的純樸感情是多麽難得啊!在他的周圍,一切都顯得虛假,無論是微笑,還是話語,而他呢,卻仍然是他自己。他一副幸福的神態,略顯局促不安。我多麽想對他說一些讚揚的話,可是我不該等待。五分鍾後,我的喉嚨便像打了結似的。應該說我是自找悲傷。我偶然看見呂茜·貝洛拇指著兩個年輕的猶太女演員對伏朗熱說:“德國人搞的不是焚屍爐,而是孵化場!”這種玩笑的分量我是知道的,可從來沒有親耳聽過。我既為呂茜·貝洛姆,也為我自己感到恐怖。我暗自責怪起亨利來。他在劇中對人們的遺忘說了許多漂亮話,可更確切地說,他自己也忘了過去。樊尚說貝洛姆被剃過頭,而且是罪有應得,那伏朗熱呢,他在這兒幹什麽?我再也不想對亨利表示祝賀;我相信他已經感覺出我不舒心。因為礙於波爾的麵子,我留下呆了一會兒,可感到十分不自由,隻得無節製地多喝酒;然而這也幫不了我的忙。我迴想起了朗貝爾對納迪娜說的那番話:“我有什麽權利非要固執地記住過去嗎?”我們捫心自問,“我做的不如別人多,受的苦也比別人少,若他們都忘記了,那就是應該忘記,我跟著他們忘記就是了。”但是,縱然我痛飲暴食也無濟於事。我憋不住想罵人,想大哭一場。重歸於好,寬恕他人!這是些多麽虛偽的字眼。大家全都忘記了,這才是實質。忘記死去的人們這還不夠,如今,我們還要忘記遭受的殘殺,忘記殺人兇手。算了,我沒有任何權利:如果說我眼中湧出淚水,那這隻與我個人相關。


    那天晚上,波爾和若賽特談了許久,可對她說了些什麽我不得而知。繼後的幾個星期裏,我覺得波爾似乎在迴避我。她經常出門做客,或在家寫作,一副忙碌的樣子,神氣活現。我對她很少顧及:我太忙了,要忙的事太多了。一天下午我迴到家中,發現羅貝爾氣得臉色發白。我生來第一次看見羅貝爾氣得這個樣子。原來他剛剛與亨利鬧翻了。他三言兩語、聲音斷斷續續地向我訴說了事情的經過,接著以命令的口氣對我說:


    “別想法子原諒他。他不可寬恕。”


    我當時哪能立即為他辯解呢,我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十五年的友情竟在一個小時中抹去了!亨利再也不會坐在這把扶手椅上了,我們再也聽不到他那歡快的話語了。羅貝爾將是多麽孤獨!而對亨利來說,他生活中將是多麽空虛!不,這不可能徹底崩了。我終於又說出了聲。


    “荒唐。”我說道,“你們倆都氣瘋了。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在政治上宣布亨利的錯誤,而不要斷了您的友情。我肯定他是誠心誠意的。要明鑑是非談何容易。應該說如果要我負責作出決定,我定會亂了方寸。”


    “看你的樣子,好像以為我拳打腳踢趕走亨利似的。”羅貝爾說,“我巴不得能和和氣氣地解決問題。是他咣當一聲關門而去的。”


    “您肯定沒有逼得他無路可走,要麽您屈服,要麽斷絕友情嗎?”我說道:“當初您要求《希望報》成為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報紙時,他肯定知道一旦拒絕就會失去您的友誼。這一次,既然他不願屈服,無疑希望就此了結。”


    “你沒有看見當時的場麵。”羅貝爾說,“他一開始就明顯懷著惡意。我不認為重歸於好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至少可以想辦法避免大吵一場。他沒有這樣去做,反而對我們的理由全盤否認,拒絕與委員會一起討論,他甚至含沙射影,說我暗中參加了共產黨。你還用我對你明說:這次斷交是他自找的嗎?”


    “瞧您想到哪裏去了!”我說。


    亨利無疑對羅貝爾心存積恨,可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為何現在鬧崩呢?


    羅貝爾神色嚴厲地凝望著遠處。“我妨礙了他,你明白吧?”


    “不,我不明白。”我說。


    “他現在的所作所為可真古怪。”羅貝爾說,“你看見他都跟哪些人交往吧?我們都是他的一塊心病,巴不得早日擺脫。”


    “您冤枉人!”我說,“那天晚上我也感到反感,可您自己親口對我說過,如今要上演一部劇本,那就非得妥協不可。亨利做得也並不過火。他跟那些人隻勉強來往。他是跟若賽特睡覺,可人們盡可放心,她影響不了他。”


    “那次夜宵招待會本身並不嚴重,這我同意。”羅貝爾說,“可這是一個信號。亨利這個人就看重自己,他恨不得能隨心所欲,隻顧自己,用不著對任何人負責。”


    “他隻顧自己?”我問道:“他整天都在幹那些讓他煩惱的事情。您自己也經常承認他是多麽忠心耿耿。”


    “當他感興趣時,是這樣。但是事實是他討厭政治,他真正關心的隻是自己。”羅貝爾不耐煩地一揮手,擋住了我的話:“我最責怪他的就是這一點。在這件事上,他一心隻考慮別人會議論他什麽。”


    “別跟我說什麽他會對集中營的存在無動於衷吧。”我說。


    “可我也不會對此無動於衷。問題不在這裏。”羅貝爾說,接著聳聳肩膀:“亨利不願意別人說他被嚇唬住了,反倒心甘情願投入反共陣營。在這種情況下,與我鬧翻便解決了他的難題。他可以無拘無束地為自己塑造一個胸懷寬廣的漂亮的知識分子形象,整個右派都將為之拍手稱道。”


    “對討好右派亨利可不感興趣。”我說。


    “他本意是為了自己,可這輕而易舉就會把他投向右派,因為在左派,漂亮的形象可得不到多少人喜歡。”羅貝爾舉手伸向電話機:“我馬上召集委員會明天上午開會。”


    整個晚上,羅貝爾都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處心積慮地琢磨著欲提交給委員會的公開信。第二天早上,當我打開《希望報》,看見上麵印著亨利和他相互攻擊侮罵的兩封公開信時,我的心裏萬分悲痛。納迪娜也感到十分難過,她對亨利抱有深厚的友情,可她也不容忍別人公開攻擊她父親。


    “是朗貝爾慫恿他幹的。”她怒不可遏地對我說。


    我多麽想了解亨利腦子裏到底是怎麽想的。羅貝爾的解釋懷有過分的敵意。最讓他氣憤的,是亨利跟他談話時對他根本就沒有一點兒信任。可不管怎麽說,我心裏想,對羅貝爾的所作所為,亨利確實有理由存有戒心。他可能會對我說亨利應該既往不咎吧?可說得好聽,過去的事哪能隨隨便便就忘掉呢!我憑自己的經曆知道一點,那就是對待那些不習慣對其進行評判的人,人們總是很容易不公道。我也一樣,僅僅因為羅貝爾在小事上變得有些陳腐,我有時便對他表示懷疑。如今我才意識到如果他下決心避而不談集中營的事,那也肯定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可我卻誤認為是出於怯懦。我也理解亨利,他盲目欽佩過羅貝爾,盡管他了解羅貝爾十分專橫,可還是處處跟著他走,哪怕有時不得不違心地生活下去。特拉利奧事件很可能傷了他的心,正是因為這樣,亨利才認為羅貝爾會不擇手段,什麽事都可以幹得出來。羅貝爾不是已經深深失望過一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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