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您和迪布勒伊是一致的，我的態度引起了您的憤慨。我已經陳述了我的理由，我為沒有說服您而感到遺憾。”
“您說您不願意對您的讀者隱瞞事實真相。可這是什麽事實真相？”勒諾瓦說道。他重又找到了他這場責問的關鍵詞之一，於是下麵的詞語就很容易一個個接上了。模糊的事實真相，片麵的事實真相，對這一套陳詞濫調亨利再也熟悉不過了。等勒諾瓦終於放棄了這些泛泛之談，亨利猛地驚醒，隻聽他說道：“蘇聯的警察管製發揮的作用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製裁的作用並無差別，如果這一作用發揮得更加具體化，我看隻有好處。一個工人不會受到辭退，負責幹部也不會受到破產威脅的製度必定會創造新的懲戒形式。”
“可不一定非得採用這種形式。”亨利說，“您不會把失業工人的狀況和集中營勞工的狀況進行比較吧。”
“他們的基本生活至少是有保障的。我堅信他們的命運不像有關的宣傳所說的那麽悲慘。何況人們忘記了這一點，那就是一個蘇聯人的心理與我們的並不相同：比如蘇聯人認為根據生產需要被調動工作就很自然。”
“不管其心理如何，遭受剝削，僅吃飽肚子，被剝奪一切權利，投進監牢，服沉重的勞役，被活活凍死、病死、累死，誰也不會認為這是自然的事情。”亨利說道，同時心裏暗暗在想：“這政治可真神啊！”勒諾瓦很可能受不了看著一隻蒼蠅活活受罪，可卻心安理得地容忍集中營的恐怖行徑。
“誰也不願為作惡而作惡。”勒諾瓦說，“蘇聯政權也不會。他們之所以採取這些措施，那是因為有必要。”勒諾瓦臉越來越紅。“您怎麽敢譴責一個根本不了解其需要和困難的國家的製度呢？這是不可容忍的輕率行為。”
“其需要和困難我已經講過了。”亨利說，“您也十分清楚我並沒有全盤譴責蘇聯製度。可要盲目地全盤接受，這是怯懦的表現。您以需要為名肯定其一切做法，可這種說法是一種可以兩麵使用的武器。當佩爾托夫說集中營必不可少時，那是為了證明社會主義是一種烏托邦。”
“集中營在今天可以是必不可少的，可並沒有一直存在下去的必要。”勒諾瓦說，“您忘記了蘇聯今日所處的是一種戰爭的局麵，資本主義列強在等待時機向它撲去。”
“盡管如此，也絲毫不能證明集中營有必要存在。誰也不願為作惡而作惡，可有的人還是經常在無謂地作惡。您並不否認在蘇聯和在任何國度都犯過錯誤：不然饑荒、起義和屠殺就可以避免。那麽，我認為這些集中營也是個錯誤。您知道，”他補充道，“迪布勒伊也贊成這一觀點。”
“不管是必要還是錯誤，您反正做了一件壞事。”他說，“攻擊蘇聯，並無益於改變在蘇聯發生的一切，而是為資本主義列強效勞。您作出了為美利堅、為戰爭效力的抉擇。”
“不！”亨利說，“人們可以批評共產主義，而不會有損於它。共產主義總比您說的要更穩固！”
“您剛才再次證明了一個人要想成為超共產黨人而在客觀上不淪為反共分子是不可能的。”勒諾瓦說，“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革命解放聯合會一開始就決定了其命運，要麽與反動派同流合汙，要麽就徹底滅亡。”
“如果您是這麽想的，那您隻有加入共產黨了。”
“是的，我隻有這麽做了。我也馬上就要這麽做。”勒諾瓦說，“我非要把情況擺清楚：從今以後讓您把我當作一個敵手看待。”
“我感到遺憾。”亨利說。
他們一時尷尬地麵麵相覷。勒諾瓦終於說道：
“那再見了！”
“再見。”亨利說。
對，盲目地相信史達林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事，從而否認事實、數據、道理和自己的理智，這確實不失為一種反擊方法。“勒諾瓦不是共產黨員，正是因此他才過分激烈。”亨利暗自思忖。他所感興趣的，是能和拉舒姆或隨便哪個聰明而不過分搞宗派主義的共產黨人交談交談。
“你這幾天見到拉舒姆了嗎？”他問樊尚。
“見到了。”
樊尚受到了集中營事件的震動，他開始認為不應該公開事實真相，可後來贊同了亨利的意見。
“他對我的文章有何看法？”亨利問。
“他挺生你氣的。”樊尚說，“他說你有反共傾向。”
“啊！”亨利說，“那集中營呢？他不感到有害嗎？他是怎麽看集中營的？”
樊尚微微一笑：“他認為這不存在，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機構，認為這會自行消滅。”
“我明白了。”亨利說。
人們顯然不愛向自己提出問題。他們總是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製度。共產黨報紙甚至對這種機構大唱讚歌，稱其為懲戒性勞動改造營；反史達林分子則把這一事件看作一個重新激起已經相當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的藉口。
“又是一些賀電！”薩瑪澤爾把電報往亨利的辦公桌上一扔說道，“可以說我們已經激起了輿論。”他滿臉喜色地補充道，“斯克利亞西納在會客室等著呢，跟他一起來的有佩爾托夫和另外兩個人。”
“他的計劃我不感興趣。”亨利說。
“總該接待他們吧。”薩瑪澤爾說。
他指了指放在亨利麵前的那些稿件：“我十分希望您能看看伏朗熱剛剛給您寄來的這些出色的文章。”
“《希望報》決不容忍伏朗熱的文章。”亨利說。
“遺憾。”薩瑪澤爾說。
門開了，斯克利亞西納走了起來，滿臉誘惑的神色微笑著：“你有沒有五分鍾？我的朋友們都不耐煩了。我領來了佩爾托夫·貝內，他是一個美國記者，在莫斯科整整呆了十五年，還有莫爾特貝格，我退黨前不久，他還是共產黨員，當時在維也納搞黨的活動。我能讓他們進來嗎？”
“讓他們進來吧。”
他們走進屋來，沉重的目光充滿責備，可能是因為亨利讓他們久等了，抑或是因為大家沒有給他們正確的評價。亨利示意他們就座，然後對著斯克利亞西納說道：“我擔心這次會談毫無作用，我在我們以往的會談以及我的文章中都已經明確說過：我並沒有成為反共分子。你的計劃，應該提交給戴高樂聯盟，而不該交給我。”
“別跟我談戴高樂了。”斯克利亞西納說，“他一旦政權在握，第一個行動就是飛往莫斯科，這件事不該忘記。”
“您很可能還沒有時間仔細看看我們的計劃。”莫爾特貝格責備道，“我們都是左派的人；戴高樂運動是由大資本家們支持的，我們決不可能與他聯合。我們希望團結所有的民主有生力量反對蘇聯的極權政體。”他不失禮貌地一揮手，擋住了亨利的反對意見，繼續說道：“您說您沒有成為反共分子，您揭露了某些弊端，不願意再進一步揭露，可實際上您無法半途而止。為反對一個極權政體的國家，我們投入的行動應該是全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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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說您不願意對您的讀者隱瞞事實真相。可這是什麽事實真相？”勒諾瓦說道。他重又找到了他這場責問的關鍵詞之一，於是下麵的詞語就很容易一個個接上了。模糊的事實真相，片麵的事實真相，對這一套陳詞濫調亨利再也熟悉不過了。等勒諾瓦終於放棄了這些泛泛之談，亨利猛地驚醒，隻聽他說道：“蘇聯的警察管製發揮的作用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製裁的作用並無差別，如果這一作用發揮得更加具體化，我看隻有好處。一個工人不會受到辭退，負責幹部也不會受到破產威脅的製度必定會創造新的懲戒形式。”
“可不一定非得採用這種形式。”亨利說，“您不會把失業工人的狀況和集中營勞工的狀況進行比較吧。”
“他們的基本生活至少是有保障的。我堅信他們的命運不像有關的宣傳所說的那麽悲慘。何況人們忘記了這一點，那就是一個蘇聯人的心理與我們的並不相同：比如蘇聯人認為根據生產需要被調動工作就很自然。”
“不管其心理如何，遭受剝削，僅吃飽肚子，被剝奪一切權利，投進監牢，服沉重的勞役，被活活凍死、病死、累死，誰也不會認為這是自然的事情。”亨利說道，同時心裏暗暗在想：“這政治可真神啊！”勒諾瓦很可能受不了看著一隻蒼蠅活活受罪，可卻心安理得地容忍集中營的恐怖行徑。
“誰也不願為作惡而作惡。”勒諾瓦說，“蘇聯政權也不會。他們之所以採取這些措施，那是因為有必要。”勒諾瓦臉越來越紅。“您怎麽敢譴責一個根本不了解其需要和困難的國家的製度呢？這是不可容忍的輕率行為。”
“其需要和困難我已經講過了。”亨利說，“您也十分清楚我並沒有全盤譴責蘇聯製度。可要盲目地全盤接受，這是怯懦的表現。您以需要為名肯定其一切做法，可這種說法是一種可以兩麵使用的武器。當佩爾托夫說集中營必不可少時，那是為了證明社會主義是一種烏托邦。”
“集中營在今天可以是必不可少的，可並沒有一直存在下去的必要。”勒諾瓦說，“您忘記了蘇聯今日所處的是一種戰爭的局麵，資本主義列強在等待時機向它撲去。”
“盡管如此，也絲毫不能證明集中營有必要存在。誰也不願為作惡而作惡，可有的人還是經常在無謂地作惡。您並不否認在蘇聯和在任何國度都犯過錯誤：不然饑荒、起義和屠殺就可以避免。那麽，我認為這些集中營也是個錯誤。您知道，”他補充道，“迪布勒伊也贊成這一觀點。”
“不管是必要還是錯誤，您反正做了一件壞事。”他說，“攻擊蘇聯，並無益於改變在蘇聯發生的一切，而是為資本主義列強效勞。您作出了為美利堅、為戰爭效力的抉擇。”
“不！”亨利說，“人們可以批評共產主義，而不會有損於它。共產主義總比您說的要更穩固！”
“您剛才再次證明了一個人要想成為超共產黨人而在客觀上不淪為反共分子是不可能的。”勒諾瓦說，“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革命解放聯合會一開始就決定了其命運，要麽與反動派同流合汙，要麽就徹底滅亡。”
“如果您是這麽想的，那您隻有加入共產黨了。”
“是的，我隻有這麽做了。我也馬上就要這麽做。”勒諾瓦說，“我非要把情況擺清楚：從今以後讓您把我當作一個敵手看待。”
“我感到遺憾。”亨利說。
他們一時尷尬地麵麵相覷。勒諾瓦終於說道：
“那再見了！”
“再見。”亨利說。
對，盲目地相信史達林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事，從而否認事實、數據、道理和自己的理智，這確實不失為一種反擊方法。“勒諾瓦不是共產黨員，正是因此他才過分激烈。”亨利暗自思忖。他所感興趣的，是能和拉舒姆或隨便哪個聰明而不過分搞宗派主義的共產黨人交談交談。
“你這幾天見到拉舒姆了嗎？”他問樊尚。
“見到了。”
樊尚受到了集中營事件的震動，他開始認為不應該公開事實真相，可後來贊同了亨利的意見。
“他對我的文章有何看法？”亨利問。
“他挺生你氣的。”樊尚說，“他說你有反共傾向。”
“啊！”亨利說，“那集中營呢？他不感到有害嗎？他是怎麽看集中營的？”
樊尚微微一笑：“他認為這不存在，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機構，認為這會自行消滅。”
“我明白了。”亨利說。
人們顯然不愛向自己提出問題。他們總是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製度。共產黨報紙甚至對這種機構大唱讚歌，稱其為懲戒性勞動改造營；反史達林分子則把這一事件看作一個重新激起已經相當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的藉口。
“又是一些賀電！”薩瑪澤爾把電報往亨利的辦公桌上一扔說道，“可以說我們已經激起了輿論。”他滿臉喜色地補充道，“斯克利亞西納在會客室等著呢，跟他一起來的有佩爾托夫和另外兩個人。”
“他的計劃我不感興趣。”亨利說。
“總該接待他們吧。”薩瑪澤爾說。
他指了指放在亨利麵前的那些稿件：“我十分希望您能看看伏朗熱剛剛給您寄來的這些出色的文章。”
“《希望報》決不容忍伏朗熱的文章。”亨利說。
“遺憾。”薩瑪澤爾說。
門開了，斯克利亞西納走了起來，滿臉誘惑的神色微笑著：“你有沒有五分鍾？我的朋友們都不耐煩了。我領來了佩爾托夫·貝內，他是一個美國記者，在莫斯科整整呆了十五年，還有莫爾特貝格，我退黨前不久，他還是共產黨員，當時在維也納搞黨的活動。我能讓他們進來嗎？”
“讓他們進來吧。”
他們走進屋來，沉重的目光充滿責備，可能是因為亨利讓他們久等了，抑或是因為大家沒有給他們正確的評價。亨利示意他們就座，然後對著斯克利亞西納說道：“我擔心這次會談毫無作用，我在我們以往的會談以及我的文章中都已經明確說過：我並沒有成為反共分子。你的計劃，應該提交給戴高樂聯盟，而不該交給我。”
“別跟我談戴高樂了。”斯克利亞西納說，“他一旦政權在握，第一個行動就是飛往莫斯科，這件事不該忘記。”
“您很可能還沒有時間仔細看看我們的計劃。”莫爾特貝格責備道，“我們都是左派的人；戴高樂運動是由大資本家們支持的，我們決不可能與他聯合。我們希望團結所有的民主有生力量反對蘇聯的極權政體。”他不失禮貌地一揮手，擋住了亨利的反對意見，繼續說道：“您說您沒有成為反共分子，您揭露了某些弊端，不願意再進一步揭露，可實際上您無法半途而止。為反對一個極權政體的國家，我們投入的行動應該是全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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