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做夢！”迪布勒伊鄙夷地說。
“聽著，”亨利氣憤地說，“您一直認為我們可以對共產黨人施加某些壓力，這也是我們運動的意義所在。現在機會來了，可以一試，要麽永遠一事無成。哪怕我們隻有一線成功的希望，也必須去努力。”
迪布勒伊一聳肩膀：“如果我們發起這場運動，那我們就剝奪了與共產黨人共事的任何可能性：他們會把我們列為反共分子，而且他們這樣做也沒有錯。您知道，”迪布勒伊繼續說：“我們盡力擔任的角色，就是一個少數反對派的角色，從外部看與黨派無關，但實際上與它有著聯繫。如果我們號召多數派起來反對共產黨，不管反對它哪一點那就不僅僅是反對了，而是公開與他們交戰，因此便變換了陣營，他們也就有權利把我們視作叛徒。”
亨利打量著迪布勒伊。如果他也是個暗藏的共產黨人，那他也不會不這麽說。迪布勒伊極力反對，這證實了亨利的想法：倘若共產黨人希望左派保持中立，這就證明了左派對共產黨人是有鉗製力量的，因而也就表明了左派的介入很有可能獲得成功。“簡言之，”他說，“您為了保持將來哪一天對共產黨人施加壓力的可能性，便拒絕眼下已經出現的機會。我們被允許充當的反對派角色，隻能在毫無作用可起的限度內去擔當，那麽，我決不接受這一角色。”他聲音堅定地補充道：“一想到共產黨人就會對我們大罵特罵，我心裏實在不是滋味，不比您更好受，可我好好思考了一番：我們別無選擇。”他一揮手擋住了迪布勒伊，在他一吐為快之前，不能讓迪布勒伊說話。“要作非共產黨人，這就意味著某種東西，要麽就毫無意義。倘若這毫無意義，那就幹脆成為共產黨人，或者幹脆迴家種菜去。倘若這還有點意義的話，那就意味著承擔某些義務，其中一條就是要在必要的時刻，善於與共產黨人鬥爭。一味地容忍他們，而又不幹脆與他們聯合，這選擇的是最簡單的精神安慰，是怯懦的表現。”
迪布勒伊滿臉不耐煩地敲擊著吸墨水紙的墊板。
“這是純主觀的動機，與我毫不相幹。”他說道，“我隻對自己行動的結果感興趣，而不在乎給我何種形象。”
“這不是形象問題……”
“當然是。”迪布勒伊粗暴地說道，“問題的實質在於您討厭給人造成害怕共產黨人的印象……”
亨利變得生硬起來：“一味地受共產黨人的恫嚇，我確實感到討厭：這與我們兩年來所做的一切努力是矛盾的。”
迪布勒伊繼續敲擊著墊板，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亨利冷冷地接著說：“真奇怪，您就這樣討論問題。我真想問問您為何那麽害怕惹共產黨人不高興。”
“讓他們高興還是不高興，我才不在乎呢。”迪布勒伊說，“我不願發起反蘇運動，尤其在現在這個時候，我認為這樣做是犯罪。”
“我認為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開展對集中營的鬥爭才是犯罪呢。”亨利說。他接著看了看迪布勒伊：“要是您真的參加了共產黨，那我對您的態度就可更好地理解：一個共產黨員嘛，我甚至想他都可否認集中營的存在，或者幹脆維護其存在。”
“我告訴您我沒有參加。”迪布勒伊氣唿唿地說，“您還不夠嗎？”
他站起身，在房間裏來迴踱步。“不，”亨利心想，“我還不夠。這並不妨礙迪布勒伊不知廉恥地對我撒謊，他已經撒過謊了。主觀動機他才不在乎呢。這一次我決不上他的當。”他忌恨地想。
迪布勒伊繼續默默地來迴踱步。他是否感覺到了亨利的懷疑？或隻是亨利極力反對讓他生氣了？他似乎難以自己。“那麽，隻有召集委員會會議了。”他說，“委員會的決定會對我們的是非有個評價的。”
“他們全都會擁護您，您心裏完全清楚！”亨利說。
“要是您的理由正確，定會說服他們的。”迪布勒伊說。
“算了吧！夏爾利埃和梅裏戈總是跟著您投票，勒諾瓦嘛已經在共產黨人腳下。他們的意見我不感興趣。”亨利說。
“那怎麽樣？您要一意孤行，違反委員會的決定？”迪布勒伊問道。
“在必要的情況下，是的。”
“是恫嚇吧？”迪布勒伊聲音失真地問：“要麽任您自由行事，要麽《希望報》就和革命解放聯合會決裂，是這意思吧？”
“您知道如果決裂意味著什麽吧？”迪布勒伊問。他的麵色發白，和他的聲音一般異常。“這意味著革命解放聯合會垮台。《希望報》也就進入了反共陣營。”
“目前，革命解放聯合會等於零。”亨利說，“《希望報》決不會變成反共派，請相信我。”
他們一時默默地相互打量著。
“我立即召集委員會開會。”迪布勒伊最後說，“若委員會同意我的意見，我們將公開對您進行批評。”
“它準會同意的。”亨利說道，向門口走去：“批評我吧，我會對你們作出迴答的。”
“你再考慮考慮。”迪布勒伊說，“您要採取的行動，叫做背叛。”
“早就全部考慮過了。”亨利說。
他穿過前門，關門離去。也許他從今再也不會踏進這個家門。
斯克利亞西納和薩瑪澤爾在報社焦灼不安地等待著他。他們無法掩飾自己的滿意心情。可當亨利對他們宣布他決定不受任何幹擾，親自撰寫有關集中營的文章時，他們有些失望。亨利態度強硬，要麽他自己寫，要麽就算了。斯克利亞西納還試圖討價還價，可薩瑪澤爾很快說服了他。亨利遂動手撰寫文章。他以材料為依據，大致描述了蘇聯的懲戒製度，強調指出了這種製度的醜惡實質，但他還是十分謹慎地指出了，一方麵蘇聯的錯誤絕對不能當作社會主義弊端的藉口，另一方麵，集中營的存在，這要譴責的是某種政策，而不是整個製度。在一個遭受最嚴重的經濟困難的國家裏，這些集中營無疑代表著一種最簡單的解決辦法，人們有權利希望這些集中營能消滅。因此，所有把蘇聯看作希望的化身的人們和共產黨員本身都必須行動起來，使集中營得以取消。公開集中營的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使局麵有所改變，正是為此，亨利才勇於執言。保持沉默是一種失敗主義和怯懦的表現。
文章在第二天早上發表了。朗貝爾表示極為不滿，亨利感到編輯部裏爭論激烈。晚上，一位特派員送來了斯克利亞西納的信，革命解放聯合會開除了佩隆和薩瑪澤爾，該聯合會從此與《希望報》再也沒有任何關係，並譴責他們利用那些隻有對史達林製度作出總的評價後才能作出判斷的事實為反共宣傳服務。不管其真正的影響如何，在今日，共產黨仍然是法國無產階級的惟一希望，如果誰要詆毀共產黨，那就是作出了抉擇，公開為反動派效勞。亨利立即擲筆給予迴擊，他譴責革命解放聯合會屈服於共產主義的恐怖，背叛了它原來的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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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著，”亨利氣憤地說，“您一直認為我們可以對共產黨人施加某些壓力，這也是我們運動的意義所在。現在機會來了，可以一試，要麽永遠一事無成。哪怕我們隻有一線成功的希望，也必須去努力。”
迪布勒伊一聳肩膀：“如果我們發起這場運動，那我們就剝奪了與共產黨人共事的任何可能性：他們會把我們列為反共分子，而且他們這樣做也沒有錯。您知道，”迪布勒伊繼續說：“我們盡力擔任的角色，就是一個少數反對派的角色，從外部看與黨派無關，但實際上與它有著聯繫。如果我們號召多數派起來反對共產黨，不管反對它哪一點那就不僅僅是反對了，而是公開與他們交戰，因此便變換了陣營，他們也就有權利把我們視作叛徒。”
亨利打量著迪布勒伊。如果他也是個暗藏的共產黨人，那他也不會不這麽說。迪布勒伊極力反對，這證實了亨利的想法：倘若共產黨人希望左派保持中立，這就證明了左派對共產黨人是有鉗製力量的，因而也就表明了左派的介入很有可能獲得成功。“簡言之，”他說，“您為了保持將來哪一天對共產黨人施加壓力的可能性，便拒絕眼下已經出現的機會。我們被允許充當的反對派角色，隻能在毫無作用可起的限度內去擔當，那麽，我決不接受這一角色。”他聲音堅定地補充道：“一想到共產黨人就會對我們大罵特罵，我心裏實在不是滋味，不比您更好受，可我好好思考了一番：我們別無選擇。”他一揮手擋住了迪布勒伊，在他一吐為快之前，不能讓迪布勒伊說話。“要作非共產黨人，這就意味著某種東西，要麽就毫無意義。倘若這毫無意義，那就幹脆成為共產黨人，或者幹脆迴家種菜去。倘若這還有點意義的話，那就意味著承擔某些義務，其中一條就是要在必要的時刻，善於與共產黨人鬥爭。一味地容忍他們，而又不幹脆與他們聯合，這選擇的是最簡單的精神安慰，是怯懦的表現。”
迪布勒伊滿臉不耐煩地敲擊著吸墨水紙的墊板。
“這是純主觀的動機，與我毫不相幹。”他說道，“我隻對自己行動的結果感興趣，而不在乎給我何種形象。”
“這不是形象問題……”
“當然是。”迪布勒伊粗暴地說道，“問題的實質在於您討厭給人造成害怕共產黨人的印象……”
亨利變得生硬起來：“一味地受共產黨人的恫嚇，我確實感到討厭：這與我們兩年來所做的一切努力是矛盾的。”
迪布勒伊繼續敲擊著墊板，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亨利冷冷地接著說：“真奇怪，您就這樣討論問題。我真想問問您為何那麽害怕惹共產黨人不高興。”
“讓他們高興還是不高興，我才不在乎呢。”迪布勒伊說，“我不願發起反蘇運動，尤其在現在這個時候，我認為這樣做是犯罪。”
“我認為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開展對集中營的鬥爭才是犯罪呢。”亨利說。他接著看了看迪布勒伊：“要是您真的參加了共產黨，那我對您的態度就可更好地理解：一個共產黨員嘛，我甚至想他都可否認集中營的存在，或者幹脆維護其存在。”
“我告訴您我沒有參加。”迪布勒伊氣唿唿地說，“您還不夠嗎？”
他站起身，在房間裏來迴踱步。“不，”亨利心想，“我還不夠。這並不妨礙迪布勒伊不知廉恥地對我撒謊，他已經撒過謊了。主觀動機他才不在乎呢。這一次我決不上他的當。”他忌恨地想。
迪布勒伊繼續默默地來迴踱步。他是否感覺到了亨利的懷疑？或隻是亨利極力反對讓他生氣了？他似乎難以自己。“那麽，隻有召集委員會會議了。”他說，“委員會的決定會對我們的是非有個評價的。”
“他們全都會擁護您，您心裏完全清楚！”亨利說。
“要是您的理由正確，定會說服他們的。”迪布勒伊說。
“算了吧！夏爾利埃和梅裏戈總是跟著您投票，勒諾瓦嘛已經在共產黨人腳下。他們的意見我不感興趣。”亨利說。
“那怎麽樣？您要一意孤行，違反委員會的決定？”迪布勒伊問道。
“在必要的情況下，是的。”
“是恫嚇吧？”迪布勒伊聲音失真地問：“要麽任您自由行事，要麽《希望報》就和革命解放聯合會決裂，是這意思吧？”
“您知道如果決裂意味著什麽吧？”迪布勒伊問。他的麵色發白，和他的聲音一般異常。“這意味著革命解放聯合會垮台。《希望報》也就進入了反共陣營。”
“目前，革命解放聯合會等於零。”亨利說，“《希望報》決不會變成反共派，請相信我。”
他們一時默默地相互打量著。
“我立即召集委員會開會。”迪布勒伊最後說，“若委員會同意我的意見，我們將公開對您進行批評。”
“它準會同意的。”亨利說道，向門口走去：“批評我吧，我會對你們作出迴答的。”
“你再考慮考慮。”迪布勒伊說，“您要採取的行動，叫做背叛。”
“早就全部考慮過了。”亨利說。
他穿過前門，關門離去。也許他從今再也不會踏進這個家門。
斯克利亞西納和薩瑪澤爾在報社焦灼不安地等待著他。他們無法掩飾自己的滿意心情。可當亨利對他們宣布他決定不受任何幹擾，親自撰寫有關集中營的文章時，他們有些失望。亨利態度強硬，要麽他自己寫，要麽就算了。斯克利亞西納還試圖討價還價，可薩瑪澤爾很快說服了他。亨利遂動手撰寫文章。他以材料為依據，大致描述了蘇聯的懲戒製度，強調指出了這種製度的醜惡實質，但他還是十分謹慎地指出了，一方麵蘇聯的錯誤絕對不能當作社會主義弊端的藉口，另一方麵，集中營的存在，這要譴責的是某種政策，而不是整個製度。在一個遭受最嚴重的經濟困難的國家裏，這些集中營無疑代表著一種最簡單的解決辦法，人們有權利希望這些集中營能消滅。因此，所有把蘇聯看作希望的化身的人們和共產黨員本身都必須行動起來，使集中營得以取消。公開集中營的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使局麵有所改變，正是為此，亨利才勇於執言。保持沉默是一種失敗主義和怯懦的表現。
文章在第二天早上發表了。朗貝爾表示極為不滿，亨利感到編輯部裏爭論激烈。晚上，一位特派員送來了斯克利亞西納的信，革命解放聯合會開除了佩隆和薩瑪澤爾，該聯合會從此與《希望報》再也沒有任何關係，並譴責他們利用那些隻有對史達林製度作出總的評價後才能作出判斷的事實為反共宣傳服務。不管其真正的影響如何，在今日，共產黨仍然是法國無產階級的惟一希望，如果誰要詆毀共產黨，那就是作出了抉擇，公開為反動派效勞。亨利立即擲筆給予迴擊，他譴責革命解放聯合會屈服於共產主義的恐怖，背叛了它原來的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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