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樣？”迪布勒伊問道，“那部劇情況如何？整個來說評論還是很好的吧，嗯？”
亨利感到這一和藹的聲音顯得虛假：也許因為他心虛。
“評論是好的。”亨利答道，繼而一聳肩膀，“我得告訴你這部劇我已經煩透了。我所要求的，是能夠想一想別的事情。”
“我了解這種心情！”迪布勒伊說，“成功之中總有著某種令人厭惡的成分。”他微微一笑，“誰也不會永遠滿足，失敗，當然也不讓人舒服。”
他們在書房坐了下來，迪布勒伊接著說道：
“呃，我們有必要談談別的事情。”
“對。我近來迫不及待想了解您的想法。”亨利說，“我目前已經堅信佩爾托夫說的絕大部分是真話。”
“總的說來，是的。”迪布勒伊說，“那些集中營確實存在。雖然不是納粹的那種置人於死地的集中營，可總還是些服勞役的地方。警察有權利不進行任何審判就把人關進勞役犯監獄，一關就是五年。除此之外，我很想弄清到底有多少勞役犯、多少政治犯，被判終身勞役的有多少，佩爾托夫提供的數字完全是隨意估算的。”
亨利點了點頭：“依我之見，我們不應該發表他的報告。”他說，“我們應該共同確認哪些事實是有把握的，然後再得出我們自己的結論。我們將以我們自己的名義講話，同時明確我們的觀點。”
迪布勒伊看了看亨利：“我的意見，是什麽也不要公開。我馬上向您解釋為什麽……”
亨利感到心裏微微一驚。“看來是別人看準了。”他暗中思忖。他打斷了迪布勒伊的話：“您想遮住這件事？”
“您完全知道這事是完全遮不住的，右派報刊定會從中大做文章，就把這份樂趣讓給它吧。首先向蘇聯提出控訴的不該是我們。”他一揮手擋住了亨利的話：“我們即使採取種種可以設想到的謹慎措施，也無濟於事，人們必定可從我們的文章中看到對蘇聯製度的譴責。我無論如何也不願這樣做。”
亨利保持緘默。迪布勒伊說得斬釘截鐵。他的位置一旦確定，就再也不會鬆口，爭論也純屬枉然。他一個人作出了決定，定將把它強加給委員會，亨利隻有乖乖地服從。
“我得給您提一個問題。”他說。
“提吧。”
“有人說您最近參加了共產黨。”
“有人說？”迪布勒伊道，“誰說？”
“是傳說。”
迪布勒伊聳聳肩膀：“那您就當真了？”
“我們已經兩個月沒有在一起交談了。”亨利說，“我不以為您會連個招唿都不打。”
“當然，我一定會打招唿的！”迪布勒伊口氣激烈地說，“真荒唐，我怎麽會沒有事先報告勞動革命解放聯合會，也不公開陳述自己的理由就加入共產黨呢？”
“您可以緩幾個星期再作這種解釋嘛。”亨利說道，緊接著補充道：“我應該說我對這種傳說感到驚詫，可我還是想問問您本人。”
“所有那些傳聞！”迪布勒伊說，“什麽都亂說。”
他顯得真誠，可是，若他真的撒謊，他就該擺出這種真誠的神態。說真的，亨利看不出他為何要這樣做。然而斯克利亞西納對自己說出的東西顯得絕對有把握。“我應該見見那位提供情況的人。”亨利心裏對自己說。信賴，這是無限製的；要麽信賴，要麽就是不信賴。既然他對迪布勒伊已經不再信任，那他拒絕見那人完全是一種故作高尚的舉動。他以不偏不倚的聲音說道：
“報社裏，大家都同意公開揭露事實真相。朗貝爾已經作出決定，若不揭露，他就離開《希望報》。”
“這並不是什麽嚴重的損失。”迪布勒伊說。
“這將使處境變得十分微妙，因為薩瑪澤爾和特拉利奧時刻準備與革命解放聯合會分道揚鑣。”
迪布勒伊思慮片刻：“那麽，如果朗貝爾走，我就買下他那一股。”
“您？”
“搞報紙我並無興趣，可這是捍衛我們自己的最佳手段。您定能說服朗貝爾把他那一股賣給我。至於錢嘛，我會想辦法解決的。”
亨利一時不知所措。這種念頭他可一點也不喜歡。突然，他腦中一閃：“這是個策劃已久的陰謀！”迪布勒伊和朗貝爾一起度過了整個夏天，他知道朗貝爾時刻準備辭職。看來一切都很有聯繫。共產黨人讓迪布勒伊負責阻止發起對他們有礙的行動，並打入報社的領導，把《希望報》據為他們所有。隻有精心掩蓋他已加入共產黨這一事實，他才有可能達到目的。
“惟獨這件事行不通。”亨利冷冷地說，“因為我也想要公開事實真相。”
“您錯了！”迪布勒伊說，“您要明白，如果左派在全民投票和選舉中不能獲勝，我們就麵臨著戴高樂派獨裁的危險。眼下可不是為反共宣傳效勞的時候。”
亨利打量著迪布勒伊，問題的關鍵不是要弄清他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腳，而是要看他是否真的抱有誠意。
“那等選舉之後，您是否同意公開事實？”他問道。
“等到那個時候，不管怎麽說，事情早就傳開了。”迪布勒伊說。
“是的，佩爾托夫會把他的材料送到《費加羅報》去。”亨利說，“這也就是說這並不關係選舉的勝負，而隻是關係到我們自己的態度。依此觀點看，我不明白讓右派搶先發表到底有何益處。我們無論如何也得表明我們的立場：我們這樣會給人什麽印象？我們勢必想方設法緩和反共宣傳，而又不能公開認定蘇聯有理，這樣一來，我們肯定就是一副偽君子的麵目……”
迪布勒伊打斷了亨利說：“我十分清楚我們將講些什麽。我堅信這一點，那就是那些集中營並非佩爾托夫所認定的那樣，是製度本身所造成的；它們僅僅是與某種政策相聯繫，對這種政策可以感到遺憾，但並不影響製度本身。我們一定要把這兩者區分開來，我們譴責懲治性的勞役，可我們要捍衛蘇聯。”
“就算這樣吧。”亨利說，“顯而易見，如果我們搶先譴責集中營，那我們的話的分量要重得多。誰也不會認為我們是人雲亦雲。人們將信賴我們，我們可以毀了反共分子的牆腳：如果他們要對我們吹毛求疵，那他們就會給人以好戰分子的形象。”
“噢！這不會改變任何狀況，人們照舊會信他們的話。”迪布勒伊說，“一旦他們從我們的介入中找到理由，那麽連同情者們也會氣憤得轉向蘇聯，他們準會這麽宣傳！這無疑會弄得那些旁觀者們惴惴不安。”
亨利搖搖頭：“必須讓左派控製這一事件。對右派的惡意中傷，共產黨人已經習以為常，不會大驚小怪。但是，如果全歐洲的所有左派都起來反對集中營，那就會讓我們坐立不安。秘密一旦成為醜聞，形勢就會變化：蘇聯也許最終會修正其懲戒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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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感到這一和藹的聲音顯得虛假：也許因為他心虛。
“評論是好的。”亨利答道，繼而一聳肩膀，“我得告訴你這部劇我已經煩透了。我所要求的，是能夠想一想別的事情。”
“我了解這種心情！”迪布勒伊說，“成功之中總有著某種令人厭惡的成分。”他微微一笑，“誰也不會永遠滿足，失敗，當然也不讓人舒服。”
他們在書房坐了下來，迪布勒伊接著說道：
“呃，我們有必要談談別的事情。”
“對。我近來迫不及待想了解您的想法。”亨利說，“我目前已經堅信佩爾托夫說的絕大部分是真話。”
“總的說來，是的。”迪布勒伊說，“那些集中營確實存在。雖然不是納粹的那種置人於死地的集中營，可總還是些服勞役的地方。警察有權利不進行任何審判就把人關進勞役犯監獄，一關就是五年。除此之外，我很想弄清到底有多少勞役犯、多少政治犯，被判終身勞役的有多少，佩爾托夫提供的數字完全是隨意估算的。”
亨利點了點頭：“依我之見，我們不應該發表他的報告。”他說，“我們應該共同確認哪些事實是有把握的，然後再得出我們自己的結論。我們將以我們自己的名義講話，同時明確我們的觀點。”
迪布勒伊看了看亨利：“我的意見，是什麽也不要公開。我馬上向您解釋為什麽……”
亨利感到心裏微微一驚。“看來是別人看準了。”他暗中思忖。他打斷了迪布勒伊的話：“您想遮住這件事？”
“您完全知道這事是完全遮不住的，右派報刊定會從中大做文章，就把這份樂趣讓給它吧。首先向蘇聯提出控訴的不該是我們。”他一揮手擋住了亨利的話：“我們即使採取種種可以設想到的謹慎措施，也無濟於事，人們必定可從我們的文章中看到對蘇聯製度的譴責。我無論如何也不願這樣做。”
亨利保持緘默。迪布勒伊說得斬釘截鐵。他的位置一旦確定，就再也不會鬆口，爭論也純屬枉然。他一個人作出了決定，定將把它強加給委員會，亨利隻有乖乖地服從。
“我得給您提一個問題。”他說。
“提吧。”
“有人說您最近參加了共產黨。”
“有人說？”迪布勒伊道，“誰說？”
“是傳說。”
迪布勒伊聳聳肩膀：“那您就當真了？”
“我們已經兩個月沒有在一起交談了。”亨利說，“我不以為您會連個招唿都不打。”
“當然，我一定會打招唿的！”迪布勒伊口氣激烈地說，“真荒唐，我怎麽會沒有事先報告勞動革命解放聯合會，也不公開陳述自己的理由就加入共產黨呢？”
“您可以緩幾個星期再作這種解釋嘛。”亨利說道，緊接著補充道：“我應該說我對這種傳說感到驚詫，可我還是想問問您本人。”
“所有那些傳聞！”迪布勒伊說，“什麽都亂說。”
他顯得真誠，可是，若他真的撒謊，他就該擺出這種真誠的神態。說真的，亨利看不出他為何要這樣做。然而斯克利亞西納對自己說出的東西顯得絕對有把握。“我應該見見那位提供情況的人。”亨利心裏對自己說。信賴，這是無限製的；要麽信賴，要麽就是不信賴。既然他對迪布勒伊已經不再信任，那他拒絕見那人完全是一種故作高尚的舉動。他以不偏不倚的聲音說道：
“報社裏，大家都同意公開揭露事實真相。朗貝爾已經作出決定，若不揭露，他就離開《希望報》。”
“這並不是什麽嚴重的損失。”迪布勒伊說。
“這將使處境變得十分微妙，因為薩瑪澤爾和特拉利奧時刻準備與革命解放聯合會分道揚鑣。”
迪布勒伊思慮片刻：“那麽，如果朗貝爾走，我就買下他那一股。”
“您？”
“搞報紙我並無興趣，可這是捍衛我們自己的最佳手段。您定能說服朗貝爾把他那一股賣給我。至於錢嘛，我會想辦法解決的。”
亨利一時不知所措。這種念頭他可一點也不喜歡。突然，他腦中一閃：“這是個策劃已久的陰謀！”迪布勒伊和朗貝爾一起度過了整個夏天，他知道朗貝爾時刻準備辭職。看來一切都很有聯繫。共產黨人讓迪布勒伊負責阻止發起對他們有礙的行動，並打入報社的領導，把《希望報》據為他們所有。隻有精心掩蓋他已加入共產黨這一事實，他才有可能達到目的。
“惟獨這件事行不通。”亨利冷冷地說，“因為我也想要公開事實真相。”
“您錯了！”迪布勒伊說，“您要明白，如果左派在全民投票和選舉中不能獲勝，我們就麵臨著戴高樂派獨裁的危險。眼下可不是為反共宣傳效勞的時候。”
亨利打量著迪布勒伊，問題的關鍵不是要弄清他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腳，而是要看他是否真的抱有誠意。
“那等選舉之後，您是否同意公開事實？”他問道。
“等到那個時候，不管怎麽說，事情早就傳開了。”迪布勒伊說。
“是的，佩爾托夫會把他的材料送到《費加羅報》去。”亨利說，“這也就是說這並不關係選舉的勝負，而隻是關係到我們自己的態度。依此觀點看，我不明白讓右派搶先發表到底有何益處。我們無論如何也得表明我們的立場：我們這樣會給人什麽印象？我們勢必想方設法緩和反共宣傳，而又不能公開認定蘇聯有理，這樣一來，我們肯定就是一副偽君子的麵目……”
迪布勒伊打斷了亨利說：“我十分清楚我們將講些什麽。我堅信這一點，那就是那些集中營並非佩爾托夫所認定的那樣，是製度本身所造成的；它們僅僅是與某種政策相聯繫，對這種政策可以感到遺憾，但並不影響製度本身。我們一定要把這兩者區分開來，我們譴責懲治性的勞役，可我們要捍衛蘇聯。”
“就算這樣吧。”亨利說，“顯而易見，如果我們搶先譴責集中營，那我們的話的分量要重得多。誰也不會認為我們是人雲亦雲。人們將信賴我們，我們可以毀了反共分子的牆腳：如果他們要對我們吹毛求疵，那他們就會給人以好戰分子的形象。”
“噢！這不會改變任何狀況，人們照舊會信他們的話。”迪布勒伊說，“一旦他們從我們的介入中找到理由，那麽連同情者們也會氣憤得轉向蘇聯，他們準會這麽宣傳！這無疑會弄得那些旁觀者們惴惴不安。”
亨利搖搖頭：“必須讓左派控製這一事件。對右派的惡意中傷，共產黨人已經習以為常，不會大驚小怪。但是，如果全歐洲的所有左派都起來反對集中營，那就會讓我們坐立不安。秘密一旦成為醜聞，形勢就會變化：蘇聯也許最終會修正其懲戒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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