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講話的是薩瑪澤爾。他很快開始叫喊，開始吆喝，儼然集市上的一個叫賣者。我重又坐在座椅上，周圍的人跟我一樣難以自己，傻乎乎地被這些話語所陶醉。這不是什麽希望，也不是什麽先兆：僅僅是話語而已。在卜萊耶爾會場，我曾在那一張張全神貫注的臉上看見過同樣的光芒，但這並沒有阻擋華沙、布痕瓦爾德、史達林格勒、奧拉杜爾悲劇的發生。是的，大家都知道安於天命與自私自利的代價。可是，大家雖然早已明白，但也毫無用處。人們從來就沒有成功地阻止過災禍的降臨；也不可能在朝夕之間可望獲得成功，至少在我們活著的這一代已經不可能了。至於這一漫長的史前時代之後將發生什麽，不得不承認根本無法想像。前途並沒有把握，近的與遠的一切都毫無保障。我瞥了羅貝爾一眼。所有這一雙雙眼睛反映出的難道真的就是他說的道理？人們也在別處審視著他：從美國、從蘇聯、從遙遠的過去審視著他。他們看到的是一個怎樣的人？也許隻是一個老夢幻家。做夢向來缺乏嚴肅性。也許他將來就會這樣來看待自己。他將意識到自己的行動毫無益處，或者更糟，隻是起到了矇騙人們的作用。若能以我的意誌為轉移，宣布世間沒有真理可言就好了！可是，真理確實存在。我們的生活分明存在著，猶如石塊一般沉重，有著我們所不了解的一麵，這是多麽可怕啊。我肯定自己這一次說的不是胡話，我一滴酒也沒喝，黑夜也尚未降臨，然而恐懼感卻使我窒息。
“你們滿意嗎？”我一副超脫的樣子問他們。亨利是滿意的。“這是一次成功。”他快活地告訴我。薩瑪澤爾說：“這是一次勝利。”可是羅貝爾卻咕嚕道：“一次集會，這證明不了什麽東西。”十年前，他從卜萊耶爾會場出來時，沒有說過類似的話。當時，他滿麵紅光，神采奕奕。然而，我們都考慮到戰爭也許最終將要爆發：這種清醒的認識來自何處？啊！我們麵前時間還長。透過戰爭的威脅，羅貝爾隱約看到了法西斯主義最終要被消滅，這將付出何種犧牲，他已經徹底超越。如今，他感覺到暮年已至：他需要短時期內的明確信念。後來幾天，他一直抑鬱不歡。本來，當夏爾利埃告訴他已經加入了革命解放聯合會時，他應該喜笑顏開的，可是我發現他從來沒有像這次會談後那樣沉默寡言。不過，我心裏是理解他的。這主要不是因為夏爾利埃那副外貌的緣故：夏爾利埃出了集中營後，頭發雖然還沒有長起來，皮膚發紅、粗糙不平，可他總歸又長了十公斤，還配了假牙；也不是他講的那些事情的緣故，對集中營的那種種恐怖我們已經再也清楚不過了。令人難以忍受的應該說是夏爾利埃說話時的那種腔調。他原本是位最溫和、最執著的理想主義者，如今，當他迴憶起遭拳打、挨耳光、受酷刑、經受飢餓、腸絞痛等忍辱負重的日子時，卻付之一笑。這談不上什麽厚顏無恥的笑，可這是幼稚的笑，還是看破紅塵的笑，是超脫的笑，還是愚蠢的笑，誰也不甚清楚。他恥笑社會黨想入非非，期待他重新加入他們的隊伍，對共產黨人他則始終存著內心那份由來已久的厭惡。革命解放聯合會吸引了他，他許下諾言，答應要把聚集在他身後的一大班人馬一起帶來。等他離開我們後，羅貝爾對我說：
“你那一天對我猶豫不決還感到奇怪，可你現在明白了吧。今天，當人們參與行動時，最可怕的一點是大家對錯誤付出的代價都一清二楚。”
我知道他認為他的同輩人及他本身對這場大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他是頭腦最清醒、行動最積極地反對這場戰爭的人之一。可是，他失敗了，於是便把自己視為罪人。使我感到驚奇的是，他與夏爾利埃的會麵竟喚起了他內心的痛楚。一般來說，他往往對集體而很少對個人作出反應。
“不管怎樣，即使革命解放聯合會本身就是個錯誤，也不會造成大難。”我說。
“小災小難也是難。”羅貝爾說。他遲疑了一下：“隻有比我現在年輕的人才會輕信前途可以拯救一切。我深感自己的責任比過去更加有限，但同時也更加明確、更加重大了。”
“怎麽迴事？”
“呃，我的想法與你頗為相似，一個人的死亡或災難是永遠無法超越的。噢！我是在逆流而行。”他補充道，“現在年輕人的心腸比我們過去要硬得多，甚至連廉恥心也蕩然無存了，而我倒變得多愁善感起來。”
“反過來不正可以說明您變得比以前更加實在了嗎？”
“我沒有把握：什麽地方實實在在？”羅貝爾問道。
毫無疑問，他比以前更加脆弱易擊了。幸虧集會見了成效，每天都有人來登記入會。共產黨人最後也沒有向革命解放聯合會宣戰，他們言談之中雖然帶著惡意，但掌握一定分寸，並不過火。整個運動可望真正得到發展。惟有一點不利，就是《希望報》因此而失去了許多讀者，不久將被迫使用特拉利奧的資金。
“您肯定他準會出錢？”我問道，一邊在鏡中很不滿意地端詳著自己。
“當然肯定。”羅貝爾迴答道。
“那您為什麽要去赴這次晚宴？為什麽還要拖著我去？”
“不管怎麽說，還是讓他保持興頭的好。”羅貝爾說道，一邊遺憾地在繫著領帶。“對一個準備從他身上挖出八百萬的傢夥，怎麽也得吹吹他的癖好。”
“八百萬！”
“對！”羅貝爾說，“他們到了這個地步！完全是因為呂克的過錯。多固執！可他們將不得不拿特拉利奧的錢。薩瑪澤爾親自去調查了一番，認為他們無論如何再也堅持不下去了。”
“那我從命。”我說，“為了《希望報》，去城裏吃頓晚飯，值得！”
我們笑盈盈地步入寬敞的書房兼沙龍，薩瑪澤爾夫婦已經先到了。薩瑪澤爾身著一套淡灰色法蘭絨西服，更顯得肥胖。特拉利奧也滿臉堆笑，他的妻子不在場，隻見一位姑娘身材頎長，頭發黯無光澤，令我想起了中學時代那些虔誠的女同學。在黑白方格地麵的餐廳，為我們擺了一席豐盛美味的佳肴。飯後用咖啡時，特拉利奧隻招待飲料，沒有敬雪茄菸。薩瑪澤爾肯定更喜歡來支雪茄，他一邊品味著陳釀白蘭地，一邊談笑風生，倒也沒有在一旁私下盤算什麽。我已經很久沒有踏進真正的資本家的門檻了，這樣做，我覺得是種慰藉。有時，我在心裏想，我認識的知識分子全都有點靠不住的地方，可一與資本家打交道，馬上發現他們更沒有值得我們羨慕的東西。納迪娜確實古怪，我任她隨心所欲地生活也非同尋常。可麵前這位已經憔悴的少女，給客人上咖啡時那副備受壓迫的神態在我看來要更為可怕得多。我敢肯定，若我將她安頓在我的長沙發上，她準有許多傷心事兒要向我訴說。好一個特拉利奧！盡管他裝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樣子，可我覺得他心術不正。他那難以遮掩的自負與他表麵上對薩瑪澤爾熱情過頭的讚美極不協調。他們倆共同迴憶起抵抗運動的往事，大談特談了一陣之後，轉而對集會成功表示祝賀。薩瑪澤爾說道：“好兆頭，我們正在向外省發展。一年之內我們就可擁有二十萬會員，要不我們就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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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滿意嗎？”我一副超脫的樣子問他們。亨利是滿意的。“這是一次成功。”他快活地告訴我。薩瑪澤爾說：“這是一次勝利。”可是羅貝爾卻咕嚕道：“一次集會，這證明不了什麽東西。”十年前，他從卜萊耶爾會場出來時，沒有說過類似的話。當時，他滿麵紅光，神采奕奕。然而，我們都考慮到戰爭也許最終將要爆發：這種清醒的認識來自何處？啊！我們麵前時間還長。透過戰爭的威脅，羅貝爾隱約看到了法西斯主義最終要被消滅，這將付出何種犧牲，他已經徹底超越。如今，他感覺到暮年已至：他需要短時期內的明確信念。後來幾天，他一直抑鬱不歡。本來，當夏爾利埃告訴他已經加入了革命解放聯合會時，他應該喜笑顏開的，可是我發現他從來沒有像這次會談後那樣沉默寡言。不過，我心裏是理解他的。這主要不是因為夏爾利埃那副外貌的緣故：夏爾利埃出了集中營後，頭發雖然還沒有長起來，皮膚發紅、粗糙不平，可他總歸又長了十公斤，還配了假牙；也不是他講的那些事情的緣故，對集中營的那種種恐怖我們已經再也清楚不過了。令人難以忍受的應該說是夏爾利埃說話時的那種腔調。他原本是位最溫和、最執著的理想主義者，如今，當他迴憶起遭拳打、挨耳光、受酷刑、經受飢餓、腸絞痛等忍辱負重的日子時，卻付之一笑。這談不上什麽厚顏無恥的笑，可這是幼稚的笑，還是看破紅塵的笑，是超脫的笑，還是愚蠢的笑，誰也不甚清楚。他恥笑社會黨想入非非，期待他重新加入他們的隊伍，對共產黨人他則始終存著內心那份由來已久的厭惡。革命解放聯合會吸引了他，他許下諾言，答應要把聚集在他身後的一大班人馬一起帶來。等他離開我們後，羅貝爾對我說：
“你那一天對我猶豫不決還感到奇怪，可你現在明白了吧。今天，當人們參與行動時，最可怕的一點是大家對錯誤付出的代價都一清二楚。”
我知道他認為他的同輩人及他本身對這場大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他是頭腦最清醒、行動最積極地反對這場戰爭的人之一。可是，他失敗了，於是便把自己視為罪人。使我感到驚奇的是，他與夏爾利埃的會麵竟喚起了他內心的痛楚。一般來說，他往往對集體而很少對個人作出反應。
“不管怎樣，即使革命解放聯合會本身就是個錯誤，也不會造成大難。”我說。
“小災小難也是難。”羅貝爾說。他遲疑了一下：“隻有比我現在年輕的人才會輕信前途可以拯救一切。我深感自己的責任比過去更加有限，但同時也更加明確、更加重大了。”
“怎麽迴事？”
“呃，我的想法與你頗為相似，一個人的死亡或災難是永遠無法超越的。噢！我是在逆流而行。”他補充道，“現在年輕人的心腸比我們過去要硬得多，甚至連廉恥心也蕩然無存了，而我倒變得多愁善感起來。”
“反過來不正可以說明您變得比以前更加實在了嗎？”
“我沒有把握：什麽地方實實在在？”羅貝爾問道。
毫無疑問，他比以前更加脆弱易擊了。幸虧集會見了成效，每天都有人來登記入會。共產黨人最後也沒有向革命解放聯合會宣戰，他們言談之中雖然帶著惡意，但掌握一定分寸，並不過火。整個運動可望真正得到發展。惟有一點不利，就是《希望報》因此而失去了許多讀者，不久將被迫使用特拉利奧的資金。
“您肯定他準會出錢？”我問道，一邊在鏡中很不滿意地端詳著自己。
“當然肯定。”羅貝爾迴答道。
“那您為什麽要去赴這次晚宴？為什麽還要拖著我去？”
“不管怎麽說，還是讓他保持興頭的好。”羅貝爾說道，一邊遺憾地在繫著領帶。“對一個準備從他身上挖出八百萬的傢夥，怎麽也得吹吹他的癖好。”
“八百萬！”
“對！”羅貝爾說，“他們到了這個地步！完全是因為呂克的過錯。多固執！可他們將不得不拿特拉利奧的錢。薩瑪澤爾親自去調查了一番，認為他們無論如何再也堅持不下去了。”
“那我從命。”我說，“為了《希望報》，去城裏吃頓晚飯，值得！”
我們笑盈盈地步入寬敞的書房兼沙龍，薩瑪澤爾夫婦已經先到了。薩瑪澤爾身著一套淡灰色法蘭絨西服，更顯得肥胖。特拉利奧也滿臉堆笑，他的妻子不在場，隻見一位姑娘身材頎長，頭發黯無光澤，令我想起了中學時代那些虔誠的女同學。在黑白方格地麵的餐廳，為我們擺了一席豐盛美味的佳肴。飯後用咖啡時，特拉利奧隻招待飲料，沒有敬雪茄菸。薩瑪澤爾肯定更喜歡來支雪茄，他一邊品味著陳釀白蘭地，一邊談笑風生，倒也沒有在一旁私下盤算什麽。我已經很久沒有踏進真正的資本家的門檻了，這樣做，我覺得是種慰藉。有時，我在心裏想，我認識的知識分子全都有點靠不住的地方，可一與資本家打交道，馬上發現他們更沒有值得我們羨慕的東西。納迪娜確實古怪，我任她隨心所欲地生活也非同尋常。可麵前這位已經憔悴的少女，給客人上咖啡時那副備受壓迫的神態在我看來要更為可怕得多。我敢肯定，若我將她安頓在我的長沙發上，她準有許多傷心事兒要向我訴說。好一個特拉利奧！盡管他裝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樣子，可我覺得他心術不正。他那難以遮掩的自負與他表麵上對薩瑪澤爾熱情過頭的讚美極不協調。他們倆共同迴憶起抵抗運動的往事，大談特談了一陣之後，轉而對集會成功表示祝賀。薩瑪澤爾說道：“好兆頭，我們正在向外省發展。一年之內我們就可擁有二十萬會員，要不我們就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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