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門。”亨利說著,快步朝門口走去。原來是迪布勒伊一家。安娜抱著一束玫瑰花,迪布勒伊肩上搭著幾大串紅辣椒,身後跟著的納迪娜顯得悶悶不樂。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您知道消息了嗎?空軍終於出擊了。”


    “知道了,一千架飛機!”


    “他們被一掃而光了。”


    “他們完蛋了。”


    迪布勒伊把那些紅辣椒放在長沙發上:“用這玩藝兒來裝飾裝飾你們這間亂得像窯子似的小屋子。”


    “謝謝。”波爾毫無熱情地謝道。迪布勒伊把這套公寓說成窯子,聽了好不讓她氣惱。他常說像窯子,是因為這屋裏擺著這麽多麵鏡子和掛著紅色窗簾的緣故。迪布勒伊察看了一番屋子,說:“應該把紅辣椒掛到中樑上去,這要比槲寄生美。”


    “我喜歡槲寄生。”波爾斬釘截鐵地說。


    “槲寄生,是傻玩藝兒,毫無特色,過時了。再說,它是寄生玩藝兒。”


    “把紅辣椒掛到樓梯上麵的扶手上吧。”安娜建議道。


    “掛在這裏,要漂亮多了。”迪布勒伊說。


    “我堅持掛我的槲寄生和枸骨葉冬青。”波爾毫不相讓。


    “行,行,這是在您的家裏。”迪布勒伊說道,然後朝納迪娜示意:“過來幫我一把。”


    安娜取出了熟肉醬、黃油、奶酪和糕點。“這是用來調製潘趣酒的。”她邊說邊把兩瓶朗姆酒往桌上放。接著,她把一包東西塞到波爾的手中:“喏,這是給你的禮物。這個是給您的。”她說著遞給亨利一隻陶瓷菸鬥,上麵一隻鳥爪正死抓著一隻小蛋,與路易十五年前用的菸鬥一模一樣。


    “真棒極了!十五年來,我一直渴望有這麽一隻菸鬥。您是怎麽猜透我的心思的?”


    “因為您跟我說過!”


    “一公斤茶!你真救了我的命。”波爾驚嘆道,“多香啊!真正的好茶!”


    亨利動手切起麵包片來,安娜往上抹黃油,波爾則一麵往麵包片上塗肉醬,一麵忐忑不安地察看著迪布勒伊用錘子猛擊著鐵釘。


    “您知道缺點兒什麽嗎?”他朝波爾大聲說道,“缺一盞大水晶玻璃吊燈。我一定給您搞一盞來。”


    “可我不需要!”


    迪布勒伊把一串串紅辣椒掛好,然後走下樓梯。


    “不錯!”他一邊說一邊用挑剔的目光檢查著自己的傑作。他走近餐桌,打開一袋香料。多少年來,隻要一有機會,他就調製潘趣酒,這配方是他在海地搜集來的。納迪娜倚著樓梯扶手,嘴裏咀嚼著一個紅辣椒。她芳齡十八,盡管常在法國人和美國人的床笫上亂睡,但看上去卻仍然像情竇初開的少女。


    “別把裝飾品給吃了。”迪布勒伊朝她喊叫道。他把一瓶朗姆酒倒進色拉盒內,轉身對亨利說:“我前天遇到了薩瑪澤爾,我很高興,因為他似乎已經打定主意跟我們走。您明天晚上有空嗎?”


    “11點之前,我無法離開報社。”亨利迴答道。


    “那就11點來一趟吧。”迪布勒伊說,“我們要討論一下怎麽行動,我很希望您能在場。”


    亨利淡淡一笑:“我這就不明白為什麽了。”


    “我跟他說過您跟我一起工作,您在場分量會更重。”


    “我並不認為像薩瑪澤爾那樣的傢夥對此會很重視。”亨利仍然微笑道,“他肯定十分清楚我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


    “可他跟我想法一致,決不能放棄政治而讓政客去搞。”迪布勒伊說,“您來吧,哪怕隻稍待片刻也行。薩瑪澤爾手下有一批人,值得重視,都是些年輕小夥子,我們用得著。”


    “聽著,您不要再喋喋不休地談論政治!”波爾聲音不快地說,“今天晚上是節日。”


    “那又怎麽樣?”迪布勒伊反問道,“難道在節日裏就禁止談論令人關心的事情?”


    “可您為什麽堅持要把亨利往這樁麻煩事裏拖!”波爾不甘示弱,“他已經夠勞累的了,他已經跟您說過幾十遍了,政治讓他煩透了。”


    “我知道,您把我看作一個不正經的人,總是想方設法把他的小夥計們往歪道上引。”迪布勒伊微笑道,“可政治不是墮落,我的美人,也不是社會遊戲。要是三年後爆發新的戰爭,第一個抱怨的也許就是您。”


    “這是危言聳聽!”波爾道,“等這場戰爭徹底結束後,沒有人想再打一次新的戰爭了。”


    “人們想還是不想,您覺得這起得了什麽作用!”迪布勒伊說。


    波爾正要迴擊,可亨利搶過了話頭。“真的,”他並無惡意地說,“我沒有時間。”


    “時間永遠都有。”迪布勒伊說。


    “對您來說是這樣。”亨利微笑著說,“可我呀,是一個凡夫俗子。要我整整一個月,天天連續工作二十小時,也不睡覺,我做不到。”


    “我也同樣辦不到。”迪布勒伊說,“我再也不是二十歲的年輕小夥子了。不過,不會要求您幹那麽多事的。”他神色不安地嚐了嚐潘趣酒,又這樣補充了一句。


    亨利開心地瞅了他一眼。不論是二十歲還是八十歲,迪布勒伊總是一雙貪噬一切的大眼睛,滿目喜悅,永遠顯得那麽年輕。這真是個狂熱的傢夥!相比之下,亨利常覺得自己不專一、懶惰、不堅定,即使逼著自己也無濟於事。二十歲時,他是多麽崇拜迪布勒伊,以致覺得自己應該處處效法於他。結果呢?他還是永遠睡不夠,大量服麻醉劑,陷入愚蠢的泥潭而難以自拔。他不得不痛下決心:放棄娛樂。於是他漸漸失去了生活的情趣,同時,也喪失了寫作的樂趣,慢慢變成了一部機器。整整四年裏,他完全是一部機器。現在,他首先要使自己重新成為一個人。


    “我毫無經驗,真不明白這對您會有什麽用場。”他說。


    “沒有經驗,這自有它好的一麵。”迪布勒伊開腔道。接著,他淡然一笑:“再說,就目前而言,您的大名對許多人來說頗有影響。”他笑得更帶勁了,“在戰前,薩瑪澤爾在大大小小的各個派別中都混過,可我並不是因為這一點才需要他,而是因為他是一個遊擊英雄,他的名字有影響。”


    亨利開口笑了起來,在他看來,隻有當迪布勒伊想表現得恬不知恥之時,才顯得最為幼稚天真。波爾譴責他危言聳聽,這自有道理,倘若他真的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那他決不會如此開心。事實是他看到出現了行動的可能性,迫不及待地要適時利用。亨利並不感到那麽興奮。顯然,自1939年以來,他變了,從前,他是左派,這是因為資產階級使他厭惡,社會不公平令他憎恨,也因為他把世上所有的人都看作兄弟。可這種美好的高尚情感並沒有使他投入任何行動。如今,他知道自己若真的想要與自己的階級決裂,他自己必須付出代價。馬勒菲拉特爾、布古安和皮卡爾在小樹林邊丟了命,可他將永遠懷念他們,仿佛他們還活在人間:他和他們圍坐在一起,麵前的桌上放著一盆紅酒玉蔥燒野兔,他們飲著白葡萄酒,談論著前途,盡管並不十分相信會有什麽前途。這四個當兵的,等戰爭一結束,他們各自又將重新成為一個資產者、一個農民、兩個鋼鐵工人。此時此刻,亨利明白了,在其他三人和他的眼裏,自己可能會像一個或多或少有點恥辱,但心甘情願的特權者,再也不會是他們中間的人了。若要繼續做他們的夥伴,惟有一條路可走:一如既往,與他們繼續共事。1941年,當他與科隆布樹林小組一起共事時,體會更為深刻了。開始時,事情並不順利,弗拉基一口一個:“你明白吧,我是個做工的,我說的是做工的人的理。”亨利惱火極了。然而,多虧了他,亨利領悟到了從前根本不知曉的一些事理,他從此感覺到了這種威脅:仇恨。可他消除了這種仇恨,在共同的行動中,他們最終把他看作了自己的戰友。可是,一旦哪一天他又重新成為一個冷漠無情的資產者,這種仇恨必將重現,那是理所當然的事。除非他做出相反的表示,不然,他肯定是億萬人民的敵人,是人類的仇敵。他絕對不希望這種下場,他要不惜付出任何代價,有所表現。不幸的是,行動已經改變了形式。抵抗鬥爭是一碼事,政治又是另一碼事。政治,這遠遠不能激起亨利的熱情。他完全清楚類似迪布勒伊打算從事的運動意味著什麽:委員會、講演會、代表大會,人們講呀,講呀;勢必要玩弄數不完的手腕,要沒完沒了地妥協,沒完沒了地接受站不住腳的折衷方案。時間被白白浪費,一讓再讓,氣得讓人發狂,還有那令人滿懷憂鬱的厭煩,再也沒有比這更讓人嫌惡的了。主辦一份報紙,這是他心愛的工作,當然,兩者並不相互排斥,甚或能互為補充。斷不能把《希望報》作為遁辭。不能,亨利自感沒有權利迴避,他隻是設法把代價控製到一定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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