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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蔡元培到胡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作者：嶽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54年9月22日，李濟致信剛從台大畢業，正在台灣鳳山接受軍訓的張光直，誠摯真切地說道：“中國學術在世界落後的程度，隻有幾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們這一民族，現在是既窮且愚，而又染了一種不可救藥的、破落戶的習慣，成天在那裏排架子，談文化，向方塊字拜拜--這些並沒有什麽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為天地之大，隻有這些。”又說：“但是，每一個中國人--我常如此想--對於糾正這一風氣，都有一份責任。所以，每一個中國人，若是批評他所寄託的這一社會，必須連帶地想到他自己的責任。據我個人的看法，中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現代學術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們，不僅工程師或醫師。中國民族的稟賦，備有這一智慧。適當的發展，即可對現代科學工作作若幹貢獻。你們這一代是負有大使命的。我很高興，有這一機緣幫助你走向學術的路徑。”這封切中時弊的書信，凸現出李濟的心胸與思想情懷，令張光直念念不忘，從而在現代科學的道路上愈加奮力前進，終成一代世界級考古人類學巨擘。
就在寫這封信的第二年，由於董作賓離職赴港，李濟出任史語所所長並繼續兼任台大考古人類學係主任。
第一代考古學家乘鶴遠去(1)
第一代考古學家乘鶴遠去
董作賓去世，標誌著台灣史語所考古組一根堅實的宏偉支柱轟然倒塌，而與董氏在學術上相匹敵的人物，隻有李濟與石璋如等幾位早期殷墟發掘者，整個史語所進入了風雨迷濛的蒼涼歲月，李、石等人在人生的暮年，仍勉力苦苦支撐，其間雖有許多國外大學邀請李濟前往任職，但均遭拒絕。為此，一直對業師這一做法不太理解的張光直，直到晚年才有所頓悟：“李濟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絕美國一些大學提供職位的邀請，沒有移民過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須留在國內看到安陽研究的全過程。到了李濟先生逝世前，殷墟發掘出來的大部分資料均已公諸於世。為此我們不能不感謝李先生數十年如一日盡守他領導殷墟發掘的職責。”張光直所言，應當說與他這位業師的所思所想較為契合。當李濟進入80歲高齡的生命後期，他用英文寫成了一部全方位總結安陽殷墟發掘的具有經典意義的劃時代著作--《安陽》，並在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先後出版。李氏之所以要以這樣的形式處理他最為看重的一部壓卷之作，或許如魯迅在他的名篇《藤野先生》中所說：“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更切近一點的說法，則是為了這研究中國曆史遺存的新的學術成果，能在世界範圍更廣泛地傳播並發揚光大吧。
遙想當年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李濟攜家帶口自南京而長沙，由長沙而桂林、越南、昆明直到四川南溪李莊，一路顛沛流離，曆盡艱難困苦。好容易盼到抗戰複員迴京，內戰又起。在山搖地動的1948年底，李濟攜妻與唯一的兒子--正在上海同濟大學讀書的李光謨，隨一批國之重寶登上“中鼎號”軍艦，渡過波濤洶湧的台灣海峽，抵達基隆再轉赴台北。按照李濟當時的計劃，兒子向同濟校方請假一年，赴台後暫進入台大讀書，如果解放軍不過長江，還可繼續迴到上海繼續完成學業。當一家人到達台灣後，正趕上台大放假，年紀尚輕的李光謨在台北人生地不熟，無所事事，甚感寂寞。當時李濟一家與勞榦、淩純聲等史語所人員及家眷擠在台大醫學院宿舍裏，像逃難一樣，更令李光謨感到不爽。在這種境況中，李光謨開始給同濟大學的同學寫信，詢問戰況並保持聯繫，幾位同學力勸李光謨一年假滿後要返迴上海，否則耽誤了時間不好插班雲雲。其時蔣介石已經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陳毅大軍尚未迫近長江沿岸，國共正在和談，社會輿論有“國共兩黨將劃江而治”的言傳。在這短暫的和平氛圍中，李光謨決定迴到上海同濟與同學們聚會，看看情形如何再決定行止。1949年2月，在台灣共住了55天的李光謨買票坐船迴到上海。此時形勢的發展已出乎預料，受幾位善於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學鼓動，李光謨的思想發生了巨變，決定不迴台灣，留在同濟完成學業。李濟夫婦得知此情，焦急萬分，時解放軍已經陳師蘇北，飲馬長江，即將發動渡江戰役。李濟夫婦遙望大陸，發出一封又一封快信和電報，十萬火急地催兒子速迴台灣，但兒子仍無動於衷。延至4月23日，陳毅大軍渡過長江，攻打南京。在國民政府“首都”失守的最後一刻，李濟托國民黨要人為兒子搶到了一張千金難求的飛機票，令其速飛台北。此時思想已受到“革命洗禮”的李光謨，以決絕的態度給父母寫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要留在大陸迎接解放，誓不赴台。李濟夫婦得此信函，捶胸頓足，流涕不止，傷心欲絕，但已無濟於事。自此，李光謨與父母天各一方，竟成永訣。
此後的歲月，李濟夫婦在台北，李光謨於同濟畢業後分配到北京，雖父(母)子情深，但海峽阻隔，信息斷絕，隻有依依思念之情牽動著三顆跳動的心，遙遙祝福。在李濟已進入垂垂老矣的暮年，他在寫給費慰梅的信中，曾談到“和我有著同樣觀點和感情的老朋友們一個個地逝去，無疑削弱了我對周圍事物的親密感”。盡管對周圍事物的親密感不斷削弱，但對抗戰時期的事物卻留有鮮明的印記，並深情地懷念著留在大陸的朋友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當然更思念自己的兒子李光謨，以及在昆明與李莊相繼病亡的鶴徵、鳳徵兩個愛女。隻是，所有的思念隻能成為一個時代的遺憾和憂傷供自己慢慢品嚐。1979年8月1日，李濟因心髒病猝發在台北溫州街寓所逝世，是日恰是他親手創建的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係成立30周年。
第一代考古學家乘鶴遠去(2)
“人生有限，文章千秋;薪盡火傳，生生不息。”這是台大教授為李濟撰寫的一幅輓聯，也是對其一生學術精神與人格魅力的生動寫照。李濟的精神思想伴著他的著作而注入後來者的血液，並成為一種新的精神力量，激勵後學繼續在科學的蜿蜒小徑上繼續前行。正如張光直所言：“對於任何一個願意研究中國考古學即願意研究中國古代器物的人而言，李濟的考古學著作都是必讀的，直到可以預見的未來仍將是這樣。”“很可能有人會批評他沒能顯示出理論上的全能本領，指責他在晚年沒能夠甚或不願意更多重視瓦爾特·泰勒的結合法。但是迄今為止，在中國考古學這塊廣袤的土地上，在達到最高學術典範這一點上，還沒有一個人能超越他。隨著他的過世，一個巨人消失了。”
石璋如在野外考察時情形(陳存恭提供)就在李濟去世25年後，台灣島內傳出了有關石璋如病逝的消息。據《聯合報》2004年3月19日報導：
被譽為“考古人瑞”的第一代中國考古學者和中國考古學泰鬥、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石璋如，3月18日上午10時52分因心髒衰竭，在台灣國泰醫院病逝，享壽10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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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寫這封信的第二年，由於董作賓離職赴港，李濟出任史語所所長並繼續兼任台大考古人類學係主任。
第一代考古學家乘鶴遠去(1)
第一代考古學家乘鶴遠去
董作賓去世，標誌著台灣史語所考古組一根堅實的宏偉支柱轟然倒塌，而與董氏在學術上相匹敵的人物，隻有李濟與石璋如等幾位早期殷墟發掘者，整個史語所進入了風雨迷濛的蒼涼歲月，李、石等人在人生的暮年，仍勉力苦苦支撐，其間雖有許多國外大學邀請李濟前往任職，但均遭拒絕。為此，一直對業師這一做法不太理解的張光直，直到晚年才有所頓悟：“李濟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絕美國一些大學提供職位的邀請，沒有移民過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須留在國內看到安陽研究的全過程。到了李濟先生逝世前，殷墟發掘出來的大部分資料均已公諸於世。為此我們不能不感謝李先生數十年如一日盡守他領導殷墟發掘的職責。”張光直所言，應當說與他這位業師的所思所想較為契合。當李濟進入80歲高齡的生命後期，他用英文寫成了一部全方位總結安陽殷墟發掘的具有經典意義的劃時代著作--《安陽》，並在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先後出版。李氏之所以要以這樣的形式處理他最為看重的一部壓卷之作，或許如魯迅在他的名篇《藤野先生》中所說：“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更切近一點的說法，則是為了這研究中國曆史遺存的新的學術成果，能在世界範圍更廣泛地傳播並發揚光大吧。
遙想當年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李濟攜家帶口自南京而長沙，由長沙而桂林、越南、昆明直到四川南溪李莊，一路顛沛流離，曆盡艱難困苦。好容易盼到抗戰複員迴京，內戰又起。在山搖地動的1948年底，李濟攜妻與唯一的兒子--正在上海同濟大學讀書的李光謨，隨一批國之重寶登上“中鼎號”軍艦，渡過波濤洶湧的台灣海峽，抵達基隆再轉赴台北。按照李濟當時的計劃，兒子向同濟校方請假一年，赴台後暫進入台大讀書，如果解放軍不過長江，還可繼續迴到上海繼續完成學業。當一家人到達台灣後，正趕上台大放假，年紀尚輕的李光謨在台北人生地不熟，無所事事，甚感寂寞。當時李濟一家與勞榦、淩純聲等史語所人員及家眷擠在台大醫學院宿舍裏，像逃難一樣，更令李光謨感到不爽。在這種境況中，李光謨開始給同濟大學的同學寫信，詢問戰況並保持聯繫，幾位同學力勸李光謨一年假滿後要返迴上海，否則耽誤了時間不好插班雲雲。其時蔣介石已經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陳毅大軍尚未迫近長江沿岸，國共正在和談，社會輿論有“國共兩黨將劃江而治”的言傳。在這短暫的和平氛圍中，李光謨決定迴到上海同濟與同學們聚會，看看情形如何再決定行止。1949年2月，在台灣共住了55天的李光謨買票坐船迴到上海。此時形勢的發展已出乎預料，受幾位善於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學鼓動，李光謨的思想發生了巨變，決定不迴台灣，留在同濟完成學業。李濟夫婦得知此情，焦急萬分，時解放軍已經陳師蘇北，飲馬長江，即將發動渡江戰役。李濟夫婦遙望大陸，發出一封又一封快信和電報，十萬火急地催兒子速迴台灣，但兒子仍無動於衷。延至4月23日，陳毅大軍渡過長江，攻打南京。在國民政府“首都”失守的最後一刻，李濟托國民黨要人為兒子搶到了一張千金難求的飛機票，令其速飛台北。此時思想已受到“革命洗禮”的李光謨，以決絕的態度給父母寫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要留在大陸迎接解放，誓不赴台。李濟夫婦得此信函，捶胸頓足，流涕不止，傷心欲絕，但已無濟於事。自此，李光謨與父母天各一方，竟成永訣。
此後的歲月，李濟夫婦在台北，李光謨於同濟畢業後分配到北京，雖父(母)子情深，但海峽阻隔，信息斷絕，隻有依依思念之情牽動著三顆跳動的心，遙遙祝福。在李濟已進入垂垂老矣的暮年，他在寫給費慰梅的信中，曾談到“和我有著同樣觀點和感情的老朋友們一個個地逝去，無疑削弱了我對周圍事物的親密感”。盡管對周圍事物的親密感不斷削弱，但對抗戰時期的事物卻留有鮮明的印記，並深情地懷念著留在大陸的朋友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當然更思念自己的兒子李光謨，以及在昆明與李莊相繼病亡的鶴徵、鳳徵兩個愛女。隻是，所有的思念隻能成為一個時代的遺憾和憂傷供自己慢慢品嚐。1979年8月1日，李濟因心髒病猝發在台北溫州街寓所逝世，是日恰是他親手創建的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係成立30周年。
第一代考古學家乘鶴遠去(2)
“人生有限，文章千秋;薪盡火傳，生生不息。”這是台大教授為李濟撰寫的一幅輓聯，也是對其一生學術精神與人格魅力的生動寫照。李濟的精神思想伴著他的著作而注入後來者的血液，並成為一種新的精神力量，激勵後學繼續在科學的蜿蜒小徑上繼續前行。正如張光直所言：“對於任何一個願意研究中國考古學即願意研究中國古代器物的人而言，李濟的考古學著作都是必讀的，直到可以預見的未來仍將是這樣。”“很可能有人會批評他沒能顯示出理論上的全能本領，指責他在晚年沒能夠甚或不願意更多重視瓦爾特·泰勒的結合法。但是迄今為止，在中國考古學這塊廣袤的土地上，在達到最高學術典範這一點上，還沒有一個人能超越他。隨著他的過世，一個巨人消失了。”
石璋如在野外考察時情形(陳存恭提供)就在李濟去世25年後，台灣島內傳出了有關石璋如病逝的消息。據《聯合報》2004年3月19日報導：
被譽為“考古人瑞”的第一代中國考古學者和中國考古學泰鬥、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石璋如，3月18日上午10時52分因心髒衰竭，在台灣國泰醫院病逝，享壽10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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