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維方式上，儒家也有自己的特點與突出貢獻。特點之一是對於世界做整體的、綜合性的思考。儒家像道家和其他中國古代思想一樣，他們關注的是整個世界的運動變化，是各個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不是每一個事物的具體構成。在他們所繪製的世界圖景之中，宇宙是一個係統，天地萬物以及人類，都在一個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關係之網中，沒有一件事物是孤立的;同時也沒有一件事物是靜止的，它們都在陰陽兩種對立的勢力推動之下，永無休止地、循環往複地運動變化。這是一種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有自己的優越之處，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點，這就是不擅長對具體事物做分析性的研究，它的認識在質與量兩方麵都缺乏必要的明晰性。這種缺點決定了儒家對自然現象的說明，本質上不同於近代自然科學。第一，它所依據的經驗是從日常生活獲得的經驗，而不是科學觀察與實驗中得到的經驗;其次，它不會對經驗進行邏輯分析與量化的研究，所以它所熱衷的是尋求自然現象的“原因”，而不是像近現代自然科學那樣，從現象的科學數據中找出規律，一般是由公式來表達的現象間的數量關係。當今各門科學的發展都將從分析走向綜合，這個綜合與古代樸素的綜合是不同的，但是古代綜合思想畢竟可以給現代人一個有益的啟發。有不少西方科學家在向東方尋找智慧，就是一個證明。
特點之二是觀察與處事的中庸原則。中庸是執兩而用中，是和而不同，儒家依據這個原則觀察與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避免各種各樣的片麵性。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人們也否定了它的鬥爭哲學，因為片麵強調鬥爭給我們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那麽是否可以從此強調和合，將和合看作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這也是不正確的，這是另一種片麵性，起碼不符合儒家思想實際。在和與鬥的關係中，儒家既不一味主張鬥爭，也不一味主張和合。因為這兩種傾向都違反了中庸精神。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裏仁》)既然是講“仁者愛人”，為什麽又要有好有惡呢?愛人是總原則，是對人類來說的，但在一個具體的人群之中，情況就複雜了，總是有好壞善惡之分，對惡人是否也要好之愛之，隻講和合而不講鬥爭呢?孔子主張有好有惡，不對惡人實行惡亦即鬥爭原則，也就不能對於人類實行愛，這是再明顯不過的道理。再從人類對於自然的關係來說，儒家誠然是主張和諧的，但這裏麵也同樣包含鬥爭，因為天上不會掉餡餅，人要生存必須向大自然索取，所謂和諧隻是索取要有一個限度，要保證自然資源能夠再生和維持自然環境繼續適合人類生存，總之是達到索取與維護的平衡。所以，兼綜和合與鬥爭，鬥爭不廢和合，和合不廢鬥爭，這才符合儒家的中庸原則。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儒家思想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從荀子開始便吸收了道家、法家的思想，“外儒內法”成為曆代統治者的信條。漢代儒家與陰陽五行等思想結合，產生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思想。魏晉時代它與道家思想結合，產生了玄學思想。宋元以後儒家吸納佛、道觀念，成為新儒家——理學。明清時期，徐光啟融合儒教與基督教，劉智會通儒教與伊斯蘭教，都得到成功。近現代以來，現代新儒家的代表們試圖把它和西方近代思想結合起來，這個工作正在繼續。
正因為儒學是開放的，所以它有很強的適應性。在古代，它不僅適應於中國的漢族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而且適應於朝鮮、越南和日本，推動了這些地區和國家的文明與文化的發展進步。
但是其開放性似乎也有一定限度，對差距較大的思想，譬如近現代思想，儒家思想體係很難將其融入。現代新儒家想從中開出民主政統與科學學統所遭遇的困境，就是有力的證明。
儒家思想從孔子特別是漢武帝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裏，對於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燦爛的古代文化的形成與民族文化一心理素質的培養，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它也產生過許多負麵的效應。尤其近代以來，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係，儒家思想已經不能指導我們走出傳統社會，實現近代化和現代化，相反卻總是讓我們被動挨打。正如不能把古代的繁榮完全歸功於它一樣，也不能把近代的落伍完全歸罪於它，但在總體上它無疑是過時了。那麽儒家思想對於我們，除了它曆史上的輝煌，是否還有什麽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包括許多方麵，例如關於社會政治製度方麵的禮製、儀法與三綱思想;倫理方麵的君臣倫理、家族倫理、個人倫理，修養論，境界論，以及教育學、哲學思想等等。由於社會生活的變化，它的基本體係已經被打破，禮製與三綱思想已經被廢除，但是儒家思想中的許多內容，如它倡導的思維方式與倫理思想，往往包括具有普遍意義的超越它的時代性的東西，尤其是它所揭示的世代相傳的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公德，在今天和將來還具有生命力，這是應該當作祖輩留給我們的傳家寶，精心加以繼承與弘揚的。
但是，另一方麵，這些思維方式與道德思想都與當時的具體的社會製度和社會生活聯繫在一起，其具體發揮總是受當時社會條件的限製，普遍意義在現實中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因此儒家思想的積極的方麵，對於今天的人來說，並不是現成的，拿來就可以用的，而是要經過一個提煉的過程亦即批判繼承的過程。比如說儒家思想中有愛國主義精神，這自然是優秀的傳統，但是現實中的儒家愛國主義思想，都是與忠君聯繫在一起的，許多人所愛的國是具體的某姓的王朝。這就要求我們對於儒家思想有所選擇，既不因其具體表現形式而予以拋棄，也不因其抽象的普遍意義而將它看得過高，以為現成可用。
我們相信，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今天，批判繼承儒家思想，能夠在新世界觀、新道德體係的建設方麵做出積極貢獻;對於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抵製腐敗和一切醜惡現象，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將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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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銅像
曲阜孔廟大成殿
杏壇
孔子故宅門
泰山“孔子登臨處”牌坊
尼山夫子洞
弟子守墓
孔子墓
附：本作品來自網際網路，本站不做任何負責，版權歸原文作者!如侵權，請郵件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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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之二是觀察與處事的中庸原則。中庸是執兩而用中，是和而不同，儒家依據這個原則觀察與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避免各種各樣的片麵性。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人們也否定了它的鬥爭哲學，因為片麵強調鬥爭給我們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那麽是否可以從此強調和合，將和合看作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這也是不正確的，這是另一種片麵性，起碼不符合儒家思想實際。在和與鬥的關係中，儒家既不一味主張鬥爭，也不一味主張和合。因為這兩種傾向都違反了中庸精神。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裏仁》)既然是講“仁者愛人”，為什麽又要有好有惡呢?愛人是總原則，是對人類來說的，但在一個具體的人群之中，情況就複雜了，總是有好壞善惡之分，對惡人是否也要好之愛之，隻講和合而不講鬥爭呢?孔子主張有好有惡，不對惡人實行惡亦即鬥爭原則，也就不能對於人類實行愛，這是再明顯不過的道理。再從人類對於自然的關係來說，儒家誠然是主張和諧的，但這裏麵也同樣包含鬥爭，因為天上不會掉餡餅，人要生存必須向大自然索取，所謂和諧隻是索取要有一個限度，要保證自然資源能夠再生和維持自然環境繼續適合人類生存，總之是達到索取與維護的平衡。所以，兼綜和合與鬥爭，鬥爭不廢和合，和合不廢鬥爭，這才符合儒家的中庸原則。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儒家思想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從荀子開始便吸收了道家、法家的思想，“外儒內法”成為曆代統治者的信條。漢代儒家與陰陽五行等思想結合，產生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思想。魏晉時代它與道家思想結合，產生了玄學思想。宋元以後儒家吸納佛、道觀念，成為新儒家——理學。明清時期，徐光啟融合儒教與基督教，劉智會通儒教與伊斯蘭教，都得到成功。近現代以來，現代新儒家的代表們試圖把它和西方近代思想結合起來，這個工作正在繼續。
正因為儒學是開放的，所以它有很強的適應性。在古代，它不僅適應於中國的漢族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而且適應於朝鮮、越南和日本，推動了這些地區和國家的文明與文化的發展進步。
但是其開放性似乎也有一定限度，對差距較大的思想，譬如近現代思想，儒家思想體係很難將其融入。現代新儒家想從中開出民主政統與科學學統所遭遇的困境，就是有力的證明。
儒家思想從孔子特別是漢武帝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裏，對於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燦爛的古代文化的形成與民族文化一心理素質的培養，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它也產生過許多負麵的效應。尤其近代以來，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係，儒家思想已經不能指導我們走出傳統社會，實現近代化和現代化，相反卻總是讓我們被動挨打。正如不能把古代的繁榮完全歸功於它一樣，也不能把近代的落伍完全歸罪於它，但在總體上它無疑是過時了。那麽儒家思想對於我們，除了它曆史上的輝煌，是否還有什麽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包括許多方麵，例如關於社會政治製度方麵的禮製、儀法與三綱思想;倫理方麵的君臣倫理、家族倫理、個人倫理，修養論，境界論，以及教育學、哲學思想等等。由於社會生活的變化，它的基本體係已經被打破，禮製與三綱思想已經被廢除，但是儒家思想中的許多內容，如它倡導的思維方式與倫理思想，往往包括具有普遍意義的超越它的時代性的東西，尤其是它所揭示的世代相傳的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公德，在今天和將來還具有生命力，這是應該當作祖輩留給我們的傳家寶，精心加以繼承與弘揚的。
但是，另一方麵，這些思維方式與道德思想都與當時的具體的社會製度和社會生活聯繫在一起，其具體發揮總是受當時社會條件的限製，普遍意義在現實中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因此儒家思想的積極的方麵，對於今天的人來說，並不是現成的，拿來就可以用的，而是要經過一個提煉的過程亦即批判繼承的過程。比如說儒家思想中有愛國主義精神，這自然是優秀的傳統，但是現實中的儒家愛國主義思想，都是與忠君聯繫在一起的，許多人所愛的國是具體的某姓的王朝。這就要求我們對於儒家思想有所選擇，既不因其具體表現形式而予以拋棄，也不因其抽象的普遍意義而將它看得過高，以為現成可用。
我們相信，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今天，批判繼承儒家思想，能夠在新世界觀、新道德體係的建設方麵做出積極貢獻;對於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抵製腐敗和一切醜惡現象，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將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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