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提倡的仁愛精神，不僅是用於緩和階級矛盾，君臣、君民矛盾的政治原則，而且也是協調家人、族人、國人以及天下人際關係的倫理原則。曆史上，“愛人”，“博施濟眾”以及“忠”、“恕”思想，不僅造成家庭與家族內部的相互關心、相互愛護的人際關係，而且在社會上培養出救死扶傷、尊老愛幼的良好風尚，形成“四海之內皆兄弟”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普遍意識，培養了人們之間相互關心與和睦相處的有益氣氛。從這方麵說，仁的意義遠遠超出為封建社會服務的範圍，具有普遍和永久的價值，成為人類世世代代共同讚美的思想與德行。
儒學也被稱為儒教，但是與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不同，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它不追求彼岸的幸福，或外在的超越，專注於此岸的即現實的政治、倫理生活。在近代以前，儒家的這種態度是最具理性精神的。當然儒家思想中並不是沒有超越的精神。正如當代新儒家所說，儒家的超越是內在的超越。在孟子那裏，心性與天就聯繫在一起了;到了宋明時代，理學家們吸收佛道智慧，提出天理就是人性或人心的說法。這樣，對於人來說，天理既是超越的又是內在的，人們可以在現世的道德生活中達到與天(理)為一這樣一種精神境界，從而得到超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儒家思想也具有某種宗教性質。儒家思想的世俗的性質，影響了中國的佛道二教，它們也很注意維護世俗的君臣父子關係，使中國不致產生宗教迷狂，避免了歐洲那種教會與政治權力的對立，對於社會的安定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有利也就有弊，沒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做後盾，世俗的理想、道德律令對於許多人來說不具有強烈的鼓舞或整飭人心的作用;同時，從社會進步來說，沒有宗教組織與政權的對立，社會上就缺少了一種縫隙，能讓新的思想與新的生產方式產生，從中較為自由地發展起來。
在人性問題上，儒家一般持性善論觀點。與性惡論特別是基督教的性惡論相比，性善論的確有不容忽視的缺點，但從總體上看它也有明顯的優點。在禁人為惡方麵，儒家威懾力不足，但是在勸人為善成聖方麵卻能發揮相當大的作用。由於承認性善，所以儒家重視人的生命價值與人格尊嚴。人是一個生命體，人的生命是天賦的，所以人命關天，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權，這個權利應該得到所有人的承認，任何草菅人命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和抵製。人也是一個道德主體，由於人本來具有善性，“人皆可以為堯舜”，或者說人本性就是聖人。因此，儒家雖未強調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但強調自天子以至庶人在道德上不存在高低上下。正因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尊嚴。所以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論語·子罕》)“儒有……可殺而不可辱也”。(《禮記·儒行》)這種人格尊嚴的思想有利於培養人們的主人翁意識，也有利於轉化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觀念。
儒家特別重視群體意識。儒家的學者們很早以前就認識到家族與社會對於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意義。荀子以為人之所以能戰勝禽獸，就是因為人能群，亦即人能組成群體——家族與社會。儒家重視並且積極維護群體的秩序與和諧，以為這是群體生存的根本保證。為此提倡“崇禮”與“盡倫盡製”的概念，“和為貴”與“保合太和”的概念。儒家強調個人服從整體，認為每個人對於社會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於否認社會責任的佛老持否定態度，認為人如果不對社會盡職盡責，就是一個自私自利之徒。為此提出“天下為公”，“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一係列光輝的道德原則，是我們的巨大思想財富。儒家教導人們熱愛群體，特別是要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受儒家思想薰陶的誌士仁人熱愛祖國的人民、山河、曆史、文化，一貫為祖國的興旺繁榮而勤奮工作。在國家危難之際，民族生死存亡關頭，他們挺身而出，艱苦卓絕，捨生忘死地參加戰鬥，麵對敵人的屠刀，又能大義凜然，慷慨就義。在我們民族的曆史上，有一串串閃光的名字：文天祥、陸秀夫、史可法、鄧世昌、吉鴻昌……他們對於祖國堅貞不渝的忠誠，可歌可泣的業績，是人們心中的永久豐碑，是愛國主義的生動教材。
儒家有強烈的人文觀念與道德理想主義觀念。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的曆史文化，在於人的道德觀念與行為。人之所以為人，是由於人接受自古以來文化傳統的教育與薰陶，在自己身上培養了人性和人的文化品格。沒有人文的化成，就沒有文明的人類。
與法家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主張不同，儒家一向重視道德和文化教育。在這種精神指導下，漢以後曆朝都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從中央到地方設有各級各類學校，講授五經、四書和曆史知識。漢代設立五經博士的製度，隋唐以後科舉取士的製度，大大激發了士人學習儒家經典的熱情，使得識字率、文化知識的普及程度極大地提高了。與此同時，政府和私人都重視解說經典，編纂史籍，著書立說，收藏圖書，交流學術等等，這些成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人的文化中，道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荀子指出，人之所以高出礦物、植物、動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是因為人不但有質量，有生命，有知覺，尤其在於人有“義”——道德觀念。所以，崇德尚義是儒家倫理的核心內容。它要求人們嚴格劃清公私、義利的界限，天理與人慾的界限。認為人隻為滿足個人私利而生活，無視道德律令的約束，就是把自己降低為動物。在道德修養方麵，儒家學者總結了體認真理與修養心性的豐富實踐經驗，津逮後學。由於過分注意人文學科特別是道德修養，儒家學者中多數人對於自然界的現象、規律，缺乏求知的熱情與興趣，不是把自然知識當作士大夫無須過問的賤業棄置一旁，就是拿自然知識來附會自己的政治倫理觀念。雖然儒家並非註定要排斥科學技術，不少儒家學者同時也是數學家、天文學家、醫學家等等，但在儒家主流派眼中，科技是所謂技藝，不能與“大道”相提並論。這點是儒家思想與古希臘自然哲學特別是近現代西方自然科學傳統頗為不同之處。人既有精神的需要，也有物質的需要，分別由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來滿足，這兩者是不可偏廢的，培養隻講道德修養而不能解決人的物質生活問題的人，不會給社會帶來幸福;同樣培養隻懂科學技術而沒有倫理觀念的人，也絕非人類之福。
儒家觀念中有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易傳》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學》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教導和鼓勵人們刻苦自勵，在道德與事業上不斷攀登高峰。自強就要戰勝自我，要有不怕艱難險阻，克服任何困難的勇氣，同時還要有遠大目標，決不因小有成就而止步不前。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自強不息的典型，在個人的學習與修養方麵，不以“不惑”、“知天命”為滿足，一直要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這種最高境界。在政治理想的追求方麵，也同樣如此。在周遊列國時，他看出時君世主不願意實行儒家之道，但他從不向命運低頭，硬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他堅持行道，相信終有一天人們能認識到他的道是正確的。自孔子以來中國的誌士仁人，都用這種精神鼓舞自己，精進不已。近代以來，個人的自強又發展為民族的自強，這種精神支撐我們戰勝日本強盜，取得百年來反侵略鬥爭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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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也被稱為儒教，但是與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不同，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它不追求彼岸的幸福，或外在的超越，專注於此岸的即現實的政治、倫理生活。在近代以前，儒家的這種態度是最具理性精神的。當然儒家思想中並不是沒有超越的精神。正如當代新儒家所說，儒家的超越是內在的超越。在孟子那裏，心性與天就聯繫在一起了;到了宋明時代，理學家們吸收佛道智慧，提出天理就是人性或人心的說法。這樣，對於人來說，天理既是超越的又是內在的，人們可以在現世的道德生活中達到與天(理)為一這樣一種精神境界，從而得到超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儒家思想也具有某種宗教性質。儒家思想的世俗的性質，影響了中國的佛道二教，它們也很注意維護世俗的君臣父子關係，使中國不致產生宗教迷狂，避免了歐洲那種教會與政治權力的對立，對於社會的安定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有利也就有弊，沒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做後盾，世俗的理想、道德律令對於許多人來說不具有強烈的鼓舞或整飭人心的作用;同時，從社會進步來說，沒有宗教組織與政權的對立，社會上就缺少了一種縫隙，能讓新的思想與新的生產方式產生，從中較為自由地發展起來。
在人性問題上，儒家一般持性善論觀點。與性惡論特別是基督教的性惡論相比，性善論的確有不容忽視的缺點，但從總體上看它也有明顯的優點。在禁人為惡方麵，儒家威懾力不足，但是在勸人為善成聖方麵卻能發揮相當大的作用。由於承認性善，所以儒家重視人的生命價值與人格尊嚴。人是一個生命體，人的生命是天賦的，所以人命關天，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權，這個權利應該得到所有人的承認，任何草菅人命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和抵製。人也是一個道德主體，由於人本來具有善性，“人皆可以為堯舜”，或者說人本性就是聖人。因此，儒家雖未強調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但強調自天子以至庶人在道德上不存在高低上下。正因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尊嚴。所以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論語·子罕》)“儒有……可殺而不可辱也”。(《禮記·儒行》)這種人格尊嚴的思想有利於培養人們的主人翁意識，也有利於轉化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觀念。
儒家特別重視群體意識。儒家的學者們很早以前就認識到家族與社會對於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意義。荀子以為人之所以能戰勝禽獸，就是因為人能群，亦即人能組成群體——家族與社會。儒家重視並且積極維護群體的秩序與和諧，以為這是群體生存的根本保證。為此提倡“崇禮”與“盡倫盡製”的概念，“和為貴”與“保合太和”的概念。儒家強調個人服從整體，認為每個人對於社會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於否認社會責任的佛老持否定態度，認為人如果不對社會盡職盡責，就是一個自私自利之徒。為此提出“天下為公”，“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一係列光輝的道德原則，是我們的巨大思想財富。儒家教導人們熱愛群體，特別是要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受儒家思想薰陶的誌士仁人熱愛祖國的人民、山河、曆史、文化，一貫為祖國的興旺繁榮而勤奮工作。在國家危難之際，民族生死存亡關頭，他們挺身而出，艱苦卓絕，捨生忘死地參加戰鬥，麵對敵人的屠刀，又能大義凜然，慷慨就義。在我們民族的曆史上，有一串串閃光的名字：文天祥、陸秀夫、史可法、鄧世昌、吉鴻昌……他們對於祖國堅貞不渝的忠誠，可歌可泣的業績，是人們心中的永久豐碑，是愛國主義的生動教材。
儒家有強烈的人文觀念與道德理想主義觀念。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的曆史文化，在於人的道德觀念與行為。人之所以為人，是由於人接受自古以來文化傳統的教育與薰陶，在自己身上培養了人性和人的文化品格。沒有人文的化成，就沒有文明的人類。
與法家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主張不同，儒家一向重視道德和文化教育。在這種精神指導下，漢以後曆朝都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從中央到地方設有各級各類學校，講授五經、四書和曆史知識。漢代設立五經博士的製度，隋唐以後科舉取士的製度，大大激發了士人學習儒家經典的熱情，使得識字率、文化知識的普及程度極大地提高了。與此同時，政府和私人都重視解說經典，編纂史籍，著書立說，收藏圖書，交流學術等等，這些成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人的文化中，道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荀子指出，人之所以高出礦物、植物、動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是因為人不但有質量，有生命，有知覺，尤其在於人有“義”——道德觀念。所以，崇德尚義是儒家倫理的核心內容。它要求人們嚴格劃清公私、義利的界限，天理與人慾的界限。認為人隻為滿足個人私利而生活，無視道德律令的約束，就是把自己降低為動物。在道德修養方麵，儒家學者總結了體認真理與修養心性的豐富實踐經驗，津逮後學。由於過分注意人文學科特別是道德修養，儒家學者中多數人對於自然界的現象、規律，缺乏求知的熱情與興趣，不是把自然知識當作士大夫無須過問的賤業棄置一旁，就是拿自然知識來附會自己的政治倫理觀念。雖然儒家並非註定要排斥科學技術，不少儒家學者同時也是數學家、天文學家、醫學家等等，但在儒家主流派眼中，科技是所謂技藝，不能與“大道”相提並論。這點是儒家思想與古希臘自然哲學特別是近現代西方自然科學傳統頗為不同之處。人既有精神的需要，也有物質的需要，分別由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來滿足，這兩者是不可偏廢的，培養隻講道德修養而不能解決人的物質生活問題的人，不會給社會帶來幸福;同樣培養隻懂科學技術而沒有倫理觀念的人，也絕非人類之福。
儒家觀念中有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易傳》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學》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教導和鼓勵人們刻苦自勵，在道德與事業上不斷攀登高峰。自強就要戰勝自我，要有不怕艱難險阻，克服任何困難的勇氣，同時還要有遠大目標，決不因小有成就而止步不前。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自強不息的典型，在個人的學習與修養方麵，不以“不惑”、“知天命”為滿足，一直要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這種最高境界。在政治理想的追求方麵，也同樣如此。在周遊列國時，他看出時君世主不願意實行儒家之道，但他從不向命運低頭，硬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他堅持行道，相信終有一天人們能認識到他的道是正確的。自孔子以來中國的誌士仁人，都用這種精神鼓舞自己，精進不已。近代以來，個人的自強又發展為民族的自強，這種精神支撐我們戰勝日本強盜，取得百年來反侵略鬥爭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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