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認為君臣之間不應該僅僅是臣服從於君，而應該相互尊重。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宋明以後的儒者主張“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反映了專製主義不斷強化之後，君權的惡性膨脹和臣地位的下降。但孟子時代儒家還是生氣勃勃的，敢於向君主要求尊重，而且認為君如不尊重臣，臣有權不尊重他，直至把他看作仇敵。
武王伐紂是中國曆史上的重要事件，對於儒家來說，伐紂有一個以下犯上的問題。孔子心中這個疙瘩解不開，所以在聽周武王的樂曲時說它“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但孟子比孔子開明得多，他認為處死紂這樣的君是正義的，不算以下犯上，不能說弒君，因為他已夠不上君，隻是一個匹夫。“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君主製時代，這是非常解放的思想，無怪乎暴君們不能容忍。大搞君主專製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起義反對元朝統治時，從來沒有對孟子“民貴君輕”，“誅一夫紂”等等提出異議。可是當上皇帝之後，感到這些言論對自己不利，態度大變，於是咒罵孟子說：“這老東西如活到今天，我饒不了他!”按他的本意，《孟子》是應該廢止的，但是尊孟的傳統已曆數百年，廢止是不合適的，他於是命人刪去《孟子》中85章這類文字，占全書的1/3，搞成一個所謂《孟子節文》，頒行天下。許多年中，人們隻能讀《節文》而不能讀《孟子》。直到永樂年間方才重新恢複《孟子》的地位。
孟子對儒家學說的另一貢獻是他的性善論。儒家教人修養道德，為善不為惡，但是這樣做的根據是什麽呢?孔子對此沒給正麵答覆，他說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似乎沒有真正解決性是什麽的問題，所以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孟子大大前進一步，他把善和人性聯繫在一起，認為人性是善的，人性中本來存在儒家倫理道德規範——仁義禮智，這是人和禽獸的根本區別。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四種人所固有的道德情感，是不用學習和思慮便有的“良知良能”。所謂仁義禮智就是人的天賦道德情感，人的良心。能擴充四種感情，古人稱為“四端”，就可以把仁義禮智做成極大的事業，可以侍奉父母，保全四海。如不擴充四種感情，甚至反而戕害它們，那麽人就會喪失善性——人性，而成為禽獸。孟子誇大了人的道德良心，以為它是天賦的，其實它是一定社會組織中的人，由於學習、實踐道德規範，在內心逐步培養起來的。當然，良心決不等於人所學習的道德規範相加之和，從學習實踐道德規範到良心的產生有一個飛躍的過程，但源泉仍然是社會道德規範和人對它的學習、實踐。不過，孟子由此提出的性善論，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整個封建時代的正統觀點。
孔子認為，人的實際遭遇、物質生活由命決定，而人的道德生活則由人自己決定。孟子同意這個觀點，並從性命關係上做了新的解釋。他說：“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盡心下》)聲色臭味安佚等感官需要是性之所欲，但能否滿足，滿足到什麽程度是命決定的，所以君子不把它們看作性，不以為是必須實現的人性的要求，命運怎樣就怎樣，不爭不怨。他又說：“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盡心下》)仁義禮智天道等等客觀上能實現多少受命運的限製，但積極追求、努力實踐它們則是人性的精神需要和內在使命，由自己決定，所以君子不把它們看作命，不認為在這些方麵可以無所作為，隨波逐流。
總之，孟子立足於人心，講仁義道德，王道仁政。在他看來，國君擴充仁義之心便能實施仁義之政和王道，這樣的國君為天下人心之所向，眾人都以成為他的臣民為幸，他不靠耕戰，隻靠仁義即可王天下。不錯，人心向背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但這些因素必須轉化為物質力量，才能實際起作用。在戰爭連年不斷，軍力和財力決定生死存亡的時代，孟子拿這種學說去遊說諸侯，理所當然地被看作“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荀列傳》)，得不到諸侯的信用。所以孟子最後隻好結束政治生涯，走著和孔子相同的道路，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說。
荀子(約公元前325—前238年)名況，字卿，亦稱孫卿，戰國末葉趙國人。曾長期在齊國稷下學宮從事研究和講學，很受齊王重視。後因有人誣陷，出走到楚國，做過蘭陵(在今山東嶧縣東)令，罷官之後著書數萬言，闡發自己的儒學觀點，這就是《荀子》。荀子的看法與孟子不同，所強調的是禮樂。他把儒家、齊國稷下學派、前期法家的理論綜合在自己的理論體係中，形成集先秦諸子之大成的荀學。
他特別重視禮的作用，認為：“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荀子·議兵》)禮是治理的準則，強盛的根本，有它才有威嚴，有它才能建立功名。沒有它即使有堅甲利兵也不能取勝，有高城深池也不能穩固，有嚴令繁刑也不能樹立威信。諸侯行禮義可以得天下，不行禮義則亡國喪邦。不過，荀子的禮和孔子的禮已經有了很大差異。孔子心目中的禮是周公製訂的周禮(當然包括孔子對它的損益、改進)，而荀子的禮已經是戰國時代的產物，是後王的創造，它包括法的大原則和道德的內容：“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
禮為什麽能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呢?荀子用他的社會學思想解釋說，人有許多地方不如禽獸，但人能支配利用它們，最根本的原因在人能合群。“人何以能群。曰分〔fen奮〕。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荀子·王製》)所謂分指的是名分，即人的社會地位。他認為要使群能存在，人的地位權勢就不能一樣，一樣就沒有統治、管理，也就不能統一，群就要瓦解。聖王有見於此，所以製定禮義，把人分為貧富貴賤，於是有了分，也就保住了群。由於當時人們的等級觀念根深蒂固，所以荀子錯誤地以為凡有組織、領導、管理的地方，必然有人的身份等級的差別。這當然是不對的，不過由這裏也可看出荀孟之間的差異，孟子以為倫理道德等等的根源全在人心，荀子則認為其根源在人類社會，在社會組織的需要。荀說要比孟說更接近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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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紂是中國曆史上的重要事件，對於儒家來說，伐紂有一個以下犯上的問題。孔子心中這個疙瘩解不開，所以在聽周武王的樂曲時說它“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但孟子比孔子開明得多，他認為處死紂這樣的君是正義的，不算以下犯上，不能說弒君，因為他已夠不上君，隻是一個匹夫。“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君主製時代，這是非常解放的思想，無怪乎暴君們不能容忍。大搞君主專製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起義反對元朝統治時，從來沒有對孟子“民貴君輕”，“誅一夫紂”等等提出異議。可是當上皇帝之後，感到這些言論對自己不利，態度大變，於是咒罵孟子說：“這老東西如活到今天，我饒不了他!”按他的本意，《孟子》是應該廢止的，但是尊孟的傳統已曆數百年，廢止是不合適的，他於是命人刪去《孟子》中85章這類文字，占全書的1/3，搞成一個所謂《孟子節文》，頒行天下。許多年中，人們隻能讀《節文》而不能讀《孟子》。直到永樂年間方才重新恢複《孟子》的地位。
孟子對儒家學說的另一貢獻是他的性善論。儒家教人修養道德，為善不為惡，但是這樣做的根據是什麽呢?孔子對此沒給正麵答覆，他說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似乎沒有真正解決性是什麽的問題，所以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孟子大大前進一步，他把善和人性聯繫在一起，認為人性是善的，人性中本來存在儒家倫理道德規範——仁義禮智，這是人和禽獸的根本區別。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四種人所固有的道德情感，是不用學習和思慮便有的“良知良能”。所謂仁義禮智就是人的天賦道德情感，人的良心。能擴充四種感情，古人稱為“四端”，就可以把仁義禮智做成極大的事業，可以侍奉父母，保全四海。如不擴充四種感情，甚至反而戕害它們，那麽人就會喪失善性——人性，而成為禽獸。孟子誇大了人的道德良心，以為它是天賦的，其實它是一定社會組織中的人，由於學習、實踐道德規範，在內心逐步培養起來的。當然，良心決不等於人所學習的道德規範相加之和，從學習實踐道德規範到良心的產生有一個飛躍的過程，但源泉仍然是社會道德規範和人對它的學習、實踐。不過，孟子由此提出的性善論，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整個封建時代的正統觀點。
孔子認為，人的實際遭遇、物質生活由命決定，而人的道德生活則由人自己決定。孟子同意這個觀點，並從性命關係上做了新的解釋。他說：“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盡心下》)聲色臭味安佚等感官需要是性之所欲，但能否滿足，滿足到什麽程度是命決定的，所以君子不把它們看作性，不以為是必須實現的人性的要求，命運怎樣就怎樣，不爭不怨。他又說：“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盡心下》)仁義禮智天道等等客觀上能實現多少受命運的限製，但積極追求、努力實踐它們則是人性的精神需要和內在使命，由自己決定，所以君子不把它們看作命，不認為在這些方麵可以無所作為，隨波逐流。
總之，孟子立足於人心，講仁義道德，王道仁政。在他看來，國君擴充仁義之心便能實施仁義之政和王道，這樣的國君為天下人心之所向，眾人都以成為他的臣民為幸，他不靠耕戰，隻靠仁義即可王天下。不錯，人心向背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但這些因素必須轉化為物質力量，才能實際起作用。在戰爭連年不斷，軍力和財力決定生死存亡的時代，孟子拿這種學說去遊說諸侯，理所當然地被看作“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荀列傳》)，得不到諸侯的信用。所以孟子最後隻好結束政治生涯，走著和孔子相同的道路，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說。
荀子(約公元前325—前238年)名況，字卿，亦稱孫卿，戰國末葉趙國人。曾長期在齊國稷下學宮從事研究和講學，很受齊王重視。後因有人誣陷，出走到楚國，做過蘭陵(在今山東嶧縣東)令，罷官之後著書數萬言，闡發自己的儒學觀點，這就是《荀子》。荀子的看法與孟子不同，所強調的是禮樂。他把儒家、齊國稷下學派、前期法家的理論綜合在自己的理論體係中，形成集先秦諸子之大成的荀學。
他特別重視禮的作用，認為：“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荀子·議兵》)禮是治理的準則，強盛的根本，有它才有威嚴，有它才能建立功名。沒有它即使有堅甲利兵也不能取勝，有高城深池也不能穩固，有嚴令繁刑也不能樹立威信。諸侯行禮義可以得天下，不行禮義則亡國喪邦。不過，荀子的禮和孔子的禮已經有了很大差異。孔子心目中的禮是周公製訂的周禮(當然包括孔子對它的損益、改進)，而荀子的禮已經是戰國時代的產物，是後王的創造，它包括法的大原則和道德的內容：“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
禮為什麽能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呢?荀子用他的社會學思想解釋說，人有許多地方不如禽獸，但人能支配利用它們，最根本的原因在人能合群。“人何以能群。曰分〔fen奮〕。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荀子·王製》)所謂分指的是名分，即人的社會地位。他認為要使群能存在，人的地位權勢就不能一樣，一樣就沒有統治、管理，也就不能統一，群就要瓦解。聖王有見於此，所以製定禮義，把人分為貧富貴賤，於是有了分，也就保住了群。由於當時人們的等級觀念根深蒂固，所以荀子錯誤地以為凡有組織、領導、管理的地方，必然有人的身份等級的差別。這當然是不對的，不過由這裏也可看出荀孟之間的差異，孟子以為倫理道德等等的根源全在人心，荀子則認為其根源在人類社會，在社會組織的需要。荀說要比孟說更接近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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