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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舞蹈列隊,一隊八人稱佾。八佾是八隊64人,隻有天子能用八佾之舞,諸侯以下遞減,為六佾、四佾等等。
第三節 仁
孔子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觀念是仁1。這是他中年以後在推行禮樂的實踐中反思的結果,是他研究當時社會的新變化、新思潮的結果。
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社會動蕩,民眾在政治上顯示出自己的力量。一些先進的政治家提出了“民本”思想,認為民為國本,君是為民而設置的,神也要依賴於民。孔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反思,認識到民的問題實際是人的問題,要在政治上解決重民的問題,必須首先在思想上樹立愛人類、愛他人的觀念,亦即仁的觀念。仁愛的思想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但是孔子之前人們隻是泛泛而談。孔子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賦予仁以深刻的含義,不遺餘力地加以鼓吹,使它成為越來越受重視的極其重要的社會政治和倫理觀念。弟子問什麽是仁?孔子答曰:“愛人。”(《顏淵》)愛人就是不僅僅愛自己的家族、親屬、尊長等等,還要愛這以外的別人。孔子提倡“安百姓”(《憲問》),主張“泛愛眾”(《學而》),讚賞“博施濟眾”。百姓就不僅僅是一家一姓,它包括自己家族之外的許多家族。眾就不僅僅是貴族,而是包括奴隸在內的大眾。這就是說,孔子仁愛的對象大大超出了家族和等級的界限,是全人類。在他看來,人不僅是家族、等級的成員,還是人類的一員。人應該把他人當作自己的同類,給以同情與關心。孔子弟子子夏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顏淵》)很清楚地表明,仁是一種人類之愛。
當然,孔子的仁還不是,也不可能是無差別的人類之愛。他主張親親,所以仁愛必定是有差等的。最愛的是直係親屬,然後是旁係親屬,然後才是九族以外的其他人。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愛的深度從親到民再到物是在層層遞減。因此儒家堅決反對墨家的兼愛,孟子認為墨家講兼愛即是“無父”,即否認宗法,否認父權,而“無父”也就是“禽獸”(見《孟子·滕文公下》)。按照儒家思想,仁愛施於普通百姓身上的已經不是很濃了,但畢竟還是有,比起“刻薄寡恩”的法家是大不相同的。
仁的另一個涵意與人的自我修養有關。孔子在迴答顏淵問仁時曾說:“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所謂克己,即約束自己,複禮即踐行周禮。複禮的具體內容是什麽呢?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同上)這就是說,約束自己,視聽言動一依周禮便是仁。不過,應該指出的是“為仁”是一種“由己”的自覺行動,而不是“由人”的被迫行為。因此仁就是一種道德自覺。它不是出於對刑法的懲處或輿論的非難等外在力量的恐懼,而是出於人格的覺悟。當人認識到道德使人成為不同於禽獸的人,當人履行了道德便覺得心安,反之即感到負罪的時候,他就是一個仁人。如果說仁的第一層意思(愛人)是把別人當作人的話,仁的第二層意思(克己複禮)就是把自己當作人。因此仁就是人的自覺。孔子說:“仁者,人也。”(《中庸》)孟子說:“仁也者,人也。”(《孟子·盡心下》)正是指的這個意思。
從社會政治方麵看,禮無疑是重要的,因為它規定了社會的基本結構,這就是宗法等級製的或宗法君主製的社會組織,家族組織與政權組織相結合的社會組織。而仁的地位也是舉足輕重的。它作為重要的政治理念,成為這個社會各利益集團之間的調節劑、粘合劑,對於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據仁的觀念,既然國家管理的不是牲畜而是必須予以關心愛護的人,那麽就要用德政取代苛政。德政即仁在政治上的運用,它應該是怎樣的呢?《論語》中孔子與弟子冉有的一次談話迴答了這個問題。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為他駕車。見到衛國人民眾多,孔子就讚嘆道:“庶矣哉!”冉有問,人多了之後應該怎麽辦?孔子說:“富之。”又問,富了之後又該怎麽辦?孔子說:“教之。”從這裏可以看出,孔子的德政首先是富民政治,就是實行一係列惠民的政策,如國家使用民力要有節製,不違農時,收取租稅不可過重等等,從而讓人民在經濟上富裕起來;其次是教民政治,就是讓老百姓接受道德觀念、禮節儀式、軍事技能等方麵的教育,成為文明的民眾。
他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治民方法,和兩種不同的結果。一是“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為政》),也就是將百姓當牲口看待,隻用行政命令和懲罰對待他們,這樣做的結果老百姓雖然免受刑罰,但是卻沒有基本的道德意識(沒有羞恥心),一旦失去外部控製,他們便會犯罪。另一種是“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在道德上將老百姓當作與貴族一樣的人來看待,用道德教化他們,用禮來約束他們,結果是老百姓有道德意識,有自我約束能力,可以自覺地達到儒家德與禮的要求。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統治者實行德政,就會受到民眾的愛戴,民眾會像眾星拱衛北極星一樣地拱衛他們。後來孟子接續這個傳統,提出了仁政思想,要求統治者克製自己的貪慾,讓農民有自己的田產,能生活下去和生活得更好一些。
思想家總是站得高看得遠,他們為整個製度和社會的長治久安著想,而帝王們則不是這樣,他們往往貪圖眼前的榮華富貴,不斷增加賦稅,殘酷榨取民脂民膏,而總是導致官逼民反,政權傾覆。但無論如何,仁政德治的儒家思想限製了他們的貪心(通常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大臣們,引用孔孟古訓同他們鬥爭的結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社會矛盾,盡可能地延長了社會穩定和繁榮的時間。另一方麵,仁愛思想,以及後來發展起來的“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思想,通過曆代儒家學者的傳播、施教,對於民眾思想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培養了對上的順從敬畏心理,當然易於受統治者支配;但同時也培養了尊老愛幼扶危濟貧解難等人道主義的美德。
從倫理道德領域來說,禮與仁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在這裏,禮代表外在的規範。仁代表內心的自覺。有了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人們的社會生活才能具有秩序,如果否認了這個準則,不承認它所規定的義務,人人各行其是,必然產生混亂。儒家強調一切依禮而行,即使動機是愛,也不能逾越禮的規定。如父母去世,喪禮規定三日不食水漿,屆時可以勉強站起走路,如果愛心特別強烈,哀毀逾製,七日不食水漿,屆時病倒,也屬非禮行為。2《韓非子》有一則故事,魯國執政季孫氏調動民眾開掘長溝,孔子弟子子路做郈的縣令,用自己的祿米做飯給民工吃。孔子聽說立即派另一弟子去禁止,他對子路說:“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外儲說右上》)這件事未必屬實,但這話卻能反映孔子的思想:愛亦不可逾禮。另一方麵,有了內心的道德自覺,才能使禮所規定的道德準則具有內在的力量,才能使道德準則與人的人格、生命聯繫在一起,在任何情況下得到自覺的遵守。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又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陽貨》)都是說道德自覺是禮的內在生命,形式的東西如鍾鼓玉帛,算不得禮樂,所以不仁的人是談不上禮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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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舞蹈列隊,一隊八人稱佾。八佾是八隊64人,隻有天子能用八佾之舞,諸侯以下遞減,為六佾、四佾等等。
第三節 仁
孔子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觀念是仁1。這是他中年以後在推行禮樂的實踐中反思的結果,是他研究當時社會的新變化、新思潮的結果。
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社會動蕩,民眾在政治上顯示出自己的力量。一些先進的政治家提出了“民本”思想,認為民為國本,君是為民而設置的,神也要依賴於民。孔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反思,認識到民的問題實際是人的問題,要在政治上解決重民的問題,必須首先在思想上樹立愛人類、愛他人的觀念,亦即仁的觀念。仁愛的思想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但是孔子之前人們隻是泛泛而談。孔子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賦予仁以深刻的含義,不遺餘力地加以鼓吹,使它成為越來越受重視的極其重要的社會政治和倫理觀念。弟子問什麽是仁?孔子答曰:“愛人。”(《顏淵》)愛人就是不僅僅愛自己的家族、親屬、尊長等等,還要愛這以外的別人。孔子提倡“安百姓”(《憲問》),主張“泛愛眾”(《學而》),讚賞“博施濟眾”。百姓就不僅僅是一家一姓,它包括自己家族之外的許多家族。眾就不僅僅是貴族,而是包括奴隸在內的大眾。這就是說,孔子仁愛的對象大大超出了家族和等級的界限,是全人類。在他看來,人不僅是家族、等級的成員,還是人類的一員。人應該把他人當作自己的同類,給以同情與關心。孔子弟子子夏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顏淵》)很清楚地表明,仁是一種人類之愛。
當然,孔子的仁還不是,也不可能是無差別的人類之愛。他主張親親,所以仁愛必定是有差等的。最愛的是直係親屬,然後是旁係親屬,然後才是九族以外的其他人。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愛的深度從親到民再到物是在層層遞減。因此儒家堅決反對墨家的兼愛,孟子認為墨家講兼愛即是“無父”,即否認宗法,否認父權,而“無父”也就是“禽獸”(見《孟子·滕文公下》)。按照儒家思想,仁愛施於普通百姓身上的已經不是很濃了,但畢竟還是有,比起“刻薄寡恩”的法家是大不相同的。
仁的另一個涵意與人的自我修養有關。孔子在迴答顏淵問仁時曾說:“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所謂克己,即約束自己,複禮即踐行周禮。複禮的具體內容是什麽呢?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同上)這就是說,約束自己,視聽言動一依周禮便是仁。不過,應該指出的是“為仁”是一種“由己”的自覺行動,而不是“由人”的被迫行為。因此仁就是一種道德自覺。它不是出於對刑法的懲處或輿論的非難等外在力量的恐懼,而是出於人格的覺悟。當人認識到道德使人成為不同於禽獸的人,當人履行了道德便覺得心安,反之即感到負罪的時候,他就是一個仁人。如果說仁的第一層意思(愛人)是把別人當作人的話,仁的第二層意思(克己複禮)就是把自己當作人。因此仁就是人的自覺。孔子說:“仁者,人也。”(《中庸》)孟子說:“仁也者,人也。”(《孟子·盡心下》)正是指的這個意思。
從社會政治方麵看,禮無疑是重要的,因為它規定了社會的基本結構,這就是宗法等級製的或宗法君主製的社會組織,家族組織與政權組織相結合的社會組織。而仁的地位也是舉足輕重的。它作為重要的政治理念,成為這個社會各利益集團之間的調節劑、粘合劑,對於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據仁的觀念,既然國家管理的不是牲畜而是必須予以關心愛護的人,那麽就要用德政取代苛政。德政即仁在政治上的運用,它應該是怎樣的呢?《論語》中孔子與弟子冉有的一次談話迴答了這個問題。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為他駕車。見到衛國人民眾多,孔子就讚嘆道:“庶矣哉!”冉有問,人多了之後應該怎麽辦?孔子說:“富之。”又問,富了之後又該怎麽辦?孔子說:“教之。”從這裏可以看出,孔子的德政首先是富民政治,就是實行一係列惠民的政策,如國家使用民力要有節製,不違農時,收取租稅不可過重等等,從而讓人民在經濟上富裕起來;其次是教民政治,就是讓老百姓接受道德觀念、禮節儀式、軍事技能等方麵的教育,成為文明的民眾。
他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治民方法,和兩種不同的結果。一是“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為政》),也就是將百姓當牲口看待,隻用行政命令和懲罰對待他們,這樣做的結果老百姓雖然免受刑罰,但是卻沒有基本的道德意識(沒有羞恥心),一旦失去外部控製,他們便會犯罪。另一種是“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在道德上將老百姓當作與貴族一樣的人來看待,用道德教化他們,用禮來約束他們,結果是老百姓有道德意識,有自我約束能力,可以自覺地達到儒家德與禮的要求。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統治者實行德政,就會受到民眾的愛戴,民眾會像眾星拱衛北極星一樣地拱衛他們。後來孟子接續這個傳統,提出了仁政思想,要求統治者克製自己的貪慾,讓農民有自己的田產,能生活下去和生活得更好一些。
思想家總是站得高看得遠,他們為整個製度和社會的長治久安著想,而帝王們則不是這樣,他們往往貪圖眼前的榮華富貴,不斷增加賦稅,殘酷榨取民脂民膏,而總是導致官逼民反,政權傾覆。但無論如何,仁政德治的儒家思想限製了他們的貪心(通常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大臣們,引用孔孟古訓同他們鬥爭的結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社會矛盾,盡可能地延長了社會穩定和繁榮的時間。另一方麵,仁愛思想,以及後來發展起來的“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思想,通過曆代儒家學者的傳播、施教,對於民眾思想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培養了對上的順從敬畏心理,當然易於受統治者支配;但同時也培養了尊老愛幼扶危濟貧解難等人道主義的美德。
從倫理道德領域來說,禮與仁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在這裏,禮代表外在的規範。仁代表內心的自覺。有了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人們的社會生活才能具有秩序,如果否認了這個準則,不承認它所規定的義務,人人各行其是,必然產生混亂。儒家強調一切依禮而行,即使動機是愛,也不能逾越禮的規定。如父母去世,喪禮規定三日不食水漿,屆時可以勉強站起走路,如果愛心特別強烈,哀毀逾製,七日不食水漿,屆時病倒,也屬非禮行為。2《韓非子》有一則故事,魯國執政季孫氏調動民眾開掘長溝,孔子弟子子路做郈的縣令,用自己的祿米做飯給民工吃。孔子聽說立即派另一弟子去禁止,他對子路說:“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外儲說右上》)這件事未必屬實,但這話卻能反映孔子的思想:愛亦不可逾禮。另一方麵,有了內心的道德自覺,才能使禮所規定的道德準則具有內在的力量,才能使道德準則與人的人格、生命聯繫在一起,在任何情況下得到自覺的遵守。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又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陽貨》)都是說道德自覺是禮的內在生命,形式的東西如鍾鼓玉帛,算不得禮樂,所以不仁的人是談不上禮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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