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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華史06：百家爭鳴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那麽請問，在韓非講的這些故事中，人與人的關係是愛，是義，還是利？
利。
韓非說，人，不管是愚蠢的，還是聰明的，在進行選擇的時候都會有所取捨。16 取捨的標準是什麽呢？趨利避害。這是人之常情。17 故，“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18 人們的追求，無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說魯國的陽虎犯上作亂不對。但隻要利益足夠大，請問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誰不是陽虎？19
人性，豈非本惡？
所以，沒有人不謀利，也沒有人不算計。
比如伯樂，是備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馬，如果討厭那學生，就教他相千裏馬；如果喜歡那學生，就教他相普通馬。你以為伯樂高風亮節呀？錯！實際情況是，千裏馬百年不遇，好處來得慢；普通馬天天都賣，傭金來得快。伯樂這樣教學生，難道沒有算計過？20
君臣關係，也如此。
韓非說，君與臣，原本是沒有什麽關係的。21 他們能夠合作，是因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貪圖君主的封賞，這才苟且在一起。但無論是君還是臣，都得記住：有害於自己而有利於國家的事，臣不會做；有害於國家而有利於臣下的事，君也不會做。君臣關係，隻有各自算好自己的帳，才能建立，也才能鞏固。
因此韓非說──
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22
這真是驚世駭俗，卻也振聾發聵。
沒錯，韓非是把話說得太絕，因此難免片麵。實際上社會並沒他說的那麽黑暗，人心也沒他說的那麽險惡。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個好人都沒有。然而他的觀點，卻未嚐沒有一種片麵的深刻。
那麽，韓非的深刻之處在哪裏？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製度。
表麵上看，這並無新奇之處。事實上儒墨兩家同樣重視製度。儒家尊禮，墨子尚同，就是製度。但儒墨兩家的製度，是以仁愛或兼愛為前提的。所以，他們更看重道德。他們的製度，也隻有正人君子才能實行。
韓非卻完全不同。
在韓非看來，既然人性本惡，那麽，你就不能指望他變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製度來防範人們作惡。韓非說──
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23
意思很清楚：自覺自律的真君子，一國之內找不到十個。著眼於沒人膽敢犯法，則天下從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沒用的，以德治國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兩麵三刀和嚴刑峻法。兩麵，就是賞和罰；三刀，就是勢、術、法。所有這些加起來，就是韓非的所謂“法治”。
這當然是顛覆性的。因為華夏文明的正宗和傳統，是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以禮立序，以樂致和，卻未聞“以法治國”也。24
於是，要德治還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後的爭鳴。
德治還是法治
爭論從孔子的時代就開始了。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晉國繼鄭國的子產之後鑄刑鼎，把刑法的條款向國民公開。這無疑是法家思想和實踐的先聲。因為法家的主張，就是“法莫如顯”，25 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26 事實上，公開才公正，公正才公平，這是法治的基本原則。
然而孔夫子反對。
反對的原因是要維護禮治，維護禮治就不能公布刑法。因為禮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貴。其中第一個字是動詞，也是謂語，即尊崇。第二個字是名詞，也是賓語，即尊者。刑法的條款由尊者或貴族掌握，刑罰的裁量權由他們把持，就是尊貴的體現之一。
所以孔子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27
在，讀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說，民眾都能看見鼎上的律條，知道什麽合法什麽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後受什麽懲罰，憑什麽還要尊崇貴人？
他們隻會尊崇刑鼎。
如此說來，孔子是要維護貴族特權？
不，更是為了維護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國，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國。德治的手段是禮，法治的手段是刑。當然，這裏說的法治，是古代意義上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實就是刑治。因此韓非他們的“以法治國”，也應該叫“刑律治國”。弄清楚了這一點，才看得懂孔子。
那麽，孔子為什麽要反對法治和刑治？
因為治標不治本。孔子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8
這話翻譯過來就是：用政令來引導，刑罰來規範，人民不敢犯罪，但沒有羞恥心。用道德來引導，禮儀來規範，人民不但知羞恥，而且能自律。29
這就是孔子堅持德治和禮治的原因。
顯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惡和不敢作惡，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韓非為什麽還要反對？
因為在他看來，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實現不了。要知道，人們之所以幹壞事，並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趨之若鶩；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關係不大，或許還能講點道德。一旦誘惑無法抵禦，或者危害難以承受，恐怕就什麽都顧不上了。
所以韓非認為，君主治國，隻能左右開弓，兩麵三刀。左右和兩麵，就是賞與罰。隻有賞與罰，才能對付利與害。什麽禮治，什麽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問題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嗎？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韓非的主張是：賞，就要慷慨大方，說話算數，讓臣民有利可圖，這就叫“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就要心狠手辣，從重從快，讓臣民魂飛魄散，這就叫“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執法要統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開，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30
高官厚祿，嚴刑峻法，說一不二令行禁止，這就是韓非的“法治三原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高壓之下必有良民，則是他的基本觀念。
這樣的所謂“法治”，難道是我們要的？
法家頗受詬病，也不奇怪。
實際上法家的問題不在執法，而在立法。立法的問題也不在具體條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為什麽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鞏固君主的統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甚至不惜文化專製和思想專製。韓非說──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31
這實在說得很露骨。實際上，無書簡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獻典籍；無先王之語，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遺產。這不就是焚書坑儒的輿論準備嗎？
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成長的國民，大約也隻能是“以斬首為勇”的殺人機器。他們在韓非那裏，被恰如其分地稱為“王資”──君王稱霸的資本。
王資們遵守的，當然也隻能是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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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說，人，不管是愚蠢的，還是聰明的，在進行選擇的時候都會有所取捨。16 取捨的標準是什麽呢？趨利避害。這是人之常情。17 故，“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18 人們的追求，無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說魯國的陽虎犯上作亂不對。但隻要利益足夠大，請問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誰不是陽虎？19
人性，豈非本惡？
所以，沒有人不謀利，也沒有人不算計。
比如伯樂，是備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馬，如果討厭那學生，就教他相千裏馬；如果喜歡那學生，就教他相普通馬。你以為伯樂高風亮節呀？錯！實際情況是，千裏馬百年不遇，好處來得慢；普通馬天天都賣，傭金來得快。伯樂這樣教學生，難道沒有算計過？20
君臣關係，也如此。
韓非說，君與臣，原本是沒有什麽關係的。21 他們能夠合作，是因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貪圖君主的封賞，這才苟且在一起。但無論是君還是臣，都得記住：有害於自己而有利於國家的事，臣不會做；有害於國家而有利於臣下的事，君也不會做。君臣關係，隻有各自算好自己的帳，才能建立，也才能鞏固。
因此韓非說──
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22
這真是驚世駭俗，卻也振聾發聵。
沒錯，韓非是把話說得太絕，因此難免片麵。實際上社會並沒他說的那麽黑暗，人心也沒他說的那麽險惡。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個好人都沒有。然而他的觀點，卻未嚐沒有一種片麵的深刻。
那麽，韓非的深刻之處在哪裏？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製度。
表麵上看，這並無新奇之處。事實上儒墨兩家同樣重視製度。儒家尊禮，墨子尚同，就是製度。但儒墨兩家的製度，是以仁愛或兼愛為前提的。所以，他們更看重道德。他們的製度，也隻有正人君子才能實行。
韓非卻完全不同。
在韓非看來，既然人性本惡，那麽，你就不能指望他變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製度來防範人們作惡。韓非說──
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23
意思很清楚：自覺自律的真君子，一國之內找不到十個。著眼於沒人膽敢犯法，則天下從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沒用的，以德治國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兩麵三刀和嚴刑峻法。兩麵，就是賞和罰；三刀，就是勢、術、法。所有這些加起來，就是韓非的所謂“法治”。
這當然是顛覆性的。因為華夏文明的正宗和傳統，是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以禮立序，以樂致和，卻未聞“以法治國”也。24
於是，要德治還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後的爭鳴。
德治還是法治
爭論從孔子的時代就開始了。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晉國繼鄭國的子產之後鑄刑鼎，把刑法的條款向國民公開。這無疑是法家思想和實踐的先聲。因為法家的主張，就是“法莫如顯”，25 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26 事實上，公開才公正，公正才公平，這是法治的基本原則。
然而孔夫子反對。
反對的原因是要維護禮治，維護禮治就不能公布刑法。因為禮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貴。其中第一個字是動詞，也是謂語，即尊崇。第二個字是名詞，也是賓語，即尊者。刑法的條款由尊者或貴族掌握，刑罰的裁量權由他們把持，就是尊貴的體現之一。
所以孔子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27
在，讀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說，民眾都能看見鼎上的律條，知道什麽合法什麽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後受什麽懲罰，憑什麽還要尊崇貴人？
他們隻會尊崇刑鼎。
如此說來，孔子是要維護貴族特權？
不，更是為了維護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國，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國。德治的手段是禮，法治的手段是刑。當然，這裏說的法治，是古代意義上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實就是刑治。因此韓非他們的“以法治國”，也應該叫“刑律治國”。弄清楚了這一點，才看得懂孔子。
那麽，孔子為什麽要反對法治和刑治？
因為治標不治本。孔子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8
這話翻譯過來就是：用政令來引導，刑罰來規範，人民不敢犯罪，但沒有羞恥心。用道德來引導，禮儀來規範，人民不但知羞恥，而且能自律。29
這就是孔子堅持德治和禮治的原因。
顯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惡和不敢作惡，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韓非為什麽還要反對？
因為在他看來，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實現不了。要知道，人們之所以幹壞事，並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趨之若鶩；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關係不大，或許還能講點道德。一旦誘惑無法抵禦，或者危害難以承受，恐怕就什麽都顧不上了。
所以韓非認為，君主治國，隻能左右開弓，兩麵三刀。左右和兩麵，就是賞與罰。隻有賞與罰，才能對付利與害。什麽禮治，什麽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問題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嗎？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韓非的主張是：賞，就要慷慨大方，說話算數，讓臣民有利可圖，這就叫“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就要心狠手辣，從重從快，讓臣民魂飛魄散，這就叫“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執法要統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開，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30
高官厚祿，嚴刑峻法，說一不二令行禁止，這就是韓非的“法治三原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高壓之下必有良民，則是他的基本觀念。
這樣的所謂“法治”，難道是我們要的？
法家頗受詬病，也不奇怪。
實際上法家的問題不在執法，而在立法。立法的問題也不在具體條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為什麽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鞏固君主的統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甚至不惜文化專製和思想專製。韓非說──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31
這實在說得很露骨。實際上，無書簡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獻典籍；無先王之語，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遺產。這不就是焚書坑儒的輿論準備嗎？
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成長的國民，大約也隻能是“以斬首為勇”的殺人機器。他們在韓非那裏，被恰如其分地稱為“王資”──君王稱霸的資本。
王資們遵守的，當然也隻能是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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