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法。這帶給我小小的樂趣。不，毋寧說使我心曠神怡。其實，世上稱為“合法”的東西才更可怕。(對此我預感到某種無比強大的東西)。其中的複雜構造更是不可理喻。我不能死守在一個沒有門窗的寒冷房間裏，既便外麵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縱身跳下去。哪怕是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願。
有一個說法叫做“見不得人的人”。就是那些人間悲慘的失敗者、悖德者。我覺得自打一出生我就是個“見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人世所謗的同類，就不由分說變得善良溫柔了。這樣的“溫柔”足以令我自己如癡如醉。(wwdx)
還有一種說法叫做“狂人意識”。我每時每刻都受著這種意識的折磨，它卻又是與我休戚與共的糟糠之妻，廝磨著，進行淒寂的遊戲。這已經成了我的生存方式。俗話說“腿上有傷痕，沒臉來見人”。在繈褓中這種傷痕就赫然出現在我的一條腿上，隨著長大非但沒有治癒，反而日益加劇，擴散到骨髓深處。每夜的痛苦就如千變萬化的地獄，但(說來也怪)，那傷口逐漸變得比自己的血肉還要親密無間。傷口的疼痛，仿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愛情的呢喃。對我這樣的男人，地下活動小組的氛圍格外安心愜意。那運動的外殼比其追求的目的更為適合我。掘木則出於鬧著玩的心理，把我介紹到那個集會中去，其實他自己總共隻去了一次。他曾說過一句拙劣的俏皮話：“馬克思主義者在研究生產這一方麵的同時，也有必要觀察消費這一方麵嘛。”所以他不去集會，倒是一門心思拽住我到外麵考察消費狀況。迴想當時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掘木那樣愛慕虛榮、追趕時髦，心裏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也有我這樣僅僅喜歡“不合法”氣氛便一頭紮入其中的。倘若我們的真實麵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識破，無疑我倆都逃不過他們的憤怒斥責，被當成叛徒趕出組織。但我們卻沒有被開除，在不合法的世界裏，我們比在紳士的合法世界裏活得更加悠閑自在、遊刃有餘，顯得“蓬勃健康”。以致於被當作前途無量的同誌委以重任。真讓人忍俊不禁。我一次也沒有拒絕，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舉止反常而受到“狗”(同誌們都這樣稱唿警察)的懷疑和審訊。我總是一邊逗笑，一邊準確無誤地完成他們所謂的“危險”任務。(那幫從事運動的傢夥常常如臨大敵般高度緊張，甚至蹩腳地模仿偵探小說，警惕過了頭。他們交給我的任務全是無聊透頂的，卻煞有介事地製造緊張氣氛)。我心情當時是，寧願作為共產黨而遭捕，即使終生身陷囹圄，也絕不反悔。我甚至覺得與其對世上的“實生活”感到恐懼，每晚在輾轉難眠的地獄中呻吟嘆息，還不如被關進牢房來得暢快輕鬆。
父親在櫻木町的別墅裏忙於接待客人，要麽就是有事外出，所以雖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簷下，有時連著三四天連一麵都見不到。我總覺得父親很難接近，嚴厲可怕，因此也琢磨著是不是該離開這個家搬到某個宿舍去住。還沒說出口，就從別墅老管家那裏聽說了父親有意出售這棟房子。
父親的譯員任期即將屆滿，想必還有種種理由吧，他無意繼續參選，打算在故鄉建一個隱居的地方，對東京似乎並不留戀。我不過是個高中生，特地為我保留住宅和傭人在他看來是種不必要的浪費吧。(父親的心事與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樣，是我無法明白的)這樣，這個家不久就轉讓給別人，我搬進了本鄉森川町一棟名叫仙遊館的舊公寓的陰暗房間。過了一陣子，在經濟上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總是每月從父親那裏拿到固定金額的零花錢。即使這筆錢立馬告罄，香菸、酒、乳酪、水果等等家裏隨時都有。書、文具、衣服和其他一切也可以在附近店鋪賒帳。連款待掘木吃蕎麥麵或炸蝦蓋澆飯，隻要是父親經常光顧的這條街上的餐館，都可以吃完後一聲不響甩手而去。
可現在一下子變成了宿舍獨居的生活，一切都隻能在每月的定額匯款中開銷。我真是一籌莫展。匯款依舊是在兩三天內花個精光，我不寒而慄，心中沒底幾近發狂，交替著給父親、哥哥、姐姐又是打電報，又是寫長信，催他們快點寄錢給我(信中所寫之事，又全是逗人發笑的虛構。竊以為，求助他人的上策乃是引人發笑)。另外，我在掘木的教唆下，頻繁出入當鋪。可是手頭照樣拮據。
我沒有在無親無故的宿舍中獨立“生活”的能力。兀自呆子宿舍房間裏我感到是那麽可怕，仿佛頃刻就會遭到某個人的襲擊或暗算似的。所以我總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麽去幫助那種“運動”，要麽和掘木一起到處尋找廉價的酒館喝酒，學業和繪畫也荒廢了。進入高中翌年十一月，發生了我和那個年長於我的有夫之婦徇情的事件，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上學經常缺席，學習也毫不用功，奇怪的是，考試答題卻頗多要領，故而一直瞞過了家人。然而不久，終於因為我曠課太多，學校秘密通知了故鄉的父親。作為父親的代理人，大哥給我寄來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長信。不過比起這封信，倒是經濟上的困境和那種運動交給我的任務給我帶來了更直接、更劇烈的痛苦，使我無法以半遊戲的心境來泰然處之。我當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區，還是什麽地區的——反正包括本鄉、小石川、下穀、神田那一帶所有學校的馬克思主義學生行動隊的隊長。聽說要搞武裝暴動，我買了一把小刀子(現在想來，不過是把纖細得連鉛筆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進雨衣口袋四處奔走，進行所謂的“聯絡”。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場，可手頭沒有錢。而且從p那兒(我記得p就是黨的暗語，不過也可能記錯)不停地下達了任務，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我這副羸弱的身子骨實在是吃不消了。本來我就是僅僅對“不合法”感興趣而參加這種小組活動的，如今變成了假戲真做，忙得手忙腳亂，我就無法控製自己，不禁在心中恨恨地對p的人嘀咕：恐怕你們是弄錯對象了吧?那些任務交給你們的嫡係成員不是更好嗎?於是我逃走了。雖然逃走，心情卻沒有變好，我決定去死。(wwdx)
那時，恰好有三個女人對我表現出特別的關心。其中一個是我寄宿的仙遊館老闆娘的女兒。每當我參加運動後身心疲憊地迴到房間，飯也不吃就躺下來時，那姑娘總會拿著便筏和鋼筆走進我的房間，說道：
“對不起，樓下的弟弟妹妹吵死人了，害我都沒法寫信了。”
說罷就在桌子旁坐下來，一口氣寫上一個多小時。我本來可以佯裝什麽都不知道照舊躺著，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開口說點什麽。所以我又發揮了慣用的那種被動服務的精神。盡管我其實一句話也不想說，還是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強打精神，趴在那邊一邊吸菸一邊“嗯嗯唔唔”地應付著。
“聽說呀有一種男人，用女人寄來的情書燒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討厭吶。是你吧?”
“不，我嘛，隻是用情書煮過牛奶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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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說法叫做“見不得人的人”。就是那些人間悲慘的失敗者、悖德者。我覺得自打一出生我就是個“見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人世所謗的同類，就不由分說變得善良溫柔了。這樣的“溫柔”足以令我自己如癡如醉。(wwdx)
還有一種說法叫做“狂人意識”。我每時每刻都受著這種意識的折磨，它卻又是與我休戚與共的糟糠之妻，廝磨著，進行淒寂的遊戲。這已經成了我的生存方式。俗話說“腿上有傷痕，沒臉來見人”。在繈褓中這種傷痕就赫然出現在我的一條腿上，隨著長大非但沒有治癒，反而日益加劇，擴散到骨髓深處。每夜的痛苦就如千變萬化的地獄，但(說來也怪)，那傷口逐漸變得比自己的血肉還要親密無間。傷口的疼痛，仿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愛情的呢喃。對我這樣的男人，地下活動小組的氛圍格外安心愜意。那運動的外殼比其追求的目的更為適合我。掘木則出於鬧著玩的心理，把我介紹到那個集會中去，其實他自己總共隻去了一次。他曾說過一句拙劣的俏皮話：“馬克思主義者在研究生產這一方麵的同時，也有必要觀察消費這一方麵嘛。”所以他不去集會，倒是一門心思拽住我到外麵考察消費狀況。迴想當時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掘木那樣愛慕虛榮、追趕時髦，心裏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也有我這樣僅僅喜歡“不合法”氣氛便一頭紮入其中的。倘若我們的真實麵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識破，無疑我倆都逃不過他們的憤怒斥責，被當成叛徒趕出組織。但我們卻沒有被開除，在不合法的世界裏，我們比在紳士的合法世界裏活得更加悠閑自在、遊刃有餘，顯得“蓬勃健康”。以致於被當作前途無量的同誌委以重任。真讓人忍俊不禁。我一次也沒有拒絕，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舉止反常而受到“狗”(同誌們都這樣稱唿警察)的懷疑和審訊。我總是一邊逗笑，一邊準確無誤地完成他們所謂的“危險”任務。(那幫從事運動的傢夥常常如臨大敵般高度緊張，甚至蹩腳地模仿偵探小說，警惕過了頭。他們交給我的任務全是無聊透頂的，卻煞有介事地製造緊張氣氛)。我心情當時是，寧願作為共產黨而遭捕，即使終生身陷囹圄，也絕不反悔。我甚至覺得與其對世上的“實生活”感到恐懼，每晚在輾轉難眠的地獄中呻吟嘆息，還不如被關進牢房來得暢快輕鬆。
父親在櫻木町的別墅裏忙於接待客人，要麽就是有事外出，所以雖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簷下，有時連著三四天連一麵都見不到。我總覺得父親很難接近，嚴厲可怕，因此也琢磨著是不是該離開這個家搬到某個宿舍去住。還沒說出口，就從別墅老管家那裏聽說了父親有意出售這棟房子。
父親的譯員任期即將屆滿，想必還有種種理由吧，他無意繼續參選，打算在故鄉建一個隱居的地方，對東京似乎並不留戀。我不過是個高中生，特地為我保留住宅和傭人在他看來是種不必要的浪費吧。(父親的心事與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樣，是我無法明白的)這樣，這個家不久就轉讓給別人，我搬進了本鄉森川町一棟名叫仙遊館的舊公寓的陰暗房間。過了一陣子，在經濟上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總是每月從父親那裏拿到固定金額的零花錢。即使這筆錢立馬告罄，香菸、酒、乳酪、水果等等家裏隨時都有。書、文具、衣服和其他一切也可以在附近店鋪賒帳。連款待掘木吃蕎麥麵或炸蝦蓋澆飯，隻要是父親經常光顧的這條街上的餐館，都可以吃完後一聲不響甩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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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在無親無故的宿舍中獨立“生活”的能力。兀自呆子宿舍房間裏我感到是那麽可怕，仿佛頃刻就會遭到某個人的襲擊或暗算似的。所以我總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麽去幫助那種“運動”，要麽和掘木一起到處尋找廉價的酒館喝酒，學業和繪畫也荒廢了。進入高中翌年十一月，發生了我和那個年長於我的有夫之婦徇情的事件，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上學經常缺席，學習也毫不用功，奇怪的是，考試答題卻頗多要領，故而一直瞞過了家人。然而不久，終於因為我曠課太多，學校秘密通知了故鄉的父親。作為父親的代理人，大哥給我寄來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長信。不過比起這封信，倒是經濟上的困境和那種運動交給我的任務給我帶來了更直接、更劇烈的痛苦，使我無法以半遊戲的心境來泰然處之。我當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區，還是什麽地區的——反正包括本鄉、小石川、下穀、神田那一帶所有學校的馬克思主義學生行動隊的隊長。聽說要搞武裝暴動，我買了一把小刀子(現在想來，不過是把纖細得連鉛筆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進雨衣口袋四處奔走，進行所謂的“聯絡”。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場，可手頭沒有錢。而且從p那兒(我記得p就是黨的暗語，不過也可能記錯)不停地下達了任務，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我這副羸弱的身子骨實在是吃不消了。本來我就是僅僅對“不合法”感興趣而參加這種小組活動的，如今變成了假戲真做，忙得手忙腳亂，我就無法控製自己，不禁在心中恨恨地對p的人嘀咕：恐怕你們是弄錯對象了吧?那些任務交給你們的嫡係成員不是更好嗎?於是我逃走了。雖然逃走，心情卻沒有變好，我決定去死。(wwdx)
那時，恰好有三個女人對我表現出特別的關心。其中一個是我寄宿的仙遊館老闆娘的女兒。每當我參加運動後身心疲憊地迴到房間，飯也不吃就躺下來時，那姑娘總會拿著便筏和鋼筆走進我的房間，說道：
“對不起，樓下的弟弟妹妹吵死人了，害我都沒法寫信了。”
說罷就在桌子旁坐下來，一口氣寫上一個多小時。我本來可以佯裝什麽都不知道照舊躺著，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開口說點什麽。所以我又發揮了慣用的那種被動服務的精神。盡管我其實一句話也不想說，還是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強打精神，趴在那邊一邊吸菸一邊“嗯嗯唔唔”地應付著。
“聽說呀有一種男人，用女人寄來的情書燒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討厭吶。是你吧?”
“不，我嘛，隻是用情書煮過牛奶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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