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允許我們使用的銀行分行，職員們因為工作負擔被加重而對我們憤憤然。他們無數次地拒絕提供服務或是和我們找別扭。有一次，情況惡化到那種地步：我們自己的一個員工用槍瞄準了一個當地的商業銀行經理，威脅說，如果再不撥給格萊瑉的貸款者更多貸款就當時殺死他。我們不得不解僱了那個工作人員。受到威脅的經理要求調迴達卡，那件事使得我們和那家銀行的關係更加惡化了。
我們沒有放棄。我們盡可能地自己多做工作，而沒有依靠那些靠不住的國有銀行的工作人員。結果發現，那些前「人民軍隊」分子都是出色的工作人員。這些地下鬥士們都很年輕（通常是18到20歲），工作努力，有奉獻精神。他們曾經想用槍和革命解放這個國家，現在，他們又在同樣的村莊裏奔走著，向一無所有的人們推廣小額貸款。他們需要一個事業來為之奮鬥，我們將他們的精力引導到更有建設性的事業上，而非恐怖主義。隻要他們放下槍，我們就很高興地雇用他們作為銀行工作人員。
一開始，隻有喬布拉村的幾個骨幹人員和我同來：我的年輕同事阿薩德、迪帕爾和謝赫·阿布杜德·戴楊（射ikhabduddaiyan）。隨後，當情勢比較安全以後，我將同在喬布拉村工作過的兩個女同事也帶來了：努加罕和詹娜。我搬到一個還沒完工的建築裏，我住三層的小房間，工人們仍在我周圍工作著。在拉馬丹期間，我打破了每日的齋戒，吃傳統的清淡的伊夫塔（iftar）晚餐：用糖和碾碎的椰子醃甜的碎米（chira），用紅辣椒炸過的雞豆，芒果片，還有撒上綠辣椒和洋蔥的炸過後磨碎的蘭豆（lentils）。
我的辦公室裏沒有衛生間。白天我需要方便的時候，不得不去打擾我的鄰居。在最初那些困難的日子裏，當地人的慷慨使我保持高昂的情緒。夜晚，經常會有一個住在鄰近破茅草屋裏的老人給我端來pantabhat，那是將剩米飯泡在水裏發酵，澆上炸辣椒、生洋蔥，再加上剩菜。但是格萊瑉有規矩，不得接受任何貸款者或村民的食物或禮物。我隻得很不情願地謝絕了他送來的食物。
我的每一個小小的決定都必須在達卡中央銀行的每月例會上進行覆審。例會由參與這一試驗的各銀行所有董事經理參加，這是一個遲緩拖遝的過程。例如，我們在第37號決議上浪費了兩個小時，就是否該給銀行工作人員配備手電筒以便其在鄉間走夜路而爭論不休。一個董事經理認為，孟加拉的鄉村生活不應該被手電筒的輸入而「毀壞」，他想要我們的銀行工作者使用老式的燈籠和煤油燈。與那些不斷指責格萊瑉改變了孟加拉鄉村的社會根源的社會人類學家一樣，這位銀行家不願允許引入任何聽上去非傳統的東西。富足總是帶來變化，這又能算得了什麽障礙呢?我為能帶來變化而不遺餘力。如果那個董事經理生活在坦蓋爾和吉大港最窮的村子裏的話，他也會全力那樣做的。
1980年3月，我在達卡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再婚儀式。我和薇拉的婚姻幾年以前就結束了。1977年3月在生下我們的女兒莫尼卡不久，薇拉決意離開孟加拉，她說，這不是一個撫養孩子的好地方。雖然我們仍然彼此相愛，但就是無法在同一個地方定居達成一致。薇拉拒絕留下來，而我無法放棄孟加拉。我們非常悲傷地協定在那年12月離婚了。與來自和我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薇拉相對照，阿芙羅茲·貝格姆（afrozibegum）是曼徹斯特大學高端物理學方麵的一位孟加拉研究員。她和我一樣，在東西方世界都能應付裕如。結婚後的幾個月裏，阿芙羅茲仍在英國完成她的研究，我在坦蓋爾工作，但很快她就到坦蓋爾來和我團聚，同住在辦公樓的三層。從那時起，我們總是住在離辦公室很近的地方，甚至今天，我們還是生活在辦公大樓的樓群中。唯一不同的是，現在我們有了女兒迪娜·阿芙羅茲·尤努斯（deenaafrozyunus），她生於1986年1月24日。
到1982年11月，格萊瑉銀行的成員增長至28000人，其中將近一半是婦女。我們是如何從1979年的500名喬布拉成員而達成這一飛躍的呢?我們的坦蓋爾擴展的成功沒有任何奧秘，但是最重要的，肯定是我們的銀行工作者和經理們的努力與獻身精神。很早我們就認識到挑選富有活力的年輕人來管理分行的重要性。使人吃驚的是，先前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人最合適做這件事。以前的工作經曆會使剛參加工作的人分心，難以專注於格萊瑉的理想與獨特的操作程式。
許多年輕經理都將格萊瑉看作是一個重大的機會，他們喜愛試驗與冒險帶給人的快感。經理負有建立起當地格萊瑉分行的責任，他要為未來辦公室選址，並畫出那個地區的地圖。他要就那個村子的曆史、文化、經濟與貧困狀況等寫出報告。為了使格萊瑉廣為認知，那位經理會將相鄰幾個村的包括村長在內的人都請來，參加一個「發布會」。會上，一個格萊瑉的高級官員詳細解釋本銀行的運作程序，請村民們自由選擇是否接受格萊瑉及其所有規章，或是拒絕它。如果被拒絕，本銀行就保證離開這個地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要求我們離開，但我們想從一開始就做得很清楚，即：由他們選擇是否接受我們。
在一家為窮人服務的銀行工作是高度專業的，從規劃到設計再到實地一對一的接觸，件件工作都是如此。訪問格萊瑉的客人經常問我:「是什麽使得格萊瑉的員工或經理如此不同於其他年輕人的?他們為什麽會樂於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工作呢?」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在於對銀行雇員們的培訓規劃，而那一規劃就是出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工作人員在坦蓋爾時那些每周非正式的工作會議。大多數人在談論有關扶貧規劃的培訓時，他們的意思是指要教給窮人新的技能。而在格萊瑉，如果我們有任何為貸款者的正式培訓的話，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我們培訓我們的工作人員，將他們塑造成反貧困鬥士的精英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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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放棄。我們盡可能地自己多做工作，而沒有依靠那些靠不住的國有銀行的工作人員。結果發現，那些前「人民軍隊」分子都是出色的工作人員。這些地下鬥士們都很年輕（通常是18到20歲），工作努力，有奉獻精神。他們曾經想用槍和革命解放這個國家，現在，他們又在同樣的村莊裏奔走著，向一無所有的人們推廣小額貸款。他們需要一個事業來為之奮鬥，我們將他們的精力引導到更有建設性的事業上，而非恐怖主義。隻要他們放下槍，我們就很高興地雇用他們作為銀行工作人員。
一開始，隻有喬布拉村的幾個骨幹人員和我同來：我的年輕同事阿薩德、迪帕爾和謝赫·阿布杜德·戴楊（射ikhabduddaiyan）。隨後，當情勢比較安全以後，我將同在喬布拉村工作過的兩個女同事也帶來了：努加罕和詹娜。我搬到一個還沒完工的建築裏，我住三層的小房間，工人們仍在我周圍工作著。在拉馬丹期間，我打破了每日的齋戒，吃傳統的清淡的伊夫塔（iftar）晚餐：用糖和碾碎的椰子醃甜的碎米（chira），用紅辣椒炸過的雞豆，芒果片，還有撒上綠辣椒和洋蔥的炸過後磨碎的蘭豆（lentils）。
我的辦公室裏沒有衛生間。白天我需要方便的時候，不得不去打擾我的鄰居。在最初那些困難的日子裏，當地人的慷慨使我保持高昂的情緒。夜晚，經常會有一個住在鄰近破茅草屋裏的老人給我端來pantabhat，那是將剩米飯泡在水裏發酵，澆上炸辣椒、生洋蔥，再加上剩菜。但是格萊瑉有規矩，不得接受任何貸款者或村民的食物或禮物。我隻得很不情願地謝絕了他送來的食物。
我的每一個小小的決定都必須在達卡中央銀行的每月例會上進行覆審。例會由參與這一試驗的各銀行所有董事經理參加，這是一個遲緩拖遝的過程。例如，我們在第37號決議上浪費了兩個小時，就是否該給銀行工作人員配備手電筒以便其在鄉間走夜路而爭論不休。一個董事經理認為，孟加拉的鄉村生活不應該被手電筒的輸入而「毀壞」，他想要我們的銀行工作者使用老式的燈籠和煤油燈。與那些不斷指責格萊瑉改變了孟加拉鄉村的社會根源的社會人類學家一樣，這位銀行家不願允許引入任何聽上去非傳統的東西。富足總是帶來變化，這又能算得了什麽障礙呢?我為能帶來變化而不遺餘力。如果那個董事經理生活在坦蓋爾和吉大港最窮的村子裏的話，他也會全力那樣做的。
1980年3月，我在達卡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再婚儀式。我和薇拉的婚姻幾年以前就結束了。1977年3月在生下我們的女兒莫尼卡不久，薇拉決意離開孟加拉，她說，這不是一個撫養孩子的好地方。雖然我們仍然彼此相愛，但就是無法在同一個地方定居達成一致。薇拉拒絕留下來，而我無法放棄孟加拉。我們非常悲傷地協定在那年12月離婚了。與來自和我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薇拉相對照，阿芙羅茲·貝格姆（afrozibegum）是曼徹斯特大學高端物理學方麵的一位孟加拉研究員。她和我一樣，在東西方世界都能應付裕如。結婚後的幾個月裏，阿芙羅茲仍在英國完成她的研究，我在坦蓋爾工作，但很快她就到坦蓋爾來和我團聚，同住在辦公樓的三層。從那時起，我們總是住在離辦公室很近的地方，甚至今天，我們還是生活在辦公大樓的樓群中。唯一不同的是，現在我們有了女兒迪娜·阿芙羅茲·尤努斯（deenaafrozyunus），她生於1986年1月24日。
到1982年11月，格萊瑉銀行的成員增長至28000人，其中將近一半是婦女。我們是如何從1979年的500名喬布拉成員而達成這一飛躍的呢?我們的坦蓋爾擴展的成功沒有任何奧秘，但是最重要的，肯定是我們的銀行工作者和經理們的努力與獻身精神。很早我們就認識到挑選富有活力的年輕人來管理分行的重要性。使人吃驚的是，先前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人最合適做這件事。以前的工作經曆會使剛參加工作的人分心，難以專注於格萊瑉的理想與獨特的操作程式。
許多年輕經理都將格萊瑉看作是一個重大的機會，他們喜愛試驗與冒險帶給人的快感。經理負有建立起當地格萊瑉分行的責任，他要為未來辦公室選址，並畫出那個地區的地圖。他要就那個村子的曆史、文化、經濟與貧困狀況等寫出報告。為了使格萊瑉廣為認知，那位經理會將相鄰幾個村的包括村長在內的人都請來，參加一個「發布會」。會上，一個格萊瑉的高級官員詳細解釋本銀行的運作程序，請村民們自由選擇是否接受格萊瑉及其所有規章，或是拒絕它。如果被拒絕，本銀行就保證離開這個地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要求我們離開，但我們想從一開始就做得很清楚，即：由他們選擇是否接受我們。
在一家為窮人服務的銀行工作是高度專業的，從規劃到設計再到實地一對一的接觸，件件工作都是如此。訪問格萊瑉的客人經常問我:「是什麽使得格萊瑉的員工或經理如此不同於其他年輕人的?他們為什麽會樂於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工作呢?」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在於對銀行雇員們的培訓規劃，而那一規劃就是出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工作人員在坦蓋爾時那些每周非正式的工作會議。大多數人在談論有關扶貧規劃的培訓時，他們的意思是指要教給窮人新的技能。而在格萊瑉，如果我們有任何為貸款者的正式培訓的話，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我們培訓我們的工作人員，將他們塑造成反貧困鬥士的精英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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