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是第一次聽到類似提問。當天我和政治學者劉擎教授作為嘉賓對談，討論美國曆史學家伊恩·莫裏斯(ian morris)著作《西方將主宰多久》[79](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如果按照英文書名直譯，更準確地說，書名應該譯為“為什麽西方統治至今”或者“西方為什麽現在還在統治”，兩個多小時內密集聽到“西方”一詞不下百次(有趣的是，莫裏斯坦陳西方定義超過20多種)，加上地點是在以具有老上海風格而為人所知的思南公館，難免令人有今昔對比的錯愕之感。一方麵，中國官方宣傳對於世界第一的封號可謂“謙讓”，而民間倒是對此興趣頗濃。如果這種情緒早在內部醞釀，西方“捧殺”的對象和目的是什麽呢?更不用說日本過去遭遇不在於“西方捧殺”，今日狀況其實也難言“悲慘”。另一方麵，對於“中國第一”的稱號，按照最樂觀的估計(也是來自“西方”的世界銀行)，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最快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就會超過美國。[80]
“中國第一”的情結大眾不會陌生，甚至《西方將主宰多久》引發的議論升溫也可以作為小小註腳：此書的中文版被中信出版社引入三年之後才開始被公眾廣泛關注，從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到曾經的風雲人物李錄，對這本書都有引用和推薦，背後的動力多少與複興的民族情結有關。重歸世界之巔的夢想因為近代屈辱記憶而被放大，這可謂國人集體情感的一種現代投射。[81]
甚至，這場讀書會宣傳頁還引用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一句話，“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麽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從經濟角度看，我認為中國晚近以來的經濟狀況並不算退步，隻是相對落後，當西歐通過工業革命以及製度變革步入工業時代之際，中國延續以往路徑，仍舊陷於傳統農業增長路徑的馬爾薩斯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西方將主宰多久》的數據，也就是莫裏斯設立的以能量獲取、社會組織、戰爭能力、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社會發展指數，西方的核心區域一直在變化，從兩河流域到地中海，再到西歐美國。而東方的核心區域則除了1900年是日本之外，大部分情況是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以社會發展指數衡量，中國曾經從公元500年後領先西方超過1 000年，他認為“西方領先”既不是長期註定也不是短期偶然。這種將中國放入世界之中的比較，一方麵可以使得國人拋棄對中國中心的執著;另一方麵也可以在印證之中再度定位，重建自信。
迴顧曆史是為了觀照現實，套用那句名言——“笨蛋，重要的是經濟”，但隻有真正的笨蛋才相信重要的隻是經濟。經濟實力的上升往往帶來影響力的提升(雖然二者往往並非同步)，最近30年的中國經濟增長不可避免使得國人尋求經濟之外的存在感。但放在曆史比較之中，或許更能明了中國經濟奇蹟或者中國模式的本質為何。從數據來看，中國經濟停滯使得直到1980年的中國人均收入隻是略好於小說《悲慘世界》中所展示的狀況。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改革開放釋放的製度紅利，使得人口紅利可以在市場經濟之下得以發揮，令30年的高速增長成為可能，“後發優勢”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正在於起點過低。
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這也註定理性人很難不關注短期。2014年宏觀經濟情況仍舊複雜，“7.5%左右”的目標並不輕鬆，但經濟政策風向卻有一些微妙改變，種種跡象顯示中國經濟將進入中速增長開始獲得更多共識，官方也不再追求“保八”。而習近平在2014年不止一次提及“新常態”——新常態原本是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創出的新名詞，普遍表示宏觀經濟從繁榮到衰退周期正常的恢複過程。
外界對習近平的經濟表態有頗多解讀，但定義顯然也在明確之中，中國新常態的背後對應昔日超常增長告一段落。根據英國《金融時報》2014年8月14日報導，中國超過70個較小縣(市)不再把gdp作為考核政府官員的一項標準，以便將主要精力轉向環境保護及減少貧困。
時代在變，人們的訴求也在變化，比如複雜的社會生活水準衡量，是否應該以一個簡單指標衡量?gdp爭議不僅存在於中國，也是一個世界話題。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戴維·皮林在專欄中梳理了gdp的變遷以及缺點，最終結論還是我們可能仍擺脫不了gdp。數字很簡單明了，但數字也隻是數字，當經濟增長日益與民眾生活幸福感背離之際，官方也在逐漸改善甚至放棄以往的gdp考核模式。雖然單純放棄某一個考核指標並不會立即改變中國政治、經濟的運行機製，但這仍舊是往正確方向邁出的有意義的一步。
“您談到中美經濟的追趕，無論gdp總量還是人均gdp，問題是gdp有那麽重要嗎?”讀書會結束時，一位“90後”女孩這樣問我。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問題，也是一個好開始。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越來越多人放棄gdp崇拜，尤其是年青一代的“80後”與“90後”，與父輩不同，他們對於發展的理解顯然更為深化多元。對於麵臨多重轉型的中國，問題還在於，如果沒有gdp高速增長作為政治合法性的背書，那麽還能提供什麽呢?站在21世紀的文明新紀元，“落後就要挨打”的敘事方式正在被重構——值得一提的是，無論鴉片戰爭還是甲午戰爭，當時中國的gdp總量都高於對手，結果卻是近代屈辱的開始。
迴到開篇的問題，劉擎教授不無機敏地反問，中國為什麽要當第一?他一方麵表示自己“相信”中國會按照北京宣稱的那樣以和平方式崛起;另一方麵，他指出西方的焦慮來自如果中國主宰世界，關於那個“新”世界的規則以及信息卻不明確。向前看是為了向後看，也許我們有生之年可能很難看到中國人均gdp成為世界第一，但是這並不影響中國民眾享受更穩定的經濟福利、更穩定的法治環境。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本身就意味著對於經濟低增長的高容忍度，而東西文明最終的關係，或許是共生互補，而非你死我活。
中國經濟五大風險
各大投行券商新年前後都會紛紛出台投資策略，比起過去的好時光，我認為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詞在於“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麵。
首先，在於國際環境動蕩，金融危機之後勉強重建的脆弱秩序正在瓦解。不僅各個經濟體繼續低迷，而且多個資產價格趨於混亂。2014年中之後，整體環境由地區性緊張變為全球性緊張態勢，不僅石油價格跌破50美元，盧布也遭遇腰斬;歐元區正式進入通縮，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再度燃起，更使得歐元跌入九年新低;安倍雖然重新當選日本首相，但安倍經濟學仍舊遭遇挑戰。
固然各國經濟之間存在競爭關係，但是隨著全球化的裹挾，全球經濟事實上處於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態勢——那就是彼此之間通過交換更好的商品服務獲得增長，即使中國以廉價勞動力創造出口，也遵循同樣邏輯來為全球經濟做出貢獻，這是過去全球化繁榮時代的市場邏輯。如今，這一邏輯鏈條隨著各大經濟體衰退而低迷，這對於全球經濟增長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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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的情結大眾不會陌生，甚至《西方將主宰多久》引發的議論升溫也可以作為小小註腳：此書的中文版被中信出版社引入三年之後才開始被公眾廣泛關注，從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到曾經的風雲人物李錄，對這本書都有引用和推薦，背後的動力多少與複興的民族情結有關。重歸世界之巔的夢想因為近代屈辱記憶而被放大，這可謂國人集體情感的一種現代投射。[81]
甚至，這場讀書會宣傳頁還引用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一句話，“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麽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從經濟角度看，我認為中國晚近以來的經濟狀況並不算退步，隻是相對落後，當西歐通過工業革命以及製度變革步入工業時代之際，中國延續以往路徑，仍舊陷於傳統農業增長路徑的馬爾薩斯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西方將主宰多久》的數據，也就是莫裏斯設立的以能量獲取、社會組織、戰爭能力、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社會發展指數，西方的核心區域一直在變化，從兩河流域到地中海，再到西歐美國。而東方的核心區域則除了1900年是日本之外，大部分情況是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以社會發展指數衡量，中國曾經從公元500年後領先西方超過1 000年，他認為“西方領先”既不是長期註定也不是短期偶然。這種將中國放入世界之中的比較，一方麵可以使得國人拋棄對中國中心的執著;另一方麵也可以在印證之中再度定位，重建自信。
迴顧曆史是為了觀照現實，套用那句名言——“笨蛋，重要的是經濟”，但隻有真正的笨蛋才相信重要的隻是經濟。經濟實力的上升往往帶來影響力的提升(雖然二者往往並非同步)，最近30年的中國經濟增長不可避免使得國人尋求經濟之外的存在感。但放在曆史比較之中，或許更能明了中國經濟奇蹟或者中國模式的本質為何。從數據來看，中國經濟停滯使得直到1980年的中國人均收入隻是略好於小說《悲慘世界》中所展示的狀況。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改革開放釋放的製度紅利，使得人口紅利可以在市場經濟之下得以發揮，令30年的高速增長成為可能，“後發優勢”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正在於起點過低。
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這也註定理性人很難不關注短期。2014年宏觀經濟情況仍舊複雜，“7.5%左右”的目標並不輕鬆，但經濟政策風向卻有一些微妙改變，種種跡象顯示中國經濟將進入中速增長開始獲得更多共識，官方也不再追求“保八”。而習近平在2014年不止一次提及“新常態”——新常態原本是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創出的新名詞，普遍表示宏觀經濟從繁榮到衰退周期正常的恢複過程。
外界對習近平的經濟表態有頗多解讀，但定義顯然也在明確之中，中國新常態的背後對應昔日超常增長告一段落。根據英國《金融時報》2014年8月14日報導，中國超過70個較小縣(市)不再把gdp作為考核政府官員的一項標準，以便將主要精力轉向環境保護及減少貧困。
時代在變，人們的訴求也在變化，比如複雜的社會生活水準衡量，是否應該以一個簡單指標衡量?gdp爭議不僅存在於中國，也是一個世界話題。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戴維·皮林在專欄中梳理了gdp的變遷以及缺點，最終結論還是我們可能仍擺脫不了gdp。數字很簡單明了，但數字也隻是數字，當經濟增長日益與民眾生活幸福感背離之際，官方也在逐漸改善甚至放棄以往的gdp考核模式。雖然單純放棄某一個考核指標並不會立即改變中國政治、經濟的運行機製，但這仍舊是往正確方向邁出的有意義的一步。
“您談到中美經濟的追趕，無論gdp總量還是人均gdp，問題是gdp有那麽重要嗎?”讀書會結束時，一位“90後”女孩這樣問我。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問題，也是一個好開始。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越來越多人放棄gdp崇拜，尤其是年青一代的“80後”與“90後”，與父輩不同，他們對於發展的理解顯然更為深化多元。對於麵臨多重轉型的中國，問題還在於，如果沒有gdp高速增長作為政治合法性的背書，那麽還能提供什麽呢?站在21世紀的文明新紀元，“落後就要挨打”的敘事方式正在被重構——值得一提的是，無論鴉片戰爭還是甲午戰爭，當時中國的gdp總量都高於對手，結果卻是近代屈辱的開始。
迴到開篇的問題，劉擎教授不無機敏地反問，中國為什麽要當第一?他一方麵表示自己“相信”中國會按照北京宣稱的那樣以和平方式崛起;另一方麵，他指出西方的焦慮來自如果中國主宰世界，關於那個“新”世界的規則以及信息卻不明確。向前看是為了向後看，也許我們有生之年可能很難看到中國人均gdp成為世界第一，但是這並不影響中國民眾享受更穩定的經濟福利、更穩定的法治環境。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本身就意味著對於經濟低增長的高容忍度，而東西文明最終的關係，或許是共生互補，而非你死我活。
中國經濟五大風險
各大投行券商新年前後都會紛紛出台投資策略，比起過去的好時光，我認為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詞在於“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麵。
首先，在於國際環境動蕩，金融危機之後勉強重建的脆弱秩序正在瓦解。不僅各個經濟體繼續低迷，而且多個資產價格趨於混亂。2014年中之後，整體環境由地區性緊張變為全球性緊張態勢，不僅石油價格跌破50美元，盧布也遭遇腰斬;歐元區正式進入通縮，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再度燃起，更使得歐元跌入九年新低;安倍雖然重新當選日本首相，但安倍經濟學仍舊遭遇挑戰。
固然各國經濟之間存在競爭關係，但是隨著全球化的裹挾，全球經濟事實上處於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態勢——那就是彼此之間通過交換更好的商品服務獲得增長，即使中國以廉價勞動力創造出口，也遵循同樣邏輯來為全球經濟做出貢獻，這是過去全球化繁榮時代的市場邏輯。如今，這一邏輯鏈條隨著各大經濟體衰退而低迷，這對於全球經濟增長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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