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來看，歐元區問題因為政治而起，表現形式為經濟，最終解決出路還是政治。歐洲政壇傾向的方式是拖延，這對於經濟來說是缺乏遠見的，但在現實考量之中，不失為務實之舉，在拖延中協調，以時間來換取空間。不過，這一舉措在過去五六年已經頻繁使用，未來是否還應該這樣呢?除了政治上的協調一致，各國國內恐怕還是得繼續展開更為嚴峻的改革，緊縮或許不能帶來經濟增長，卻是為過去的高福利不得不付出的遲來代價。
歐元區各國相持之下，其實沒有贏家，歐元也迎來曆史性的打擊。歐元疲弱不僅導致歐元匯率降低美元走高，而且使歐元的儲備價值隨之降低，主要機構投資人對於投資歐元缺乏興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2014年第三季度，全球以歐元持有的外匯儲備減少了8.1%，而歐元兌美元下跌7.8%——這與過去不同，如今央行等機構持有歐元比例下降幅度高於歐元下跌幅度，這意味著大家對於歐元前景感到相當悲觀。
歐元區的演變驚心動魄，人類製度設計的精誠合作與貪婪無知的本性形成鮮明對照。就政治而言，歐盟內部各種政治協調紛爭不斷，分分合合猶如肥皂劇，類似印度裔作家奈保爾初到倫敦看到各類政治辯論新聞的感受——“過家家”。奈保爾對於自己這種缺乏政治好奇心也有自我檢討，認為這源自文化的深層次原因，“一旦我開始審視這些事，就看出了自己的這種無知(沒有別的詞可以名之)。這種有局限的觀念，也是我們的曆史及文化的一方麵。從曆史上說，恆河平原的農民無權無勢，我們曾經被暴君統治，經常是被遠遠地統治，那些暴君來來去去，我們經常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在此背景下，沒理由會對公共事務感興趣——如果這種事情可以說存在的話”。
換而言之，歐元區是歐盟一體化急於求成的結果，而處理歐元區危機的過程，正是為歐洲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掃除障礙。如果解決得當，這不僅是歐洲的驕傲，也堪稱人類進步的裏程碑。
中央銀行：後qe時代的諸神之亂
後qe時代的諸神之亂
正如一句老話所言，世界結束的方式並非一聲巨響，而是一陣嗚咽。這用來形容美國qe(量化寬鬆)退出也非常合適。這一聲勢浩大的貨幣政策2014年10月退出之際，甚至沒有發布會，隻有一張措辭謹慎卻爭議依舊的聲明。
弔詭的是，隨著美國qe政策退出，其他國家的qe時代卻剛剛開始，國際金融市場的多米諾效應正在發酵。美國從5年前帶頭開始實行qe，日本央行、歐洲央行甚至中國央行近年也紛紛步入寬鬆政策，尤其2014年10月31日日本的寬鬆再升級令市場意外。當天日本央行宣布將基礎貨幣年供應量增加至80萬億日元，同時日本債券購買規模每年增加30萬億日元。
各國寬鬆政策有時間差，釋放的關鍵信號也不一樣，這就意味著，政策的不一致與不確定必然給國際市場前景帶來陰霾。這從全球市場2014年10月的動蕩可見一斑，不僅大宗商品一蹶不振，石油跌入四年低點，黃金等市場也遭遇“黑色星期五”，而股市則大幅動蕩，美國股市在10月份先跌後漲，振幅巨大，而日經指數在日本央行宣布消息之後單日大幅上漲超過5%。
各國繼續競相“放水”成為金融市場一景，各家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規模可謂史無前例，無論經濟還是政治的爭議都因為量化寬鬆政策而加大。
梳理量化寬鬆的曆史，這一名詞據說最早正是源自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量化寬鬆往往被民間認為是印鈔票，更準確的說法是資產負債表擴張，主要方式是中央銀行在實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後，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
然而諷刺的是，美聯儲一而再再而三地模仿致敬，顯然是不希望步入當年日本央行未能抑製通縮的敗局，如今日本卻又步美國後塵，高舉寬鬆大旗。美國qe這一堪稱宏大的行動已經進行三次，最新一次始於2012年9月。
量化寬鬆對於美國實體經濟效果如何呢?從就業數據來看，美國經濟確實出現複甦跡象，2012年美國失業率為8.1%，2014年美國失業率為5.9%。僅僅有就業數據並不足夠，美國經濟增長有所好轉，但是並沒有迴歸到危機之前，零售業銷售數據仍舊疲弱。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qe結束的2014年，美國金融市場10月動蕩則預示了風暴的預警，最明顯的指標是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跌到2%以下。
從效果來看，危機之後的貨幣寬鬆有其必要，第一次qe可謂恰逢其時，第二次qe已經略顯多餘，第三次qe更是誤入歧途。事實上，後兩次qe的效應往往隻是在資本市場有所反響，對於提振經濟並無實質作用。難怪摩根史坦利亞洲前主席史蒂芬·羅奇評價美聯儲陷入了“流動性陷阱”。
不待見qe政策的人很多，但是等到美國退出qe後，卻沒有那麽多人意識到這將給全球經濟帶來劇烈變化。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對比qe政策在美國國內提振經濟的模糊效果，qe政策在美國境外的金融外溢作用卻效果明顯。
迴顧美國量化寬鬆剛剛推出之際，曾經引發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大幅上升，中國、印尼等國對此並不滿意，也多次批判美國貨幣政策一方麵充滿外溢性，一方麵卻高度不透明。大家不喜歡qe的最直接原因在於美元貶值，中國等國持有大量美元資產，不少人將美國量化寬鬆簡單等同於印美元鈔票，相當警惕與反感。對此imf曾經分析，對比第一次qe對新興市場的劇烈影響，第三次qe影響較為溫和。
問題在於，比起qe推出帶來的資本流入，qe退出帶來的資本流出則更值得警惕，這也就是國內所謂“熱錢”的令人無奈之處：無法控製也無從管控，不需要的時候不請自來，需要的時候卻大規模溜走。國際資本流動亂象，將衝擊全球金融穩定，影響新興市場匯率穩定。更進一步，qe退出必然意味著強勢美元的迴歸，各國貨幣相對幣值麵臨調整壓力，這對於全球經濟增長並非好消息。也正因為如此，比起推出qe的食之無味，退出qe則意味著風險升高。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大家如何抨擊qe，美聯儲始終是美國的央行，這也註定它隻為美國經濟負責。但是由於美國的經濟地位以及美元的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美國貨幣政策的一舉一動牽動全球，中國等國也深受其影響，甚至發達經濟體也難以幸免波動，典型如歐洲。
曾經有一則“假如經濟學家也有朋友圈”的帖子很熱門，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感嘆“不能再隨便說話了”，下麵美國總統歐巴馬、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現主席耶倫等人紛紛現身，或點讚或說教。這裏模仿德拉吉的感嘆，正是與他最近引發市場動蕩的表態有關。他暗示在歐元區複甦乏力之下可採取量化寬鬆行動來對抗低通脹問題，而這一方麵讓業界對於是否會推出刺激政策感到困惑，另一方麵購買國債計劃又讓主張緊縮的核心國家不滿，比如德國。
寬鬆還是緊縮，從來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在一個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時代，各國債務水平已經居高不下，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可能性正在加大。此時各國之間的金融政策卻加劇彼此掣肘，美國qe退出以及日本寬鬆升級，必然將市場暫時拖入一片混亂之域。如何從這片混亂中走出，避免捲入貨幣戰爭或者地緣政治爭端，恐怕就不能單單指望停止量化寬鬆之類的貨幣政策，各國不僅需要加強國際對話，更需要直麵結構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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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各國相持之下，其實沒有贏家，歐元也迎來曆史性的打擊。歐元疲弱不僅導致歐元匯率降低美元走高，而且使歐元的儲備價值隨之降低，主要機構投資人對於投資歐元缺乏興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2014年第三季度，全球以歐元持有的外匯儲備減少了8.1%，而歐元兌美元下跌7.8%——這與過去不同，如今央行等機構持有歐元比例下降幅度高於歐元下跌幅度，這意味著大家對於歐元前景感到相當悲觀。
歐元區的演變驚心動魄，人類製度設計的精誠合作與貪婪無知的本性形成鮮明對照。就政治而言，歐盟內部各種政治協調紛爭不斷，分分合合猶如肥皂劇，類似印度裔作家奈保爾初到倫敦看到各類政治辯論新聞的感受——“過家家”。奈保爾對於自己這種缺乏政治好奇心也有自我檢討，認為這源自文化的深層次原因，“一旦我開始審視這些事，就看出了自己的這種無知(沒有別的詞可以名之)。這種有局限的觀念，也是我們的曆史及文化的一方麵。從曆史上說，恆河平原的農民無權無勢，我們曾經被暴君統治，經常是被遠遠地統治，那些暴君來來去去，我們經常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在此背景下，沒理由會對公共事務感興趣——如果這種事情可以說存在的話”。
換而言之，歐元區是歐盟一體化急於求成的結果，而處理歐元區危機的過程，正是為歐洲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掃除障礙。如果解決得當，這不僅是歐洲的驕傲，也堪稱人類進步的裏程碑。
中央銀行：後qe時代的諸神之亂
後qe時代的諸神之亂
正如一句老話所言，世界結束的方式並非一聲巨響，而是一陣嗚咽。這用來形容美國qe(量化寬鬆)退出也非常合適。這一聲勢浩大的貨幣政策2014年10月退出之際，甚至沒有發布會，隻有一張措辭謹慎卻爭議依舊的聲明。
弔詭的是，隨著美國qe政策退出，其他國家的qe時代卻剛剛開始，國際金融市場的多米諾效應正在發酵。美國從5年前帶頭開始實行qe，日本央行、歐洲央行甚至中國央行近年也紛紛步入寬鬆政策，尤其2014年10月31日日本的寬鬆再升級令市場意外。當天日本央行宣布將基礎貨幣年供應量增加至80萬億日元，同時日本債券購買規模每年增加30萬億日元。
各國寬鬆政策有時間差，釋放的關鍵信號也不一樣，這就意味著，政策的不一致與不確定必然給國際市場前景帶來陰霾。這從全球市場2014年10月的動蕩可見一斑，不僅大宗商品一蹶不振，石油跌入四年低點，黃金等市場也遭遇“黑色星期五”，而股市則大幅動蕩，美國股市在10月份先跌後漲，振幅巨大，而日經指數在日本央行宣布消息之後單日大幅上漲超過5%。
各國繼續競相“放水”成為金融市場一景，各家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規模可謂史無前例，無論經濟還是政治的爭議都因為量化寬鬆政策而加大。
梳理量化寬鬆的曆史，這一名詞據說最早正是源自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量化寬鬆往往被民間認為是印鈔票，更準確的說法是資產負債表擴張，主要方式是中央銀行在實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後，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
然而諷刺的是，美聯儲一而再再而三地模仿致敬，顯然是不希望步入當年日本央行未能抑製通縮的敗局，如今日本卻又步美國後塵，高舉寬鬆大旗。美國qe這一堪稱宏大的行動已經進行三次，最新一次始於2012年9月。
量化寬鬆對於美國實體經濟效果如何呢?從就業數據來看，美國經濟確實出現複甦跡象，2012年美國失業率為8.1%，2014年美國失業率為5.9%。僅僅有就業數據並不足夠，美國經濟增長有所好轉，但是並沒有迴歸到危機之前，零售業銷售數據仍舊疲弱。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qe結束的2014年，美國金融市場10月動蕩則預示了風暴的預警，最明顯的指標是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跌到2%以下。
從效果來看，危機之後的貨幣寬鬆有其必要，第一次qe可謂恰逢其時，第二次qe已經略顯多餘，第三次qe更是誤入歧途。事實上，後兩次qe的效應往往隻是在資本市場有所反響，對於提振經濟並無實質作用。難怪摩根史坦利亞洲前主席史蒂芬·羅奇評價美聯儲陷入了“流動性陷阱”。
不待見qe政策的人很多，但是等到美國退出qe後，卻沒有那麽多人意識到這將給全球經濟帶來劇烈變化。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對比qe政策在美國國內提振經濟的模糊效果，qe政策在美國境外的金融外溢作用卻效果明顯。
迴顧美國量化寬鬆剛剛推出之際，曾經引發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大幅上升，中國、印尼等國對此並不滿意，也多次批判美國貨幣政策一方麵充滿外溢性，一方麵卻高度不透明。大家不喜歡qe的最直接原因在於美元貶值，中國等國持有大量美元資產，不少人將美國量化寬鬆簡單等同於印美元鈔票，相當警惕與反感。對此imf曾經分析，對比第一次qe對新興市場的劇烈影響，第三次qe影響較為溫和。
問題在於，比起qe推出帶來的資本流入，qe退出帶來的資本流出則更值得警惕，這也就是國內所謂“熱錢”的令人無奈之處：無法控製也無從管控，不需要的時候不請自來，需要的時候卻大規模溜走。國際資本流動亂象，將衝擊全球金融穩定，影響新興市場匯率穩定。更進一步，qe退出必然意味著強勢美元的迴歸，各國貨幣相對幣值麵臨調整壓力，這對於全球經濟增長並非好消息。也正因為如此，比起推出qe的食之無味，退出qe則意味著風險升高。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大家如何抨擊qe，美聯儲始終是美國的央行，這也註定它隻為美國經濟負責。但是由於美國的經濟地位以及美元的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美國貨幣政策的一舉一動牽動全球，中國等國也深受其影響，甚至發達經濟體也難以幸免波動，典型如歐洲。
曾經有一則“假如經濟學家也有朋友圈”的帖子很熱門，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感嘆“不能再隨便說話了”，下麵美國總統歐巴馬、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現主席耶倫等人紛紛現身，或點讚或說教。這裏模仿德拉吉的感嘆，正是與他最近引發市場動蕩的表態有關。他暗示在歐元區複甦乏力之下可採取量化寬鬆行動來對抗低通脹問題，而這一方麵讓業界對於是否會推出刺激政策感到困惑，另一方麵購買國債計劃又讓主張緊縮的核心國家不滿，比如德國。
寬鬆還是緊縮，從來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在一個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時代，各國債務水平已經居高不下，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可能性正在加大。此時各國之間的金融政策卻加劇彼此掣肘，美國qe退出以及日本寬鬆升級，必然將市場暫時拖入一片混亂之域。如何從這片混亂中走出，避免捲入貨幣戰爭或者地緣政治爭端，恐怕就不能單單指望停止量化寬鬆之類的貨幣政策，各國不僅需要加強國際對話，更需要直麵結構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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