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驚人的相似，四年前的希臘危機也是從公投以及選舉混亂開始。歐洲債務危機最初即起源於希臘，希臘在2009年宣布國家負債高達3 000億歐元，隨後希臘債券遭遇寒冬，評級機構紛紛下調希臘評級，希臘國債籌資更加艱難，無奈之下隻好對外尋求援助。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外援往往都帶有苛刻條件，尤其是希臘早年加入歐元區乃屬“補票上車”。彼時希臘總理是出身希臘政治家族的喬治·帕潘德裏歐，他的父親以及爺爺都曾經擔任希臘總理。他上台不久，希臘政府因出現嚴重財政問題而不得不尋求外國援助，但是歐盟援助必然附帶嚴格的緊縮條件，這勢必拉低民眾生活水平，習慣高福利的希臘民眾在經濟危機中多次上街罷工，如果緊縮必然引發各類政治波動。
內外交困之下，帕潘德裏歐拋出全民公投的方案，他將公投稱為“愛國行為”。這理由雖然高明，卻也透露出政治上的卸責，公投並不能真正拯救希臘，拒絕歐盟的援助對於希臘來說並不明智，希臘並沒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全民公投對於帕潘德裏歐可謂一場豪賭，他力圖拯救希臘以及自己的政治生命，最終卻以自己下台、公投取消作為結尾。
全民公投既不能體現民主實質，更不能拯救希臘於水火，甚至會將歐元區再次拖入深淵。如今希臘再度上演老戲碼，除了經濟問題，更在民眾的集體心態，這也映射出歐洲政治的氣候變化：隨著經濟下行，保守政黨的緊縮做法必然進一步削減福利，也遭遇民眾越來越多的挑戰，這也使得歐元區內各左派反對黨風生水起。
市場動蕩，一切都如同夢迴2012年，但曆史不會簡單重複。正如那句老話：一切曆史事實與人物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這一次希臘大選和上一次公投風波有何不同?雖然兩次希臘政治風波都被認為是“自殺”行為，但是市場心態大為不同。上一次大家都覺得歐元難以保住，希臘退出概率很大，近期外媒披露歐盟甚至有一個針對希臘退出的緊急預案“z計劃”(這一計劃一直處於絕密狀態)。而這一次，歐元被認為已經安全，監管層以及媒體誌得意滿，反覆討論的也是“拯救歐元”的成功經驗，這種情況之下，希臘退出被認為是小概率事件。對比之下，如果歐盟主要國家對於希臘退出掉以輕心，那麽，小概率事件一旦發生，就可能是致命的黑天鵝風波。
理性來看，無論對於希臘還是歐元區，希臘退出歐元區是雙輸，也是歐元區不可承受之重，其結果目前看來至少有兩大影響：一方麵，向希臘放款的外國投資者將遭遇重大損失;另一方麵，如果“歐豬”國家再步希臘後塵，那麽將是災難性的後果。
也正因為如此，德國也開始玩起太極。根據路透社等媒體的最新報導，新年後德國強硬派也開始放鬆口風，否認《明鏡周刊》的報導。
這是一個好跡象，但是並不足以解決歐元區的問題。對於一個存在巨大地區經濟差異的統一貨幣區，鏈條上最弱的一環往往成為火藥桶，而後續的連鎖反應則令人害怕。更早時候，“差生”希臘就是歐元區的隱患。當歐元區1999年成立之時，希臘其實不夠資格，但是通過投資銀行高盛的交易安排，希臘在兩年之後“神奇”地滿足了條件，瞞天過海加入歐元區。
迴看歐元區根本癥結，就是在於有統一貨幣政策，卻無統一財政實力。這點在設立之初並非沒有考量，加入歐元區也有門檻，歐盟力圖從財政預算角度控製各國風險，通過《馬斯垂克條約》(也稱《歐洲聯盟條約》)等規定了兩個指標，分別是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gdp不能超過3%和60%。但是這一指標核定也存在模糊之處，所以在會計處理之上，難免有希臘之類的不夠格者鑽空子的情況。也正因此，重整歐元區景氣，重新嚴格執行財政紀律是關鍵。所以，無論左右派別上台，緊縮都是必然之道，即使希臘也不例外。
歐元困境
希臘的悲劇追溯起來，根源在於歐元。
歐元曾經備受期待，寄託了國際儲備貨幣與歐洲一體化等諸多夢想，例如《彭博商業周刊》把歐元列為85年來最重要的85項創新之一。1999年誕生的歐元被認為是歐洲羅馬時代之後最重要的貨幣改革。歐元的優勢顯而易見，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推進歐盟一體化進程;可是歐元自身的問題也難以迴避，那就是歐元區有統一的貨幣製度，卻無統一的財政製度。
歐元區成立之前，對此並非沒有考量，曾經通過《馬斯垂克條約》等條文，對歐盟國家加入歐元區給出了條件，其中基本門檻就是各國都必須將財政赤字控製在gdp的3%之下，將債務占gdp比例保持在60%之下。
歐元誕生之日的歡唿，其實已經投下陰影。在經濟不均衡的情況之下，歐元一體化之路可謂漫長。希臘等本來不滿足歐元區加入要求的國家，在投資銀行高盛的幫助下，對國家報表進行包裝，瞞天過海進入歐元區。可是進入歐元區後，一方麵，德國等強勢國家的競爭力使得弱勢國家競爭力更顯孱弱;另一方麵，歐元區邊緣國家享受了與核心國家相差無幾的信用條件，導致這些國家過度舉債。
最終，馬太效應在國家之間出現，“強國越強，弱國越弱”。有統計，截至2015年，希臘自從2001年加入歐元區以來，實際gdp下跌了4.5%，義大利下跌3%，葡萄牙僅增長1%。
誕生不到四分之一世紀，歐元區成為世界的一個雷區，可謂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從歐洲內部發生而將世界倒轉顛覆。20世紀的戰爭形式是軍事，21世紀的形式則是金融。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指出歐元存在的問題，他在2012年更是撰文宣布歐元的實驗失敗，“自1999年啟用歐元開始，僅在十幾年後就麵臨慘敗，這並不是一個意外事件，也不是官僚機構管理不善的結果”。
更進一步，對希臘問題的態度一直在歐元區引發巨大爭議，尤其是德國和其他國家的分歧將會擴大。金融危機以來，德國事實上已經成為歐元區的領頭羊，但德國也存在問題，即其經濟能力和政治抱負的不匹配。一方麵，德國在歐洲核心國家中經濟一枝獨秀，出口在發達國家也首屈一指;另一方麵，“二戰”之後的德國受限曆史因素，其實並不是那麽願意承擔國際責任，成為歐洲的領袖國家也是不情不願的，這也使得德國對於希臘的態度被一些評論家批評為冷酷。
從過去情況來看，德國與法國等國之間出現分歧並不是壞事，這本身是歐洲構成豐富性的體現。但現在的威脅在於，當默克爾、薩科齊、奧朗德之類政客沒法達成共識解決問題之際，公眾的耐心卻已經用完。這種情況下，意味著極端派勢力可能獲得更多選票支持甚至上台，這也意味著歐洲主流政治的一次大失敗，將會侵蝕歐洲的主流價值觀。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噹噹權政客被認為無法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民眾自然會轉向更有街頭政治特徵的極端派，即使大國也無法避免這一現實的政治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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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外援往往都帶有苛刻條件，尤其是希臘早年加入歐元區乃屬“補票上車”。彼時希臘總理是出身希臘政治家族的喬治·帕潘德裏歐，他的父親以及爺爺都曾經擔任希臘總理。他上台不久，希臘政府因出現嚴重財政問題而不得不尋求外國援助，但是歐盟援助必然附帶嚴格的緊縮條件，這勢必拉低民眾生活水平，習慣高福利的希臘民眾在經濟危機中多次上街罷工，如果緊縮必然引發各類政治波動。
內外交困之下，帕潘德裏歐拋出全民公投的方案，他將公投稱為“愛國行為”。這理由雖然高明，卻也透露出政治上的卸責，公投並不能真正拯救希臘，拒絕歐盟的援助對於希臘來說並不明智，希臘並沒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全民公投對於帕潘德裏歐可謂一場豪賭，他力圖拯救希臘以及自己的政治生命，最終卻以自己下台、公投取消作為結尾。
全民公投既不能體現民主實質，更不能拯救希臘於水火，甚至會將歐元區再次拖入深淵。如今希臘再度上演老戲碼，除了經濟問題，更在民眾的集體心態，這也映射出歐洲政治的氣候變化：隨著經濟下行，保守政黨的緊縮做法必然進一步削減福利，也遭遇民眾越來越多的挑戰，這也使得歐元區內各左派反對黨風生水起。
市場動蕩，一切都如同夢迴2012年，但曆史不會簡單重複。正如那句老話：一切曆史事實與人物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這一次希臘大選和上一次公投風波有何不同?雖然兩次希臘政治風波都被認為是“自殺”行為，但是市場心態大為不同。上一次大家都覺得歐元難以保住，希臘退出概率很大，近期外媒披露歐盟甚至有一個針對希臘退出的緊急預案“z計劃”(這一計劃一直處於絕密狀態)。而這一次，歐元被認為已經安全，監管層以及媒體誌得意滿，反覆討論的也是“拯救歐元”的成功經驗，這種情況之下，希臘退出被認為是小概率事件。對比之下，如果歐盟主要國家對於希臘退出掉以輕心，那麽，小概率事件一旦發生，就可能是致命的黑天鵝風波。
理性來看，無論對於希臘還是歐元區，希臘退出歐元區是雙輸，也是歐元區不可承受之重，其結果目前看來至少有兩大影響：一方麵，向希臘放款的外國投資者將遭遇重大損失;另一方麵，如果“歐豬”國家再步希臘後塵，那麽將是災難性的後果。
也正因為如此，德國也開始玩起太極。根據路透社等媒體的最新報導，新年後德國強硬派也開始放鬆口風，否認《明鏡周刊》的報導。
這是一個好跡象，但是並不足以解決歐元區的問題。對於一個存在巨大地區經濟差異的統一貨幣區，鏈條上最弱的一環往往成為火藥桶，而後續的連鎖反應則令人害怕。更早時候，“差生”希臘就是歐元區的隱患。當歐元區1999年成立之時，希臘其實不夠資格，但是通過投資銀行高盛的交易安排，希臘在兩年之後“神奇”地滿足了條件，瞞天過海加入歐元區。
迴看歐元區根本癥結，就是在於有統一貨幣政策，卻無統一財政實力。這點在設立之初並非沒有考量，加入歐元區也有門檻，歐盟力圖從財政預算角度控製各國風險，通過《馬斯垂克條約》(也稱《歐洲聯盟條約》)等規定了兩個指標，分別是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gdp不能超過3%和60%。但是這一指標核定也存在模糊之處，所以在會計處理之上，難免有希臘之類的不夠格者鑽空子的情況。也正因此，重整歐元區景氣，重新嚴格執行財政紀律是關鍵。所以，無論左右派別上台，緊縮都是必然之道，即使希臘也不例外。
歐元困境
希臘的悲劇追溯起來，根源在於歐元。
歐元曾經備受期待，寄託了國際儲備貨幣與歐洲一體化等諸多夢想，例如《彭博商業周刊》把歐元列為85年來最重要的85項創新之一。1999年誕生的歐元被認為是歐洲羅馬時代之後最重要的貨幣改革。歐元的優勢顯而易見，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推進歐盟一體化進程;可是歐元自身的問題也難以迴避，那就是歐元區有統一的貨幣製度，卻無統一的財政製度。
歐元區成立之前，對此並非沒有考量，曾經通過《馬斯垂克條約》等條文，對歐盟國家加入歐元區給出了條件，其中基本門檻就是各國都必須將財政赤字控製在gdp的3%之下，將債務占gdp比例保持在60%之下。
歐元誕生之日的歡唿，其實已經投下陰影。在經濟不均衡的情況之下，歐元一體化之路可謂漫長。希臘等本來不滿足歐元區加入要求的國家，在投資銀行高盛的幫助下，對國家報表進行包裝，瞞天過海進入歐元區。可是進入歐元區後，一方麵，德國等強勢國家的競爭力使得弱勢國家競爭力更顯孱弱;另一方麵，歐元區邊緣國家享受了與核心國家相差無幾的信用條件，導致這些國家過度舉債。
最終，馬太效應在國家之間出現，“強國越強，弱國越弱”。有統計，截至2015年，希臘自從2001年加入歐元區以來，實際gdp下跌了4.5%，義大利下跌3%，葡萄牙僅增長1%。
誕生不到四分之一世紀，歐元區成為世界的一個雷區，可謂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從歐洲內部發生而將世界倒轉顛覆。20世紀的戰爭形式是軍事，21世紀的形式則是金融。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指出歐元存在的問題，他在2012年更是撰文宣布歐元的實驗失敗，“自1999年啟用歐元開始，僅在十幾年後就麵臨慘敗，這並不是一個意外事件，也不是官僚機構管理不善的結果”。
更進一步，對希臘問題的態度一直在歐元區引發巨大爭議，尤其是德國和其他國家的分歧將會擴大。金融危機以來，德國事實上已經成為歐元區的領頭羊，但德國也存在問題，即其經濟能力和政治抱負的不匹配。一方麵，德國在歐洲核心國家中經濟一枝獨秀，出口在發達國家也首屈一指;另一方麵，“二戰”之後的德國受限曆史因素，其實並不是那麽願意承擔國際責任，成為歐洲的領袖國家也是不情不願的，這也使得德國對於希臘的態度被一些評論家批評為冷酷。
從過去情況來看，德國與法國等國之間出現分歧並不是壞事，這本身是歐洲構成豐富性的體現。但現在的威脅在於，當默克爾、薩科齊、奧朗德之類政客沒法達成共識解決問題之際，公眾的耐心卻已經用完。這種情況下，意味著極端派勢力可能獲得更多選票支持甚至上台，這也意味著歐洲主流政治的一次大失敗，將會侵蝕歐洲的主流價值觀。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噹噹權政客被認為無法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民眾自然會轉向更有街頭政治特徵的極端派，即使大國也無法避免這一現實的政治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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