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動搖了人們的常規世界，也引發係列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個體理性，那麽為何最終卻引發大規模違約?為什麽少部分人的冒險卻讓所有公眾付出代價?這既沒有效率也不公平，究竟什麽地方出錯了呢?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美林“委身”美銀、aig告急等一係列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世界各國都為之而震驚。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雷曼還是花旗等代表性機構，也在拷問利潤追求與經營模式的邊界，這更是對於銀行與證券邊界的拷問。1929年的大蕭條，正是因為銀行業與證券的投機狂潮，迫使民主黨參議員卡特·格拉斯和眾議員亨利·b·斯蒂格爾合理推動《1933年銀行法》以及《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ss-steagall act)，此舉事實上是在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間樹立防火牆。但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監管自由狂潮，該方案最終在1999年被廢除，為十年後的危機埋下了隱患。這是巧合，也是曆史的機會，而曆史也是在試錯中發展，更好的監管並不等於更嚴的監管。
從金融進化的角度而言，最終埋葬人類自身的隻能是我們的貪婪，監管者的更新需要跟上市場。梳理中央銀行形成與金融危機衝擊等曆史，也是為當下的市場動蕩提出一係列尚未解決的問題：中央銀行最後貸款人功能與逆向選擇的道德風險如何平衡?誰又來充當國際社會的最後貸款人?更或者，誰又來監管監管者呢?
如今美國金融危機基本出清完成，但對於世界來說，危機可能還沒結束。當美國金融危機在2008年如火如荼之際，歐洲尚且隔海相望批判美式資本主義。其後一兩年，歐洲的福利主義又將歐洲國家拖入債務狂潮。從北歐冰島主權債務問題再到希臘危機，再到“歐豬五國”(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問題暴露，世界怎麽了?直到今天，歐債危機仍舊在蔓延惡化。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慢性病，但也不排除一次激烈爆發的可能。
債務危機隻是經濟在金融層麵的反應，歐元區的問題在於統一貨幣卻無統一財政政策，長久來看，必然麵臨痛苦改革。福利與效率之間，這不僅是經濟的困境，更是民主與政治的困境。
歐洲的危機還在跌宕，我們終於來到全書最後一個部分，也就是中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世界，更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相對而言，中國的地位上升了。21世紀被不少人認為是中國世紀，中國的gdp不僅超過了日本，而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在2014年超過美國。中國國內有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的自信鼓吹，國外有“金磚國家”、中美兩國、g2等說辭。問題在於，中國是否真的可以置身金融危機之外，畢竟中國的近鄰日本與韓國都曾在追趕過程中品嚐過金融危機的痛苦。新的金融危機是否會發生在中國身上?這將如何發生又如何結束?
為了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2009年中國“4萬億”出台，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201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636 46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4%，總量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是日本的兩倍、印度的五倍。不僅如此，按照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比較，中國gdp已經超過美國。中國世紀真的來臨了嗎?盛世之下，債務危機露出端倪，一方麵地方債務累積，另一方麵影子銀行係統橫生，導致2014年出現首單剛性兌付違約。
從金融進化史的角度而言，所謂新常態，就是一個去槓桿大時代，而為了避免金融危機，中國應該提防債務風險。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本是信貸經濟，因此，金融危機無論是次貸還是國債抑或房地產，最終的表現就是債務。而過多的債務必然導致危機，這是曆史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的真理。
維持近三十年兩位數高增長的中國經濟不再“保8”，同時，中國gdp增長在2014年被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認為超過美國。中國下一站何去何從，是美國還是日本，抑或韓國?是轉型成功還是金融危機?過剩產能與地方債務糾結之下，中國的風險點在何處?此時此刻的中國，如果看作一家體量龐大的公司，那麽在釐清未來發展戰略之前，認識中國道路的過去與現在更為重要。
從金融進化史的角度，中國給出一個後發國家最可能的成功道路，但是其一旦爆發危機，那麽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如何防患於未然?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中國經濟還能維持高增長嗎?或者，中國如何避免“歐洲病”?中國和世界是融合還是對抗?……
三
這都是大哉斯問，我盡量給出解釋，而不是臆判，這也是本書迴顧曆史的目的所在。複雜的問題註定不會有簡單的答案，從“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到“埋葬凱恩斯主義”，其實都是曆史曾經爭論的問題，無論是1810年的金塊爭論還是1933年的大蕭條之爭，再到今天對於2008年金融危機與量化寬鬆的諸多爭議。
即使後金融危機時代的提法已經說過多次，但是世界其實仍舊在恢複之中。而且不可否認的是，金融危機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的新常態。我們不是正在應對一次金融危機，就是走在一條充滿金融危機的路上。應對對手的最好方法是了解對手。哈佛教授卡門·萊因哈特、肯尼斯·羅格夫長期關注危機，他們通過1957—2013年100個金融危機案例來觀察金融危機的恢複情況，標準就是人均gdp恢複到危機前水平，才可大體判斷為一次危機結束。
對比曆史，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來看，恢複結果並不樂觀。首先，金融危機中多數危機國家並沒有恢複到之前的水平，在12個發生係統性危機的國家中，仍有10個國家的產出遠遠低於危機前的峰值水平，而且如果拖延時間越久，那麽，一些國家的危機嚴重程度將超過20世紀30年代;其次，金融危機會有二次觸底的可能，以美國為例，曆史出現了九次大的危機，其中，這九次危機中有五次出現了二次觸底，比例超過一半。[7]
理論尚且如此，現實更加暗淡。從世界來看，道德風險、大而不倒、量化寬鬆、經濟危機、債務危機等弊端仍舊存在;即使是中國，看似是2008年金融危機中置身事外的贏家，也在應對危機中埋下債務危機以及通貨膨脹的隱患。
作為一個觀察者，我的位置在學術與市場的中間，力圖集合曆史來解讀現實，同時展開對未來的一些思考。我無意把本書變為一本主觀信念的著作，甚至不想包裝成隱含某種美好理念的金融讚歌。我更多的是想從理性思考出發，提供金融與曆史的基本框架梳理。經濟學還談不上失敗，發展仍舊依賴市場，但是必須重新反思我們需要什麽樣的金融體係，學界已經意識到要從金融周期、貨幣、全球化等不同角度審視金融係統[8]，至於中央銀行的最後貸款人地位，應該給予更多獨立空間保障。
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是19世紀銀行主義的觀點，20世紀凱恩斯主義的先驅、偉大的財經總編白芝浩將其整合在《倫巴第大街》裏。這一觀點今天看來仍舊激進與充滿爭議，卻也被曆史證明其合法性。任何時刻，正確的貨幣政策都是難題，正如美國馬克·吐溫的俏皮話，“原則”是“偏見”的另一個名稱。這也導致公眾與精英對於貨幣政策都充滿太多意見，到了危機時刻每每手足無措，激烈冒進可能造成漫長後果，而無所作為也是不可接受的錯誤。21世紀的金融係統無法設計，但是其基本原則仍舊可以從傳統中得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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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雷曼還是花旗等代表性機構，也在拷問利潤追求與經營模式的邊界，這更是對於銀行與證券邊界的拷問。1929年的大蕭條，正是因為銀行業與證券的投機狂潮，迫使民主黨參議員卡特·格拉斯和眾議員亨利·b·斯蒂格爾合理推動《1933年銀行法》以及《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ss-steagall act)，此舉事實上是在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間樹立防火牆。但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監管自由狂潮，該方案最終在1999年被廢除，為十年後的危機埋下了隱患。這是巧合，也是曆史的機會，而曆史也是在試錯中發展，更好的監管並不等於更嚴的監管。
從金融進化的角度而言，最終埋葬人類自身的隻能是我們的貪婪，監管者的更新需要跟上市場。梳理中央銀行形成與金融危機衝擊等曆史，也是為當下的市場動蕩提出一係列尚未解決的問題：中央銀行最後貸款人功能與逆向選擇的道德風險如何平衡?誰又來充當國際社會的最後貸款人?更或者，誰又來監管監管者呢?
如今美國金融危機基本出清完成，但對於世界來說，危機可能還沒結束。當美國金融危機在2008年如火如荼之際，歐洲尚且隔海相望批判美式資本主義。其後一兩年，歐洲的福利主義又將歐洲國家拖入債務狂潮。從北歐冰島主權債務問題再到希臘危機，再到“歐豬五國”(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問題暴露，世界怎麽了?直到今天，歐債危機仍舊在蔓延惡化。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慢性病，但也不排除一次激烈爆發的可能。
債務危機隻是經濟在金融層麵的反應，歐元區的問題在於統一貨幣卻無統一財政政策，長久來看，必然麵臨痛苦改革。福利與效率之間，這不僅是經濟的困境，更是民主與政治的困境。
歐洲的危機還在跌宕，我們終於來到全書最後一個部分，也就是中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世界，更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相對而言，中國的地位上升了。21世紀被不少人認為是中國世紀，中國的gdp不僅超過了日本，而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在2014年超過美國。中國國內有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的自信鼓吹，國外有“金磚國家”、中美兩國、g2等說辭。問題在於，中國是否真的可以置身金融危機之外，畢竟中國的近鄰日本與韓國都曾在追趕過程中品嚐過金融危機的痛苦。新的金融危機是否會發生在中國身上?這將如何發生又如何結束?
為了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2009年中國“4萬億”出台，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201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636 46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4%，總量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是日本的兩倍、印度的五倍。不僅如此，按照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比較，中國gdp已經超過美國。中國世紀真的來臨了嗎?盛世之下，債務危機露出端倪，一方麵地方債務累積，另一方麵影子銀行係統橫生，導致2014年出現首單剛性兌付違約。
從金融進化史的角度而言，所謂新常態，就是一個去槓桿大時代，而為了避免金融危機，中國應該提防債務風險。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本是信貸經濟，因此，金融危機無論是次貸還是國債抑或房地產，最終的表現就是債務。而過多的債務必然導致危機，這是曆史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的真理。
維持近三十年兩位數高增長的中國經濟不再“保8”，同時，中國gdp增長在2014年被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認為超過美國。中國下一站何去何從，是美國還是日本，抑或韓國?是轉型成功還是金融危機?過剩產能與地方債務糾結之下，中國的風險點在何處?此時此刻的中國，如果看作一家體量龐大的公司，那麽在釐清未來發展戰略之前，認識中國道路的過去與現在更為重要。
從金融進化史的角度，中國給出一個後發國家最可能的成功道路，但是其一旦爆發危機，那麽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如何防患於未然?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中國經濟還能維持高增長嗎?或者，中國如何避免“歐洲病”?中國和世界是融合還是對抗?……
三
這都是大哉斯問，我盡量給出解釋，而不是臆判，這也是本書迴顧曆史的目的所在。複雜的問題註定不會有簡單的答案，從“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到“埋葬凱恩斯主義”，其實都是曆史曾經爭論的問題，無論是1810年的金塊爭論還是1933年的大蕭條之爭，再到今天對於2008年金融危機與量化寬鬆的諸多爭議。
即使後金融危機時代的提法已經說過多次，但是世界其實仍舊在恢複之中。而且不可否認的是，金融危機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的新常態。我們不是正在應對一次金融危機，就是走在一條充滿金融危機的路上。應對對手的最好方法是了解對手。哈佛教授卡門·萊因哈特、肯尼斯·羅格夫長期關注危機，他們通過1957—2013年100個金融危機案例來觀察金融危機的恢複情況，標準就是人均gdp恢複到危機前水平，才可大體判斷為一次危機結束。
對比曆史，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來看，恢複結果並不樂觀。首先，金融危機中多數危機國家並沒有恢複到之前的水平，在12個發生係統性危機的國家中，仍有10個國家的產出遠遠低於危機前的峰值水平，而且如果拖延時間越久，那麽，一些國家的危機嚴重程度將超過20世紀30年代;其次，金融危機會有二次觸底的可能，以美國為例，曆史出現了九次大的危機，其中，這九次危機中有五次出現了二次觸底，比例超過一半。[7]
理論尚且如此，現實更加暗淡。從世界來看，道德風險、大而不倒、量化寬鬆、經濟危機、債務危機等弊端仍舊存在;即使是中國，看似是2008年金融危機中置身事外的贏家，也在應對危機中埋下債務危機以及通貨膨脹的隱患。
作為一個觀察者，我的位置在學術與市場的中間，力圖集合曆史來解讀現實，同時展開對未來的一些思考。我無意把本書變為一本主觀信念的著作，甚至不想包裝成隱含某種美好理念的金融讚歌。我更多的是想從理性思考出發，提供金融與曆史的基本框架梳理。經濟學還談不上失敗，發展仍舊依賴市場，但是必須重新反思我們需要什麽樣的金融體係，學界已經意識到要從金融周期、貨幣、全球化等不同角度審視金融係統[8]，至於中央銀行的最後貸款人地位，應該給予更多獨立空間保障。
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是19世紀銀行主義的觀點，20世紀凱恩斯主義的先驅、偉大的財經總編白芝浩將其整合在《倫巴第大街》裏。這一觀點今天看來仍舊激進與充滿爭議，卻也被曆史證明其合法性。任何時刻，正確的貨幣政策都是難題，正如美國馬克·吐溫的俏皮話，“原則”是“偏見”的另一個名稱。這也導致公眾與精英對於貨幣政策都充滿太多意見，到了危機時刻每每手足無措，激烈冒進可能造成漫長後果，而無所作為也是不可接受的錯誤。21世紀的金融係統無法設計，但是其基本原則仍舊可以從傳統中得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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