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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遊：當莊子遭遇現實 作者：熊逸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樣的人顯然不是小人，何況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說，黃震對莊子也不算有太大的偏見，他覺得莊子雖然是「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但有些正麵的見解還要超過老子，盡管莊子的悖理之言也比老子更加極端；《老子》值得抄錄的內容不過是些卑退自全的道理，《莊子》卻往往有些明白中節的格言。
黃震把這些「明白中節」的格言抄錄了一些，全是些符合儒家價值觀的，其中第一句就是我們在本文序言裏已經了解到的那句「為善無近名」——這一點自然會引起我們的好奇，其實事情也很簡單：後邊那句「為惡無近刑」被黃震刪了。（《黃氏日抄》卷55）
所以，為了把黃震的意見結結實實地反駁迴去，我們看來不宜把工夫下在他本人身上，而是該去別處尋找一些堅實的證據。好在證據並不難尋，就在《莊子》本文裏，《外篇·秋水》也講到楚王禮聘莊子，隻是細節有些出入罷了，是說莊子在濮水垂釣，遇到了楚王派來的兩位大夫，說楚王很像重用莊子。但莊子手持釣竿，頭也不迴地說：「我聽說你們楚國有一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國君一直把它的遺體供在廟堂之上。如果這隻神龜可以選擇的話，它是願意死後留下一把骨頭被人供著呢，還是願意活著在泥塘裏爬？」兩位大夫說：「當然是後者了。」莊子說：「那你們就請便吧，我也願意活著在泥塘裏爬。」
《莊子·雜篇·列禦寇》也有一段記載，說有人來聘請莊子，莊子的答覆是：「你應該見過祭祀用的牛吧，披的是彩緞，吃的是精料，可等到被送進太廟宰殺的時候，它就算隻想做一隻孤單的小獸也不可能了。」
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史記》裏的那段記載恰恰就是《莊子》本文裏這兩段內容的結合。難道司馬遷就是從《莊子》裏邊采來這兩段材料編綴成篇的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不僅無助於反駁黃震，莊子生平的可信度反而更加令人懷疑了。
箇中原因，黃震方才已經講到了，就是「這事或許隻是個寓言罷了」。黃震這麽講，在《莊子》本文裏有一個鐵證，就是《雜篇·寓言》裏概述創作宗旨，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這就是說，在《莊子》的全文裏，寓言占了十分之九；《莊子·雜篇·天下》概說《莊子》之行文，也有所謂「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而司馬遷自己在莊子本傳裏也說過，莊子著書十幾萬字，大多都是寓言。
寓言是為了闡明道理的，故事情節當然可以盡情虛構，所以在有的故事裏儒家扮演反派，在另外一些故事裏儒家又扮演正麵人物，就連老子也有這種遭遇。這就是說，我們很難從《莊子》本文裏那些涉及莊子生平的故事來論斷莊子的真實生活，而隻能做一些模糊的推測罷了。
比如，在所有和莊子有關的故事裏，他幾乎一直都是以赤貧姿態出現的，看來這是一個深入人心的形象，很可能莊子真的很窮；他還始終扮演著隱士的角色，從來不去做官，多半這也是真的。如果這兩點推測基本成立的話，我們應該就可以判斷出來，在那個極端尊重知識分子而且人才在國際間高度流動的時代，以莊子的才學，就算這些才學全是玄虛不實的屠龍之術，謀個官作也很容易；就算他不想做事，也能到齊國稷下學宮之類的地方混一口富貴閑飯，而且想罵誰就罵誰，沒人限製他的言論自由。一處隻有螃蟹而沒有監州的天堂，難道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夢寐以求的嗎？但他就是不去，甘願做一名清貧的隱士。
這樣的人格是令人欽慕的，所以郭沫若在《三個泛神論者》裏說：「我愛我國的莊子，/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打草鞋吃飯的人。我愛荷蘭的spinoza，/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磨鏡片吃飯的人。我愛印度的kabir，/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編漁網吃飯的人。」看來郭沫若沒可能愛上自己，他沒講自己是靠什麽吃飯的。
無論莊子是不是一個泛神論者，隻要我們不抱偏見地看，應該相信他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雖然他的原則和我們普通人不大相同，但他畢竟一點不像魯迅在短劇《起死》裏所譏諷的那個不辨是非的迂腐哲學家。ii的確，他對世俗所謂的正邪善惡很沒原則，卻對做官還是不做官太有原則。或許他太厭惡這個世界了，所以隻想遠遠地和它保持距離，做一個冷眼旁觀者，絕不讓自己陷溺其中。
正是看到了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作風，顏世安先生找到了為莊子的「學術汙點」做洗刷的機會：「莊子生平窮困，卻清高孤傲，拒絕與官府往來，這對於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長期安於貧困，做起來並不容易。莊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現成飯，這說明他性格中有某種很認真的東西，說明他是迂直而不肯靈活權變的人。為什麽我們重視莊子這種性格呢？因為《莊子》一書（尤其內篇）恰恰提倡一種凡事不要認真，無可無不可的遊世主張。按這種主張，人生在世沒有什麽應該特別堅守的原則，別人要你做什麽，你就做什麽……」（《莊子評傳》，p16-17）
如此知人論世地看問題，我們更加可以領會到《莊子》之所以被稱為亂世之書、過激之言的理由。遺憾的是，這隻是一種善意的推測罷了，因為一個人的實際生活和思想主張常常都是不合拍的。而當這種反差出現的時候，實際生活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對於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這實在難說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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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震把這些「明白中節」的格言抄錄了一些，全是些符合儒家價值觀的，其中第一句就是我們在本文序言裏已經了解到的那句「為善無近名」——這一點自然會引起我們的好奇，其實事情也很簡單：後邊那句「為惡無近刑」被黃震刪了。（《黃氏日抄》卷55）
所以，為了把黃震的意見結結實實地反駁迴去，我們看來不宜把工夫下在他本人身上，而是該去別處尋找一些堅實的證據。好在證據並不難尋，就在《莊子》本文裏，《外篇·秋水》也講到楚王禮聘莊子，隻是細節有些出入罷了，是說莊子在濮水垂釣，遇到了楚王派來的兩位大夫，說楚王很像重用莊子。但莊子手持釣竿，頭也不迴地說：「我聽說你們楚國有一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國君一直把它的遺體供在廟堂之上。如果這隻神龜可以選擇的話，它是願意死後留下一把骨頭被人供著呢，還是願意活著在泥塘裏爬？」兩位大夫說：「當然是後者了。」莊子說：「那你們就請便吧，我也願意活著在泥塘裏爬。」
《莊子·雜篇·列禦寇》也有一段記載，說有人來聘請莊子，莊子的答覆是：「你應該見過祭祀用的牛吧，披的是彩緞，吃的是精料，可等到被送進太廟宰殺的時候，它就算隻想做一隻孤單的小獸也不可能了。」
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史記》裏的那段記載恰恰就是《莊子》本文裏這兩段內容的結合。難道司馬遷就是從《莊子》裏邊采來這兩段材料編綴成篇的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不僅無助於反駁黃震，莊子生平的可信度反而更加令人懷疑了。
箇中原因，黃震方才已經講到了，就是「這事或許隻是個寓言罷了」。黃震這麽講，在《莊子》本文裏有一個鐵證，就是《雜篇·寓言》裏概述創作宗旨，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這就是說，在《莊子》的全文裏，寓言占了十分之九；《莊子·雜篇·天下》概說《莊子》之行文，也有所謂「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而司馬遷自己在莊子本傳裏也說過，莊子著書十幾萬字，大多都是寓言。
寓言是為了闡明道理的，故事情節當然可以盡情虛構，所以在有的故事裏儒家扮演反派，在另外一些故事裏儒家又扮演正麵人物，就連老子也有這種遭遇。這就是說，我們很難從《莊子》本文裏那些涉及莊子生平的故事來論斷莊子的真實生活，而隻能做一些模糊的推測罷了。
比如，在所有和莊子有關的故事裏，他幾乎一直都是以赤貧姿態出現的，看來這是一個深入人心的形象，很可能莊子真的很窮；他還始終扮演著隱士的角色，從來不去做官，多半這也是真的。如果這兩點推測基本成立的話，我們應該就可以判斷出來，在那個極端尊重知識分子而且人才在國際間高度流動的時代，以莊子的才學，就算這些才學全是玄虛不實的屠龍之術，謀個官作也很容易；就算他不想做事，也能到齊國稷下學宮之類的地方混一口富貴閑飯，而且想罵誰就罵誰，沒人限製他的言論自由。一處隻有螃蟹而沒有監州的天堂，難道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夢寐以求的嗎？但他就是不去，甘願做一名清貧的隱士。
這樣的人格是令人欽慕的，所以郭沫若在《三個泛神論者》裏說：「我愛我國的莊子，/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打草鞋吃飯的人。我愛荷蘭的spinoza，/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磨鏡片吃飯的人。我愛印度的kabir，/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編漁網吃飯的人。」看來郭沫若沒可能愛上自己，他沒講自己是靠什麽吃飯的。
無論莊子是不是一個泛神論者，隻要我們不抱偏見地看，應該相信他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雖然他的原則和我們普通人不大相同，但他畢竟一點不像魯迅在短劇《起死》裏所譏諷的那個不辨是非的迂腐哲學家。ii的確，他對世俗所謂的正邪善惡很沒原則，卻對做官還是不做官太有原則。或許他太厭惡這個世界了，所以隻想遠遠地和它保持距離，做一個冷眼旁觀者，絕不讓自己陷溺其中。
正是看到了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作風，顏世安先生找到了為莊子的「學術汙點」做洗刷的機會：「莊子生平窮困，卻清高孤傲，拒絕與官府往來，這對於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長期安於貧困，做起來並不容易。莊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現成飯，這說明他性格中有某種很認真的東西，說明他是迂直而不肯靈活權變的人。為什麽我們重視莊子這種性格呢？因為《莊子》一書（尤其內篇）恰恰提倡一種凡事不要認真，無可無不可的遊世主張。按這種主張，人生在世沒有什麽應該特別堅守的原則，別人要你做什麽，你就做什麽……」（《莊子評傳》，p16-17）
如此知人論世地看問題，我們更加可以領會到《莊子》之所以被稱為亂世之書、過激之言的理由。遺憾的是，這隻是一種善意的推測罷了，因為一個人的實際生活和思想主張常常都是不合拍的。而當這種反差出現的時候，實際生活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對於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這實在難說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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