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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遊：當莊子遭遇現實 作者：熊逸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是，在晉人的玄學大風氣之下，王坦之雖然有高官顯爵，雖然有生花妙筆，畢竟也沒能把莊子廢掉。但或許能讓王坦之欣慰一些的是，大約就在他去世的那年，在長江以北的「淪陷區」，前秦皇帝苻堅頒布詔書，作為尊崇儒學的一項重要措施，把《莊子》、《老子》和讖緯之學一併嚴禁，違反者會被處以死刑。史料並沒有記載是否有哪個「放蕩不羈而不守禮法」的玄學愛好者為了《莊子》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或者莊子之學在北方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影響，倒是提到有一位尚書郎王佩因為讀了讖緯之書被苻堅殺掉了，從此「學讖者遂絕」。（《資治通鑑》卷103）苻堅，這位幾乎一統天下的氐族雄主，用嚴苛暴力的手段維護了溫柔敦厚了儒學，當然，順便著也維護了一下前秦政權的穩定。王坦之的心願居然被苻堅完成了，也許真是筆桿子不如槍桿子吧。
但莊子的「流毒」不是這麽簡單就能清理幹淨的，所以批判還會繼續下去。及至宋代，程頤和朱熹這兩大儒宗對莊子都很不滿。程頤採取了一個很有個人風格的決絕態度：一生不讀《莊子》，（《困學紀聞》卷10）朱熹看上去則要豁達一點，有時還能說說莊子見識比較高超，氣度比較豪邁什麽的，但他對莊子的那些「傷風敗俗」之言極為憤慨——比如《莊子·內篇·養生主》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字麵看上去比較好理解，是說做好事要注意別給自己招來名聲，做壞事也要注意別給自己惹上官司，這才是保全性命之道。這話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說，隻要不惹上官司，壞事盡管放手去做。
這話說得太赤裸裸了，以至於讓許多喜歡莊子的人都會感到錯愕不解。幸好注釋家總是有一些自由發揮的餘地，當初郭象給這句話作注，就闡釋得非常高妙而飄渺：「忘記善也忘記惡，處身於善惡的中央，任萬物自行發展，不聲不響地與大道合而為一，於是乎刑罰和名譽都會遠離自己，大道就在自己的身上。」
但這樣的解釋大有刻意拔高之嫌，莊子的原話卻很簡單，如果不是充分發揮想像力的話，實在讀不出這麽深奧的意思。至於後世的學者們，既有蹈虛而曲意彌合的，也有質樸而看不順眼的。朱熹走的就是質樸一路，說莊子這是不管義理，一門心思計較利害得失，完全是一副小人嘴臉。君子可不是這樣，為義之所當為，不計吉兇禍福。（《朱文公全集》卷67）
朱熹顯然是正義導向型，做事隻問對錯，不計個人得失，而如果顛倒過來，那就叫做小人。拿這個標準一衡量，莊子的確像是小人。
這時候的莊子看上去一點也不「逍遙」，一點也不「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了自己這條小命，倒還真算計得很精。若是說到義理，莊子才不管什麽義理呢，在他看來，這世上的好人和壞蛋都是一迴事，君子和小人都是一迴事，就像兩個放牛娃，一個因為讀書而弄丟了牛，一個因為賭博而弄丟了牛，雖然理由不同，但還不是都把牛弄丟了麽。伯夷死於名，盜蹠死於利，還不都是一樣的殘生傷性，為什麽世人偏偏把他們分出君子和小人呢？（《莊子·外篇·駢拇》）
《莊子》書中像這樣的論述有很多，本來就夠驚世駭俗的，如果再稍加推演（完全合乎《莊子》內在邏輯的推演），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些常人絕對無法容忍的結論，比如嶽飛和秦檜其實差不多，一個為了保家衛國被屈殺而死，一個為了賣國營私而操勞致死，還不都是一樣的殘生傷性麽，為什麽世人偏偏把他們分成好人和壞蛋呢？
前人說《莊子》敗壞世道人心，這就是一例。我們還是得迴過頭去考慮莊子當時的社會背景：那是戰國亂世，是群雄爭霸的時候，你打我來我打他，分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反正好人也招兵買馬去外國殺人，壞人也招兵買馬去外國殺人，隻有眾暴寡，強淩弱，寡的欺負更寡的，弱的欺負更弱的，沒有誰是幹淨的，就算有幹淨的，那八成也是裝的。
世界就是這麽亂，甚至早在之前的春秋時代，就已經號稱「春秋無義戰」了。所以身處其中的莊子隻看到殺人的戰爭，卻看不到正義的戰爭；看到大盜以仁義竊國，自然連仁義也不信了；看到強盜因為分贓不均而爭執是非對錯，自然再看待是非對錯時也就不那麽有所謂了。那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時代，祖國不值得去愛，正義沒地方去愛，所有冠冕堂皇的大詞底下都冠冕堂皇地藏著偽善，纏人的無妄之災就像一個怎麽也擺不脫的死纏爛打的戀愛狂，待在家鄉是苛政猛於虎，跑到國外還是苛政猛於虎，君王們今天搞個大工程，明天搞個大徵兵……總之，不幸生活在這樣一個大時代裏的小人物，隻要能全身保命就已經是上上大吉了。
可是，要是連命也保不住了，那又該怎麽辦呢？——莊子連這也有辦法：一死生、齊彭殤，生如寄、死如歸，焉知死了不是比活著更好的事情呢？況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生命是會轉化的，循環流轉，永無終結。換成一句大白話來說：隻要想得開，就能不怕死。
但是，戰國結束了，莊子早就死了，時代也早就變了，於是我們又迴到了王先謙的那個問題，並且不妨再追問一下：如果莊子生在一個好時候，他還會那麽說話麽？或者，哪怕他隻是生活在一個還能夠分得清楚是非善惡的年月，他還會那麽說話麽？——我們不妨比照一下諸葛亮和林則徐的兩句名言：前者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時候諸葛亮躬耕於南陽，社會環境恰恰與莊子相近，這心態（至少在字麵上）也恰恰是莊子式的；後者則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時候的林則徐倒和朱熹有幾分相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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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莊子的「流毒」不是這麽簡單就能清理幹淨的，所以批判還會繼續下去。及至宋代，程頤和朱熹這兩大儒宗對莊子都很不滿。程頤採取了一個很有個人風格的決絕態度：一生不讀《莊子》，（《困學紀聞》卷10）朱熹看上去則要豁達一點，有時還能說說莊子見識比較高超，氣度比較豪邁什麽的，但他對莊子的那些「傷風敗俗」之言極為憤慨——比如《莊子·內篇·養生主》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字麵看上去比較好理解，是說做好事要注意別給自己招來名聲，做壞事也要注意別給自己惹上官司，這才是保全性命之道。這話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說，隻要不惹上官司，壞事盡管放手去做。
這話說得太赤裸裸了，以至於讓許多喜歡莊子的人都會感到錯愕不解。幸好注釋家總是有一些自由發揮的餘地，當初郭象給這句話作注，就闡釋得非常高妙而飄渺：「忘記善也忘記惡，處身於善惡的中央，任萬物自行發展，不聲不響地與大道合而為一，於是乎刑罰和名譽都會遠離自己，大道就在自己的身上。」
但這樣的解釋大有刻意拔高之嫌，莊子的原話卻很簡單，如果不是充分發揮想像力的話，實在讀不出這麽深奧的意思。至於後世的學者們，既有蹈虛而曲意彌合的，也有質樸而看不順眼的。朱熹走的就是質樸一路，說莊子這是不管義理，一門心思計較利害得失，完全是一副小人嘴臉。君子可不是這樣，為義之所當為，不計吉兇禍福。（《朱文公全集》卷67）
朱熹顯然是正義導向型，做事隻問對錯，不計個人得失，而如果顛倒過來，那就叫做小人。拿這個標準一衡量，莊子的確像是小人。
這時候的莊子看上去一點也不「逍遙」，一點也不「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了自己這條小命，倒還真算計得很精。若是說到義理，莊子才不管什麽義理呢，在他看來，這世上的好人和壞蛋都是一迴事，君子和小人都是一迴事，就像兩個放牛娃，一個因為讀書而弄丟了牛，一個因為賭博而弄丟了牛，雖然理由不同，但還不是都把牛弄丟了麽。伯夷死於名，盜蹠死於利，還不都是一樣的殘生傷性，為什麽世人偏偏把他們分出君子和小人呢？（《莊子·外篇·駢拇》）
《莊子》書中像這樣的論述有很多，本來就夠驚世駭俗的，如果再稍加推演（完全合乎《莊子》內在邏輯的推演），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些常人絕對無法容忍的結論，比如嶽飛和秦檜其實差不多，一個為了保家衛國被屈殺而死，一個為了賣國營私而操勞致死，還不都是一樣的殘生傷性麽，為什麽世人偏偏把他們分成好人和壞蛋呢？
前人說《莊子》敗壞世道人心，這就是一例。我們還是得迴過頭去考慮莊子當時的社會背景：那是戰國亂世，是群雄爭霸的時候，你打我來我打他，分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反正好人也招兵買馬去外國殺人，壞人也招兵買馬去外國殺人，隻有眾暴寡，強淩弱，寡的欺負更寡的，弱的欺負更弱的，沒有誰是幹淨的，就算有幹淨的，那八成也是裝的。
世界就是這麽亂，甚至早在之前的春秋時代，就已經號稱「春秋無義戰」了。所以身處其中的莊子隻看到殺人的戰爭，卻看不到正義的戰爭；看到大盜以仁義竊國，自然連仁義也不信了；看到強盜因為分贓不均而爭執是非對錯，自然再看待是非對錯時也就不那麽有所謂了。那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時代，祖國不值得去愛，正義沒地方去愛，所有冠冕堂皇的大詞底下都冠冕堂皇地藏著偽善，纏人的無妄之災就像一個怎麽也擺不脫的死纏爛打的戀愛狂，待在家鄉是苛政猛於虎，跑到國外還是苛政猛於虎，君王們今天搞個大工程，明天搞個大徵兵……總之，不幸生活在這樣一個大時代裏的小人物，隻要能全身保命就已經是上上大吉了。
可是，要是連命也保不住了，那又該怎麽辦呢？——莊子連這也有辦法：一死生、齊彭殤，生如寄、死如歸，焉知死了不是比活著更好的事情呢？況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生命是會轉化的，循環流轉，永無終結。換成一句大白話來說：隻要想得開，就能不怕死。
但是，戰國結束了，莊子早就死了，時代也早就變了，於是我們又迴到了王先謙的那個問題，並且不妨再追問一下：如果莊子生在一個好時候，他還會那麽說話麽？或者，哪怕他隻是生活在一個還能夠分得清楚是非善惡的年月，他還會那麽說話麽？——我們不妨比照一下諸葛亮和林則徐的兩句名言：前者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時候諸葛亮躬耕於南陽，社會環境恰恰與莊子相近，這心態（至少在字麵上）也恰恰是莊子式的；後者則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時候的林則徐倒和朱熹有幾分相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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