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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遊：當莊子遭遇現實 作者：熊逸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了解過這個背景，我們就會知道這部《莊子集解》就是王先謙的書局出版的，事情還不僅如此，看看書的作者，赫然就是王先謙本人。我們不由得要問：他這是怎麽了？
這樣一部書，想來王先謙自己既不可能去寫，也不可能安排自己統管的書局去出。單從後者的角度來講，王先謙搞書局並不是市場導向型的，他有一個很宏偉的誌向，就是把曆朝的聖諭聖訓、典章製度、禦製詩文廣為刊發，也好扭轉這敗壞了多年的世道人心。
這樣說來，《莊子》的相關著述顯然不符合這個比大清政府還要主旋律的經營理念，真不知道王先謙是怎麽想的，我們翻翻《莊子集解》的序言也許能找到什麽線索吧。
王先謙這部書（很明智地）沒有委託別人作序，而是寫了一篇自序，情緒和態度與從前已是大大不同。這篇序言大意是說：「古時候的那些著書之人難道一定要在山野之中隱居不成，我看莊子雖然就是這麽做的，雖然他的確不把富貴放在心上，但畢竟也會出門借米，也會上朝謁見國君，看來他也不是完全沒有救世之心的。傳言莊子會取代惠施的相位，於是惠施在國中連續三日大索莊子，這兩位畢竟是同聲相應的老朋友呢。惠施之所以會是這個態度，想來莊子並不是一個像他自詡的那樣完全迴避世俗名利以全其道的人吧。
「何況莊子自己也說過：『天下有道的時候，聖人出來做事；天下無道的時候，聖人保命全生』，又說他自己要『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也就是有用和無用之間，既非有用，也非無用）。莊子所謂的不材，是要讓自己做一個沒用的人來保全性命；所謂的材，是用文字來彰顯自己的思想。
「但是老子說過：『漂亮的話不可靠，可靠的話不漂亮』，莊子的文章就屬於漂亮的，而且連他自己都說自己的話不可靠。所以他才一會兒說馬鞭子的出現標誌著人類文明的罪惡，一會兒自己卻拿著馬鞭子敲打骷髏；一方麵追慕上古那個沒有文字的社會，一方麵又常常借古人的言論以修心，這哪裏是要為後世立言的態度呢，隻不過是憤世嫉俗罷了。莊子刺暴主，憤濁世，批評仁義，齊同是非，這是因為在那個殘暴與虛偽叢生的世界裏，仁義隻是強盜的幌子，孰是孰非又如何分辨得清呢？
「他的心誌已傷，所以言辭才會過激。如果讓他生在好時候的話，他一定會好好出來做事的。但遺憾的是，後世的讀書人追慕莊子的言論卻不考慮這些特定的背景。這不是莊子的錯，而是那些後人的錯。
「我治《莊子》也算有些年頭了，體會全書的要領，無非是「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罷了。我曾以這句話作為養生的原則，這也的確對我有些益處。這樣說來，莊子也算是我的老師了。……」
以上，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王先謙，先前那些感時傷世的激憤突然沒了蹤影，眼下仿佛隻有一位恬淡平和的老人坐在大榕樹下一張古舊的搖椅上，眯著眼睛向小輩們拉著家常。
其實，所謂「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儒家本身就有這種論調，不假外求，隻不過立意不同。《尚書正義·武成》引《帝王世紀》，說武王克商之後，殷商的人民看著周軍進城，期待著一睹新君風采。先看到了畢公，大家以為這就是新君，賢人商容說：「這個人嚴肅而有急色，不會是新君。」又看到了太公，大家以為這該是新君了，商容又說：「這個人威風凜凜，是個帶兵的人，不是新君。」接下來周公出場，大家以為這總該是新君了吧，但商容又說：「看這個人的氣質，誌在除賊，應該是周之相國。」最後武王露麵，商容這才說道：「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看這個人氣質正是如此，應該就是我們的新君了。」
之所以「見惡不怒，見善不喜」，是因為聖人存天下之公心，不存私心之好惡。但如今一代大儒王先謙放棄了本門外王之道的「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轉而尊奉莊子內聖之道的「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無可奈何之情溢於言表。
當然，我們最後仍然要留意一下王先謙是在什麽時間做出這番轉變的——序言的落款裏清楚地寫著：宣統元年七月。
宣統元年（1909），歲次己酉，這是一個帝國改元的年份，舊皇帝下馬，新皇帝上任，距離王先謙為郭慶藩新書作序的時候，也就是距離甲午戰爭爆發的那個年份，已經過去了15個春秋。難道在這15年間，那個「怎麽辦」的問題已經有了答案不成？
的確有了答案。就在王先謙刊行《莊子集解》的前一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接連去世，隨後溥儀繼位，改元宣統，溥儀的父親載灃攝政，成為大清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就在宣統元年之初，載灃重申立憲組閣，下令各省在年內成立諮議局，還罷免了幾名反對立憲的官員，皇權專製眼看著就要改為立憲組閣，這是中國曆史上亙古未有的大事。尤其這偉大的一躍竟然還是自上而下發生的。
對於滿清皇權來說，立憲組閣之舉當然不是心甘情願的，隻是在局勢所逼之下不得不兩害相權取其輕罷了：君主立憲雖然不好，但總好過被如火如荼的革命大軍推翻。
幾家歡喜幾家愁，當初維新運動興起的時候，王先謙痛斥維新大將梁啓超傷風敗俗，誌在謀逆；《湘報》宣傳民權，宣傳平等，王先謙斥之為禽獸之行，敗滅倫常；可如今立憲組閣是攝政王載灃一手督辦的，王先謙就算還想罵人也不容易找到下嘴的地方了。我們不妨對他的憂慮給以一些同情的理解，畢竟在根正苗紅的儒家傳統裏，政治和倫理向來都是一體的兩麵，若是政治格局變了，舊有的倫理格局又該置之何地呢？如果天地君親師錯位了，被儒家知識分子們辛苦維護了兩千多年的道統豈不也會跟著搖搖欲墜了麽？「也知經術非時務，稍為儒林振古風」，王先謙曾經這樣道出自己編修儒學經典時的一絲無奈，那個美麗舊世界看來是守不住了，而邪惡新世界又何曾給自己的心靈留下一截可以棲息的寒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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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部書，想來王先謙自己既不可能去寫，也不可能安排自己統管的書局去出。單從後者的角度來講，王先謙搞書局並不是市場導向型的，他有一個很宏偉的誌向，就是把曆朝的聖諭聖訓、典章製度、禦製詩文廣為刊發，也好扭轉這敗壞了多年的世道人心。
這樣說來，《莊子》的相關著述顯然不符合這個比大清政府還要主旋律的經營理念，真不知道王先謙是怎麽想的，我們翻翻《莊子集解》的序言也許能找到什麽線索吧。
王先謙這部書（很明智地）沒有委託別人作序，而是寫了一篇自序，情緒和態度與從前已是大大不同。這篇序言大意是說：「古時候的那些著書之人難道一定要在山野之中隱居不成，我看莊子雖然就是這麽做的，雖然他的確不把富貴放在心上，但畢竟也會出門借米，也會上朝謁見國君，看來他也不是完全沒有救世之心的。傳言莊子會取代惠施的相位，於是惠施在國中連續三日大索莊子，這兩位畢竟是同聲相應的老朋友呢。惠施之所以會是這個態度，想來莊子並不是一個像他自詡的那樣完全迴避世俗名利以全其道的人吧。
「何況莊子自己也說過：『天下有道的時候，聖人出來做事；天下無道的時候，聖人保命全生』，又說他自己要『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也就是有用和無用之間，既非有用，也非無用）。莊子所謂的不材，是要讓自己做一個沒用的人來保全性命；所謂的材，是用文字來彰顯自己的思想。
「但是老子說過：『漂亮的話不可靠，可靠的話不漂亮』，莊子的文章就屬於漂亮的，而且連他自己都說自己的話不可靠。所以他才一會兒說馬鞭子的出現標誌著人類文明的罪惡，一會兒自己卻拿著馬鞭子敲打骷髏；一方麵追慕上古那個沒有文字的社會，一方麵又常常借古人的言論以修心，這哪裏是要為後世立言的態度呢，隻不過是憤世嫉俗罷了。莊子刺暴主，憤濁世，批評仁義，齊同是非，這是因為在那個殘暴與虛偽叢生的世界裏，仁義隻是強盜的幌子，孰是孰非又如何分辨得清呢？
「他的心誌已傷，所以言辭才會過激。如果讓他生在好時候的話，他一定會好好出來做事的。但遺憾的是，後世的讀書人追慕莊子的言論卻不考慮這些特定的背景。這不是莊子的錯，而是那些後人的錯。
「我治《莊子》也算有些年頭了，體會全書的要領，無非是「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罷了。我曾以這句話作為養生的原則，這也的確對我有些益處。這樣說來，莊子也算是我的老師了。……」
以上，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王先謙，先前那些感時傷世的激憤突然沒了蹤影，眼下仿佛隻有一位恬淡平和的老人坐在大榕樹下一張古舊的搖椅上，眯著眼睛向小輩們拉著家常。
其實，所謂「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儒家本身就有這種論調，不假外求，隻不過立意不同。《尚書正義·武成》引《帝王世紀》，說武王克商之後，殷商的人民看著周軍進城，期待著一睹新君風采。先看到了畢公，大家以為這就是新君，賢人商容說：「這個人嚴肅而有急色，不會是新君。」又看到了太公，大家以為這該是新君了，商容又說：「這個人威風凜凜，是個帶兵的人，不是新君。」接下來周公出場，大家以為這總該是新君了吧，但商容又說：「看這個人的氣質，誌在除賊，應該是周之相國。」最後武王露麵，商容這才說道：「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看這個人氣質正是如此，應該就是我們的新君了。」
之所以「見惡不怒，見善不喜」，是因為聖人存天下之公心，不存私心之好惡。但如今一代大儒王先謙放棄了本門外王之道的「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轉而尊奉莊子內聖之道的「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無可奈何之情溢於言表。
當然，我們最後仍然要留意一下王先謙是在什麽時間做出這番轉變的——序言的落款裏清楚地寫著：宣統元年七月。
宣統元年（1909），歲次己酉，這是一個帝國改元的年份，舊皇帝下馬，新皇帝上任，距離王先謙為郭慶藩新書作序的時候，也就是距離甲午戰爭爆發的那個年份，已經過去了15個春秋。難道在這15年間，那個「怎麽辦」的問題已經有了答案不成？
的確有了答案。就在王先謙刊行《莊子集解》的前一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接連去世，隨後溥儀繼位，改元宣統，溥儀的父親載灃攝政，成為大清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就在宣統元年之初，載灃重申立憲組閣，下令各省在年內成立諮議局，還罷免了幾名反對立憲的官員，皇權專製眼看著就要改為立憲組閣，這是中國曆史上亙古未有的大事。尤其這偉大的一躍竟然還是自上而下發生的。
對於滿清皇權來說，立憲組閣之舉當然不是心甘情願的，隻是在局勢所逼之下不得不兩害相權取其輕罷了：君主立憲雖然不好，但總好過被如火如荼的革命大軍推翻。
幾家歡喜幾家愁，當初維新運動興起的時候，王先謙痛斥維新大將梁啓超傷風敗俗，誌在謀逆；《湘報》宣傳民權，宣傳平等，王先謙斥之為禽獸之行，敗滅倫常；可如今立憲組閣是攝政王載灃一手督辦的，王先謙就算還想罵人也不容易找到下嘴的地方了。我們不妨對他的憂慮給以一些同情的理解，畢竟在根正苗紅的儒家傳統裏，政治和倫理向來都是一體的兩麵，若是政治格局變了，舊有的倫理格局又該置之何地呢？如果天地君親師錯位了，被儒家知識分子們辛苦維護了兩千多年的道統豈不也會跟著搖搖欲墜了麽？「也知經術非時務，稍為儒林振古風」，王先謙曾經這樣道出自己編修儒學經典時的一絲無奈，那個美麗舊世界看來是守不住了，而邪惡新世界又何曾給自己的心靈留下一截可以棲息的寒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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