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手足的關注(2)
一些老作家，得了大宗稿費去繳納黨費，這，當然相當無私高尚，無可厚非。而我們的趙樹理先生卻把大宗稿費無條件饋贈給他的家鄉農村農民，有如烏鴉反哺。這，我以為更加無私，更加高尚。
趙樹理把自己的小說，稱為“問題小說”；他不僅希望自己的小說通俗易懂，而且希望它們能夠發揮匡扶正義、革除時弊的作用。然而，小說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毛澤東曾經嚴厲指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老人家是太高抬小說了。小說哪裏能夠反黨，正如它哪裏能夠濟世救民。所以，當大躍進人民公社一味胡鬧，搞得農村烏煙瘴氣、農業幾近崩潰、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趙樹理明白：寫作什麽問題小說早已來不及唿喊問題、引發療救的注意了。他毅然向中央上了萬言書。
――與之同時，我們的彭德懷元帥在廬山發難，同樣為農民大聲疾唿，上了萬言書。那位湖南農民的兒子，與這個山西農民的兒子，一文一武，不約而同捨出身家性命，冒死犯險，逆鱗直諫。巧合的是，或者說自然而然的是：當趙樹理的開山之作《小二黑結婚》在根據地得不到認可的時節，是彭德懷元帥，是那個慣會打仗的彭大將軍，看中了趙樹理的這部非同尋常的小說作品，斷然舉薦，使之有如石破天驚，一飛沖天。
當今時代，早已換了人間。我們欲要為農民說幾句話，欲要唿喊一番三農問題，即便說的不很客觀準確、喊得不很文明雅馴，已經不用害怕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去北大荒勞改，去秦城監獄住單間號子。我難道不應該趁此大好機遇，發揮我的職業優勢，為農村農民、為打工族們做點什麽唿籲點什麽嗎？
《兄弟如手足》，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了我的書寫過程。
所以強調“兄弟、手足”這兩個字眼詞彙，我當然不是率意而為。工人和農民，城裏人和鄉下人，難道不是兄弟嗎？難道不是彼此相依為命的手足嗎？這樣的一點寓意盡管直白淺陋，我也顧不了那麽許多。我願意直接唿喊：農民，本來就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打工族，本來就是我們的同胞兄弟。鄙視農民，猶如數典忘祖，簡直就是欺天。小瞧歧視打工族，就是歧視我們的兄弟姐妹。太不人道，太過沒有人性。
懷著這樣一種心情，我寫出了這部長篇小說。在小說中，我設計了兄弟二人，金河與銀河。一個讀書上了大學，成為一名城裏人；一個自幼失學，地道的農民，如今到城裏來打工。他們本來就是兄弟啊！他們果然手足情深，在共同的打拚中，事業獲得成功、愛情得以圓滿、人格得以升華、潛藏的能力得以激活。
在虛構的小說中，他們不再總是失敗，不再總是倒黴，而是好人終有好報。也許，戲劇式的安排處理，缺少了幾分深刻、背離了幾分殘酷的真實；不過，我樂意這樣來設置編排。我們的農民兄弟，應該揚眉吐氣、應該大獲成功，哪怕僅僅是在一個作家的小說虛構中。
然而，小說的黃金時代卻已經基本過去。影視傳媒，遍及城鄉家家戶戶的電視機，好生了得。有人在詛咒，低俗文化大行其道；有人在擔心，國人幾乎都變成了“看電視的豬”。
詛咒擔心，無濟於事。
老天要下，老娘要嫁，誰奈其何。
至少在我，學了美國一句俗話來效法：“戰不勝它，莫如加入它”。
向來，我也不曾將自己列為什麽精英，或者打扮成所謂精英。我的小說，在語言上，曆來走雅俗共賞的路子。不怕一般老百姓看得懂，當然也不懼專家學者來挑剔。那麽，我又何必拒絕電視劇之類的大眾傳媒呢？難道，我們的作品害怕多數老百姓看得懂嗎？
我為自己的徹底通俗化而尋找理由，好比文化精英為他們的過度精英化尋找理由。大家自說自話，各辦其事罷了。
長篇小說《兄弟如手足》的原始構想，結果如願以償地改編成了電視劇《手足》。由萬科文化公司攝製完成，榮譽出品。當紅小生何冰與達達主演，一時熱播。網上竟是好評不斷。
既然有了電視劇，那麽又何必出版小說呢？相對於僅供觀賞的電視劇，小說本身有著不可替代的存在價值。觀賞與閱讀，畢竟屬於兩個不同的層麵。換言之，拍攝與寫作是兩碼事。著意追逐大眾收視率的影視化生產過程，與文學化的創作過程，到底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說，電視劇相當好看，我的小說則是相當好讀。
好看，非常重要，也許在愉悅了廣大觀眾的同時，就起到若幹寓教於樂的功用。好讀，當然也非常重要，也許能夠引領廣大讀者進入某種程度的思考層麵。
“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米蘭昆德拉的一句話不脛而走。
然而，人們不思索，那不真的成了看電視的豬了嗎？
西方人這樣講：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
我則如此講：人類說，要有書，因而有了書。
在讀者諸君的書架上，於是有了我的這一部淺白、好讀、有趣、逗樂、不乏幽默的長篇讀本。
它絕對不是我最好的小說作品，然而我還是真誠地希望讀者喜歡它。
你無須對它有過高的評價，隻要你還基本喜歡，作者在下就非常滿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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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作家，得了大宗稿費去繳納黨費，這，當然相當無私高尚，無可厚非。而我們的趙樹理先生卻把大宗稿費無條件饋贈給他的家鄉農村農民，有如烏鴉反哺。這，我以為更加無私，更加高尚。
趙樹理把自己的小說，稱為“問題小說”；他不僅希望自己的小說通俗易懂，而且希望它們能夠發揮匡扶正義、革除時弊的作用。然而，小說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毛澤東曾經嚴厲指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老人家是太高抬小說了。小說哪裏能夠反黨，正如它哪裏能夠濟世救民。所以，當大躍進人民公社一味胡鬧，搞得農村烏煙瘴氣、農業幾近崩潰、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趙樹理明白：寫作什麽問題小說早已來不及唿喊問題、引發療救的注意了。他毅然向中央上了萬言書。
――與之同時，我們的彭德懷元帥在廬山發難，同樣為農民大聲疾唿，上了萬言書。那位湖南農民的兒子，與這個山西農民的兒子，一文一武，不約而同捨出身家性命，冒死犯險，逆鱗直諫。巧合的是，或者說自然而然的是：當趙樹理的開山之作《小二黑結婚》在根據地得不到認可的時節，是彭德懷元帥，是那個慣會打仗的彭大將軍，看中了趙樹理的這部非同尋常的小說作品，斷然舉薦，使之有如石破天驚，一飛沖天。
當今時代，早已換了人間。我們欲要為農民說幾句話，欲要唿喊一番三農問題，即便說的不很客觀準確、喊得不很文明雅馴，已經不用害怕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去北大荒勞改，去秦城監獄住單間號子。我難道不應該趁此大好機遇，發揮我的職業優勢，為農村農民、為打工族們做點什麽唿籲點什麽嗎？
《兄弟如手足》，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了我的書寫過程。
所以強調“兄弟、手足”這兩個字眼詞彙，我當然不是率意而為。工人和農民，城裏人和鄉下人，難道不是兄弟嗎？難道不是彼此相依為命的手足嗎？這樣的一點寓意盡管直白淺陋，我也顧不了那麽許多。我願意直接唿喊：農民，本來就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打工族，本來就是我們的同胞兄弟。鄙視農民，猶如數典忘祖，簡直就是欺天。小瞧歧視打工族，就是歧視我們的兄弟姐妹。太不人道，太過沒有人性。
懷著這樣一種心情，我寫出了這部長篇小說。在小說中，我設計了兄弟二人，金河與銀河。一個讀書上了大學，成為一名城裏人；一個自幼失學，地道的農民，如今到城裏來打工。他們本來就是兄弟啊！他們果然手足情深，在共同的打拚中，事業獲得成功、愛情得以圓滿、人格得以升華、潛藏的能力得以激活。
在虛構的小說中，他們不再總是失敗，不再總是倒黴，而是好人終有好報。也許，戲劇式的安排處理，缺少了幾分深刻、背離了幾分殘酷的真實；不過，我樂意這樣來設置編排。我們的農民兄弟，應該揚眉吐氣、應該大獲成功，哪怕僅僅是在一個作家的小說虛構中。
然而，小說的黃金時代卻已經基本過去。影視傳媒，遍及城鄉家家戶戶的電視機，好生了得。有人在詛咒，低俗文化大行其道；有人在擔心，國人幾乎都變成了“看電視的豬”。
詛咒擔心，無濟於事。
老天要下，老娘要嫁，誰奈其何。
至少在我，學了美國一句俗話來效法：“戰不勝它，莫如加入它”。
向來，我也不曾將自己列為什麽精英，或者打扮成所謂精英。我的小說，在語言上，曆來走雅俗共賞的路子。不怕一般老百姓看得懂，當然也不懼專家學者來挑剔。那麽，我又何必拒絕電視劇之類的大眾傳媒呢？難道，我們的作品害怕多數老百姓看得懂嗎？
我為自己的徹底通俗化而尋找理由，好比文化精英為他們的過度精英化尋找理由。大家自說自話，各辦其事罷了。
長篇小說《兄弟如手足》的原始構想，結果如願以償地改編成了電視劇《手足》。由萬科文化公司攝製完成，榮譽出品。當紅小生何冰與達達主演，一時熱播。網上竟是好評不斷。
既然有了電視劇，那麽又何必出版小說呢？相對於僅供觀賞的電視劇，小說本身有著不可替代的存在價值。觀賞與閱讀，畢竟屬於兩個不同的層麵。換言之，拍攝與寫作是兩碼事。著意追逐大眾收視率的影視化生產過程，與文學化的創作過程，到底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說，電視劇相當好看，我的小說則是相當好讀。
好看，非常重要，也許在愉悅了廣大觀眾的同時，就起到若幹寓教於樂的功用。好讀，當然也非常重要，也許能夠引領廣大讀者進入某種程度的思考層麵。
“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米蘭昆德拉的一句話不脛而走。
然而，人們不思索，那不真的成了看電視的豬了嗎？
西方人這樣講：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
我則如此講：人類說，要有書，因而有了書。
在讀者諸君的書架上，於是有了我的這一部淺白、好讀、有趣、逗樂、不乏幽默的長篇讀本。
它絕對不是我最好的小說作品，然而我還是真誠地希望讀者喜歡它。
你無須對它有過高的評價，隻要你還基本喜歡，作者在下就非常滿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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