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手足的關注(1)
―《兄弟如手足》後記
即便在北京這樣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城，哪怕在上海那樣時髦新潮的當代都會，器宇軒昂操著標準京腔的北京人兒，以及小鳥依人說著寧波官話的阿拉上海人，上溯三代至多五代，誰個敢於斷然宣稱：自己的祖宗不是從農村來的、不是農民呢？輝煌數千載的農耕文明，曾經托舉起了長安、洛陽、杭州、汴梁那樣的大都會。封建時代法定的或者約定俗成的社會等級叫做“士農工商”，“耕讀傳家”向來是國人尊奉的理想生活模式。
農村，並不是什麽令人生畏的蠻荒之地；農民，並不是什麽低人一等的賤民。
城鄉，本來相互依存，水乳交融。方域地界相接，輻輳交錯；人員血脈相連，手足情誼。
然而，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由於人所共知的、或許是一般老百姓說不清的原因，農民，我們的衣食父母，社會地位墜落到二等公民乃至最低等級那樣的地位；農村，古今詩人吟唱田園牧歌的大好鄉野，成為上等人不屑一顧的地方，成為落後、愚昧、貧窮、骯髒這些詞彙的同義語。
我們的父老鄉親，幾乎隻是在歌星們忸怩作態的煽情表演中受到虛擬的尊重。他們苦難的皺紋有如水土流失嚴重的深溝大壑，始終在貧困線上掙紮；他們緊抿的嘴巴好比幹涸的古井，喑啞地仰望天空。農民，處於嚴重的失語狀態，除了忍受，就是沉默。農村，我們所有人的根，被割裂在國家的整體格局之外；那兒，緊挨著大大小小的城市，卻仿佛距離我們無限遙遠。
所謂“三農問題”的提出，是必然的。
我相信，除了極個別的分子，我們多數人，農民的兒子和農民的孫子，會天然關注農村――我們古老的家園，會由衷關注農民――我們的父兄。
長篇小說《兄弟如手足》，就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下進入了我的敘述過程。
我出生在太原。幸運的是，我小時候曾經被父母送迴鄉下交由我的祖母看護。從兩歲到十二歲，整整十年。我成了一個地道的鄉下孩子；或者說，我被傳統文明、農耕文化滋養長大。
作為在中國文壇也還知名的小說家，我主要書寫農村題材的小說；我的文化之根從來沒有斷裂過。用城市的或者是當代的眼光來反顧農村生活，用全麵的或者曆史的尺度來把握城市節奏，對我而言，一切都是那麽自然而然。當所謂“尋根文學”大行其道的時候，當評論家們為之大肆鼓吹、歡欣鼓舞的時候，我好像一個智慧的農民一樣，在一旁善意微笑，保持沉默。我以及我的作品始終不曾得到熱心的評論家們太多的關注，大家的文化養成差別很大，難得共鳴。我知道自己比諸位尋根者早已走了多麽遠，比諸位探索者早已掘進了多麽深。
我一直有著自己的驕傲。作為農民的兒子與孫子，作為從農村出來的一名作家，我不需要尋根。我幾乎天然地具備鄉下人的眼光和立場，中國立場。我沒有那樣偉大――代聖賢立言，但我如此自豪――我在努力替代失語的農民發出聲音。
我甚至大放過類似的厥詞：在當代號稱書寫農村題材的小說家裏，對農村的了解，對農民的認識，對鄉土文明的感知、對民俗文化的吸納，無有出張石山其人之右者！
當老天突然落雨，城裏人會奔忙躲雨，有的發出惱火的詛咒。這，很正常。然而，我不會。我會下意識地掐算農時節令，看看這場雨水對墒情好不好、對莊稼有無作用。
當我們巷子口外的集貿市場上糧食和蔬菜漲價的時候，市民們、下崗職工們、包括作家們，非常可能不高興。這，也很正常。然而，我不會不高興，而恰恰是特別高興。我知道，糧價菜價始終太低；多少漲價一些，絕大部分利潤也會被中間販子賺取。但我還是高興，為種糧種菜的老農老圃高興。在我們的工資裏，才拿出多麽少的幾分錢來應付蔬菜漲價的呀！不嫌蔬菜昂貴、反嫌蔬菜便宜，人們也許要說我有病。我對自己能有這樣的病、這樣有病，幾分得計、幾分快意。
三農問題唿喊出來之前多少年，我早已在各種場合大聲疾唿過了；三農問題終於提出，我不愛湊熱鬧，但這個熱鬧我立即湊了上去。
《兄弟如手足》，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進入了我的創作過程。
我省著名評論家李國濤先生，曾經專章著文評價過我的整個小說創作。他有一句我認為幾乎是至高無上的結論式的評價：在山西文壇、在中國文壇，“得趙樹理真傳者，張石山一人而已。”
感謝胡適先生一代學人，開白話文學之先河，割劃時代，功高千古。普通識字者，能夠幸福地看書寫字。敬佩趙樹理先生一代作家，實踐白話寫作、倡導大眾文學不遺餘力，一般認字人，能夠勝任愉快看小說、甚至能夠率爾操觚寫小說。
趙樹理先生我不曾見過他的麵，但閱讀過不少他的小說作品。我的小說創作當然有所師承，中國古典、中國戲劇、民間話語等等，皆有吸納。早年閱讀趙樹理先生作品的經曆，當然也有形無形影響過我。但是，除了語言風格，除了他的白描，他的幽默智慧之外，我覺得自己師承這位不曾謀麵的老先生最多的，不是小說寫法之類，而恰恰是他的人格，是他的對農村和農民的之死靡它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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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如手足》後記
即便在北京這樣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城，哪怕在上海那樣時髦新潮的當代都會，器宇軒昂操著標準京腔的北京人兒，以及小鳥依人說著寧波官話的阿拉上海人，上溯三代至多五代，誰個敢於斷然宣稱：自己的祖宗不是從農村來的、不是農民呢？輝煌數千載的農耕文明，曾經托舉起了長安、洛陽、杭州、汴梁那樣的大都會。封建時代法定的或者約定俗成的社會等級叫做“士農工商”，“耕讀傳家”向來是國人尊奉的理想生活模式。
農村，並不是什麽令人生畏的蠻荒之地；農民，並不是什麽低人一等的賤民。
城鄉，本來相互依存，水乳交融。方域地界相接，輻輳交錯；人員血脈相連，手足情誼。
然而，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由於人所共知的、或許是一般老百姓說不清的原因，農民，我們的衣食父母，社會地位墜落到二等公民乃至最低等級那樣的地位；農村，古今詩人吟唱田園牧歌的大好鄉野，成為上等人不屑一顧的地方，成為落後、愚昧、貧窮、骯髒這些詞彙的同義語。
我們的父老鄉親，幾乎隻是在歌星們忸怩作態的煽情表演中受到虛擬的尊重。他們苦難的皺紋有如水土流失嚴重的深溝大壑，始終在貧困線上掙紮；他們緊抿的嘴巴好比幹涸的古井，喑啞地仰望天空。農民，處於嚴重的失語狀態，除了忍受，就是沉默。農村，我們所有人的根，被割裂在國家的整體格局之外；那兒，緊挨著大大小小的城市，卻仿佛距離我們無限遙遠。
所謂“三農問題”的提出，是必然的。
我相信，除了極個別的分子，我們多數人，農民的兒子和農民的孫子，會天然關注農村――我們古老的家園，會由衷關注農民――我們的父兄。
長篇小說《兄弟如手足》，就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下進入了我的敘述過程。
我出生在太原。幸運的是，我小時候曾經被父母送迴鄉下交由我的祖母看護。從兩歲到十二歲，整整十年。我成了一個地道的鄉下孩子；或者說，我被傳統文明、農耕文化滋養長大。
作為在中國文壇也還知名的小說家，我主要書寫農村題材的小說；我的文化之根從來沒有斷裂過。用城市的或者是當代的眼光來反顧農村生活，用全麵的或者曆史的尺度來把握城市節奏，對我而言，一切都是那麽自然而然。當所謂“尋根文學”大行其道的時候，當評論家們為之大肆鼓吹、歡欣鼓舞的時候，我好像一個智慧的農民一樣，在一旁善意微笑，保持沉默。我以及我的作品始終不曾得到熱心的評論家們太多的關注，大家的文化養成差別很大，難得共鳴。我知道自己比諸位尋根者早已走了多麽遠，比諸位探索者早已掘進了多麽深。
我一直有著自己的驕傲。作為農民的兒子與孫子，作為從農村出來的一名作家，我不需要尋根。我幾乎天然地具備鄉下人的眼光和立場，中國立場。我沒有那樣偉大――代聖賢立言，但我如此自豪――我在努力替代失語的農民發出聲音。
我甚至大放過類似的厥詞：在當代號稱書寫農村題材的小說家裏，對農村的了解，對農民的認識，對鄉土文明的感知、對民俗文化的吸納，無有出張石山其人之右者！
當老天突然落雨，城裏人會奔忙躲雨，有的發出惱火的詛咒。這，很正常。然而，我不會。我會下意識地掐算農時節令，看看這場雨水對墒情好不好、對莊稼有無作用。
當我們巷子口外的集貿市場上糧食和蔬菜漲價的時候，市民們、下崗職工們、包括作家們，非常可能不高興。這，也很正常。然而，我不會不高興，而恰恰是特別高興。我知道，糧價菜價始終太低；多少漲價一些，絕大部分利潤也會被中間販子賺取。但我還是高興，為種糧種菜的老農老圃高興。在我們的工資裏，才拿出多麽少的幾分錢來應付蔬菜漲價的呀！不嫌蔬菜昂貴、反嫌蔬菜便宜，人們也許要說我有病。我對自己能有這樣的病、這樣有病，幾分得計、幾分快意。
三農問題唿喊出來之前多少年，我早已在各種場合大聲疾唿過了；三農問題終於提出，我不愛湊熱鬧，但這個熱鬧我立即湊了上去。
《兄弟如手足》，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進入了我的創作過程。
我省著名評論家李國濤先生，曾經專章著文評價過我的整個小說創作。他有一句我認為幾乎是至高無上的結論式的評價：在山西文壇、在中國文壇，“得趙樹理真傳者，張石山一人而已。”
感謝胡適先生一代學人，開白話文學之先河，割劃時代，功高千古。普通識字者，能夠幸福地看書寫字。敬佩趙樹理先生一代作家，實踐白話寫作、倡導大眾文學不遺餘力，一般認字人，能夠勝任愉快看小說、甚至能夠率爾操觚寫小說。
趙樹理先生我不曾見過他的麵，但閱讀過不少他的小說作品。我的小說創作當然有所師承，中國古典、中國戲劇、民間話語等等，皆有吸納。早年閱讀趙樹理先生作品的經曆，當然也有形無形影響過我。但是，除了語言風格，除了他的白描，他的幽默智慧之外，我覺得自己師承這位不曾謀麵的老先生最多的，不是小說寫法之類，而恰恰是他的人格，是他的對農村和農民的之死靡它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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