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情深


    習仲勛的家庭不僅有歡樂、融洽、和諧,也有憂傷和酸楚。女兒習和平聰穎秀麗,恬靜文雅,為習仲勛所疼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是習仲勛難以抹去的心痛。兒子習正寧在海南省任司法廳廳長期間,工作積極努力,正當大有作為之際,不幸於一九九七年因心髒病突發去世。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對習家每一個人尤其是對年邁的習仲勛是莫大的打擊。家人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一直都隱瞞著他。久而久之,不見習正寧迴來,又沒有任何消息,不免產生疑慮,當他問起時,都被家人與身邊工作人員遮掩過去。以後他再沒問起過,把對兒子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裏。習仲勛畢竟是經曆過重大挫折和風浪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飽嚐了人間的悲歡離合、坎坎坷坷。他以常人難以企及的堅強,忍著內心的傷痛,堅韌地麵對現實,麵對未來。


    習仲勛和齊心經常鼓勵兒女多讀書、多學習,為人民作貢獻,每過一段時期都要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也越來越高。有一次,當著兒女們的麵,齊心對他們說:“家中的小事不能影響工作。”習仲勛聽到後卻嚴厲地說:“大事也不能影響工作!”習家對子女大事小事都要求嚴格,隨時提醒他們注意保持好的傳統。習近平擔任福建省省長時,齊心依照家裏的規矩給他寫信,語重心長地說“高處不勝寒”,囑咐他更要從嚴要求自己。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家人為習仲勛在深圳舉辦八十八歲壽宴。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八十八歲是“米壽”,是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習家三代人及親朋好友歡聚一堂為他祝壽,這也是習家人難得的一次大團聚,唯獨缺席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不是習近平不想參加父親的壽宴,而是作為一省之長,他實在是公務繁忙,難以脫身,於是抱愧地向父親寫了一封拜壽信。


    習近平深情地寫道:自我呱呱落地以來,已隨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對父母的認知也和對父母的感情一樣,久而彌深。希望從父親這裏繼承和吸取的寶貴與高尚品質很多,給我最深印象的大約如下幾點:


    一是學父親做人。父親受到廣大人民群眾和我黨同誌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為您為人坦誠、忠厚。您曾教誨我,您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和堅持真理不說假話,並一以貫之,這正像毛澤東說的,“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


    二是學父親做事。父親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我輩與父親相比,太過平庸,汗顏不已。但更令我們感動的,是父親從不居功,從不張揚,對自己的輝煌業績視如煙雲。這才是成大事者的風範,永遠值得我輩學習和效仿。


    三是學父親對信仰的執著追求。無論是白色恐怖的年代,還是極左路線時期;無論是受人誣陷,還是身處逆境,您的心中始終有一盞明亮的燈,永遠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在社會上喊我們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堅信我的父親是一個大英雄,是我們最值得自豪的父親。曆史已經證明,您是一個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的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四是學父親的赤子情懷。您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您熱愛中國人民,熱愛革命戰友,熱愛家鄉父老,熱愛您的父母、妻子、兒女。您用自己博大的愛,影響著周圍的人們。您像一頭老黃牛,為中國人民默默地耕耘著。這也激勵著我將自己的畢生精力投入到為人民群眾服務的事業中,報效養育我的錦繡中華和父老鄉親。【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五是學父親的儉樸生活。父親的節儉幾近苛刻。家教的嚴格,也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從小就是在父親的這種教育下,養成勤儉持家習慣的。這是一個堪稱楷模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共產黨人的家風。這樣的好家風應世代相傳。


    習仲勛在最後的日子裏對子女們說:“我沒給你們留下什麽財富,但給你們留了個好名聲!”這就是習仲勛留給子孫後代的享之不盡的寶貴財富!他以光輝的榜樣,教誨兒女們如何做一個純粹的有益於人民的人!


    ■寬厚待人


    習仲勛向來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待別人卻是難以想像的寬宏大度。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一位秘書,在小說《劉誌丹》事件中,經不住政治壓力,違心地寫過揭發習仲勛的材料。習仲勛複出後,這位秘書一直不好意思去見他。習仲勛從別人那裏得知他的住房有困難,長期得不到解決時,就指示有關部門很快給他解決了一套住房,使這位秘書心裏更感不安和慚愧。在他生病住院時,習仲勛還專程去看望,他感動得淚流滿麵,哽咽不已。習仲勛卻安慰說:“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安心養病吧!”還有一個大學青年教師, “文化大革命”期間打過習仲勛。“文化大革命”後,這個教師所在的學校派人找到習仲勛調查取證,習仲勛對來人說:“當時都是年輕人,算了吧。”當外調人員要告訴打他的人的名字時,習仲勛擺擺手說:“我不需要記住這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審查過他的專案組工作人員,有的辦案時態度惡劣。後來,習仲勛不計前嫌,對這些人“一律既往不咎”。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領導者錯誤發動的一場內亂,工作人員隻是奉命從事,隻要不是“三種人”,都應該是無辜的,責任更不能由他們承擔。


    習仲勛不僅寬宏待人,而且在關鍵的時候挺身保護幹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全黨開展反右傾鬥爭,國務院機關也貼滿了大字報。當時有人揭發信訪室隻反映陰暗麵,應列為運動重點。原來在廬山會議之前,為了糾“左”,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根據群眾來信來訪反映的情況,給領導整理提供過有關材料。看到有人揭發這個問題,信訪室的幹部很緊張。為了保護幹部,習仲勛用毛澤東形容的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關係的比喻,對機關幹部說信訪工作的性質是“反映‘一個指頭’的問題”,不是反映陰暗麵,從而使信訪室的幹部得到解脫。三年困難時期,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主任下鄉調查糧食問題,把真實情況反映給領導,卻受到被調查地方領導的責難,被調查地方還致函要調查人員到他們那裏接受批判。習仲勛認為調查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便沒有理睬,保護了這個幹部,事後也沒有告訴他本人。習仲勛在工作中信任幹部、保護幹部、支持幹部的事例很多,受到廣大幹部的愛戴和敬仰。


    習仲勛與人相處時,往往為別人考慮的多,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特別是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他的這種品格表現得尤為突出。一九六二年,賈拓夫、劉景範等因小說《劉誌丹》問題而受到牽連,他們一同被誣衊為“反黨集團”的成員。習仲勛抱著盡量少牽扯別人的態度,把能攬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對此有人很不理解,而他卻說:“我身上的芝麻,放在他們身上就是西瓜;他們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他這種不攬功諉過、不顧個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受到同事們的欽佩。習仲勛還非常注意不因為自己的問題影響到別人,也是有心要保護人。在下放洛陽工廠勞動鍛鍊期間,他有意識地不和廠裏的領導主動接觸,有人提醒他這樣做不好,他卻說:“迴避好,以免給人家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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