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來，我和大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就在這次他去西藏主持班禪東陵紮什南捷開光典禮前，還在百忙中來向我告別並獻了哈達。出門要告別，迴來要談心，這是他長期同我交往的一個老習慣了。我了解他的性格，熱情高，愛激動，工作起來控製不住自己。我對他說，這個季節西藏缺氧嚴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不要性急，要勞逸結合。他說，這件事辦完遂了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死了也瞑目。我說，佛不要你走，馬克思也不要你走。誰知大師一走，競成永訣。我捧著他臨行前贈我的潔白的哈達，遙望西天，悲慟萬分。
班禪大師生前一再說，他從幼年起就熱愛共產黨，對黨懷有深厚的感情。他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今天的西藏。從我同他長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這種感情是非常誠摯的，他一生的實踐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班禪大師作為藏民族的優秀代表和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始終把藏民族的命運和前途同祖國的命運和前途聯繫在一起，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聯繫在一起。從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前夜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個曆史時期，班禪大師都竭誠地擁護中國共產黨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正確主張。
……
班禪大師作為我們黨的忠誠朋友，突出地表現在能主動地向黨提出中肯的意見、建議乃至尖銳的批評。他剛直、豪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一點我頗為了解，而且認為甚為難得。我總感到，能交上這樣的諍友可謂幸事。由於有這樣的了解，所以我對他也是以心換心，坦誠相見的。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班禪大師堅決擁護黨中央披亂反正，不遺餘力地協助黨中央落實各項政策。黨中央對班禪大師也給予充分的信任。一九八〇年班禪大師去藏區視察前，小平同誌約他到家裏，示切地對他說：“你是我們國家最好的愛國者”，“你自己的活動，可以放手，不要顧慮”，“你在這次下去的時候可以說：‘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都錯了。你不要怕，就說這是中央領導同誌講的。”班禪大師聽後受到很大鼓舞，對黨更加信賴。為了把失去的時間搶迴來，他常常是夜以繼日地工作和學習。
……
班禪大師作為國家領導人和宗教領袖，他在這個時期的任務更繁重，工作更繁忙。盡管如此，我們見麵交往的時間並沒有減少，我們坦誠相見的習慣一如既往。每當他視察、出國和進行其他重大活動時，破總是勸告他：一要注意身體、安全;二遇事要冷靜、不要動氣。他每次迴來總是來找我談談心，什麽話都談。對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到高興，毫不合糊地給予支持。當然對我覺得他還不足的地方，我也是毫不客氣地指出來，他認為我說的不對時也同我爭辯，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見。
……
班禪大師作為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他熱愛自己信仰的宗教;作為藏民族的優秀代表，他熱愛自己的民族;作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熱愛祖國;作為黨的忠誠朋友，他熱愛中國共產黨。把愛教、愛民族和愛國、愛黨完美地統一起來，這正是班禪大師一生的寫照……
■以至誠之心交友
習仲勛善於和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合作共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在工作中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習仲勛說，同我們黨長期合作的黨外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都是經過考驗的，愛國、愛黨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一定要充分信任他們、尊重他們，抱著甘當小學生的態度虛心向他們請教學習。在日常工作中，他平易近人，不擺架子，以坦誠之心心和他們交往，使一大批黨外人士成了他的好朋友。
說心裏話、辦實事、廣交朋友，是習仲勛做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在戰爭年代，他就與不少黨外民主人士和進步人士交上朋友，像國民黨第三十八軍軍長趙壽山、著名民盟人士楊明軒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習仲勛在國務院工作時期，有一大批黨外人士的朋友，如高教部部長馬敘倫、教育部部長張奚若、水利部部長傅作義、糧食部部長章乃器、衛生部部長李德全、交通部部長章伯鈞，還有陳叔通、季方、羅隆摧、胡子昂、黃炎培、史良、鄧寶珊、包爾漢等，另外還有許多在人大、政協、政府機構工作的黨外人士。他與這些民主人士、社會賢達保持密切聯繫，成了他了解各界人士聲音和各方麵情況的重要渠道。陳叔通為了反映意見、交流思想，往往直接找到習仲勛家。習仲勛說，陳叔老，您有什麽事，我到您那裏去，就不用您來迴跑了。但陳叔通有問題和意見仍然堅持登門造訪，對習仲勛的信任可見一斑。
張治中在西北軍政委員會任副主席期間，和習仲勛共事，到北京後，他倆仍然經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討工作。習仲勛十分尊重和信任張治中，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工作期間，把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給張治中，使他有職有權。習仲勛擔任國務院領導後，張治中依然與他保持密切關係，對黨和政府有什麽建議，都願意和習仲勛商量，往往事先不打招唿，徑直到家裏找他。對張治中反映的每一個問題，習仲勛都認真對待，能處理的當即處理，不能處理的及時轉報請示。他稱張治中為“密友、益友、諍友”。
傅作義和習仲勛的交往也很深。習仲勛不僅在工作上支持傅作義，而且關心他的身體健康狀況。一九五七年，傅作義心髒病突發住院，習仲勛多次探望，關切地對他說，要保持心情平靜，住院期間，以治病為主，水利部的工作可以暫時放一下，有些工作不必親自去做，可以讓部裏其他負責人去。傅作義認為自己是部長，有些事情還要親自處理。為了能使傅作義安心養病，習仲勛報告周恩來後，安排他到廣東休養，使其身體很快得到康複。
和習仲勛接觸較多的愛國民主人士餘心清，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曾是馮玉祥部隊的隨軍牧師，抗日戰爭時期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高級軍官中做統一戰線工作，之後任孫連仲部隊政治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因動員孫連仲起義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被中共組織營救出獄，解放前夕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一次會議。解放後，餘心清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習仲勛任政務院、國務院秘書長時和餘心清接觸較多，餘心清經常向習仲勛請示匯報工作，習仲勛也很尊重他。餘心清是個直性子，喜歡坦率地發表意見，對個別單位和地區對待知識分子不妥當不符合政策的做法提出異議。反右派鬥爭中，單位準備把他劃成右派。習仲勛非常熟悉他，便出麵保護，使他免遭劫難。餘心清秉性不改，對看不慣的事仍坦率發表意見，“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被迫自殺。習仲勛後來談到他時惋惜地說，餘心清同誌是個好人，戰爭年代在黨的領導下，做了許多工作。他常講“士可殺不可辱”，這沒有什麽錯，少數有“左”的思想的人，硬是要整人家。特別是那些“造反派”整他，抄家批鬥，他怎麽受得了?對民主人士，你不尊重他，他怎麽尊重你呢?我接觸過許多高級民主人士，都能很好地合作。他們對一些事和問題有不同看法，甚至有的意見很尖銳，這不足為奇，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很自然的。隻要我們耐心細緻地和他們談，擺事實，講道理，都是可以商量的。失去餘心清同誌是一大損失。這些話反映了習仲勛對黨外朋友的一片誠心。
</br>
班禪大師生前一再說，他從幼年起就熱愛共產黨，對黨懷有深厚的感情。他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今天的西藏。從我同他長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這種感情是非常誠摯的，他一生的實踐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班禪大師作為藏民族的優秀代表和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始終把藏民族的命運和前途同祖國的命運和前途聯繫在一起，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聯繫在一起。從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前夜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個曆史時期，班禪大師都竭誠地擁護中國共產黨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正確主張。
……
班禪大師作為我們黨的忠誠朋友，突出地表現在能主動地向黨提出中肯的意見、建議乃至尖銳的批評。他剛直、豪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一點我頗為了解，而且認為甚為難得。我總感到，能交上這樣的諍友可謂幸事。由於有這樣的了解，所以我對他也是以心換心，坦誠相見的。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班禪大師堅決擁護黨中央披亂反正，不遺餘力地協助黨中央落實各項政策。黨中央對班禪大師也給予充分的信任。一九八〇年班禪大師去藏區視察前，小平同誌約他到家裏，示切地對他說：“你是我們國家最好的愛國者”，“你自己的活動，可以放手，不要顧慮”，“你在這次下去的時候可以說：‘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都錯了。你不要怕，就說這是中央領導同誌講的。”班禪大師聽後受到很大鼓舞，對黨更加信賴。為了把失去的時間搶迴來，他常常是夜以繼日地工作和學習。
……
班禪大師作為國家領導人和宗教領袖，他在這個時期的任務更繁重，工作更繁忙。盡管如此，我們見麵交往的時間並沒有減少，我們坦誠相見的習慣一如既往。每當他視察、出國和進行其他重大活動時，破總是勸告他：一要注意身體、安全;二遇事要冷靜、不要動氣。他每次迴來總是來找我談談心，什麽話都談。對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到高興，毫不合糊地給予支持。當然對我覺得他還不足的地方，我也是毫不客氣地指出來，他認為我說的不對時也同我爭辯，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見。
……
班禪大師作為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他熱愛自己信仰的宗教;作為藏民族的優秀代表，他熱愛自己的民族;作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熱愛祖國;作為黨的忠誠朋友，他熱愛中國共產黨。把愛教、愛民族和愛國、愛黨完美地統一起來，這正是班禪大師一生的寫照……
■以至誠之心交友
習仲勛善於和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合作共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在工作中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習仲勛說，同我們黨長期合作的黨外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都是經過考驗的，愛國、愛黨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一定要充分信任他們、尊重他們，抱著甘當小學生的態度虛心向他們請教學習。在日常工作中，他平易近人，不擺架子，以坦誠之心心和他們交往，使一大批黨外人士成了他的好朋友。
說心裏話、辦實事、廣交朋友，是習仲勛做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在戰爭年代，他就與不少黨外民主人士和進步人士交上朋友，像國民黨第三十八軍軍長趙壽山、著名民盟人士楊明軒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習仲勛在國務院工作時期，有一大批黨外人士的朋友，如高教部部長馬敘倫、教育部部長張奚若、水利部部長傅作義、糧食部部長章乃器、衛生部部長李德全、交通部部長章伯鈞，還有陳叔通、季方、羅隆摧、胡子昂、黃炎培、史良、鄧寶珊、包爾漢等，另外還有許多在人大、政協、政府機構工作的黨外人士。他與這些民主人士、社會賢達保持密切聯繫，成了他了解各界人士聲音和各方麵情況的重要渠道。陳叔通為了反映意見、交流思想，往往直接找到習仲勛家。習仲勛說，陳叔老，您有什麽事，我到您那裏去，就不用您來迴跑了。但陳叔通有問題和意見仍然堅持登門造訪，對習仲勛的信任可見一斑。
張治中在西北軍政委員會任副主席期間，和習仲勛共事，到北京後，他倆仍然經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討工作。習仲勛十分尊重和信任張治中，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工作期間，把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給張治中，使他有職有權。習仲勛擔任國務院領導後，張治中依然與他保持密切關係，對黨和政府有什麽建議，都願意和習仲勛商量，往往事先不打招唿，徑直到家裏找他。對張治中反映的每一個問題，習仲勛都認真對待，能處理的當即處理，不能處理的及時轉報請示。他稱張治中為“密友、益友、諍友”。
傅作義和習仲勛的交往也很深。習仲勛不僅在工作上支持傅作義，而且關心他的身體健康狀況。一九五七年，傅作義心髒病突發住院，習仲勛多次探望，關切地對他說，要保持心情平靜，住院期間，以治病為主，水利部的工作可以暫時放一下，有些工作不必親自去做，可以讓部裏其他負責人去。傅作義認為自己是部長，有些事情還要親自處理。為了能使傅作義安心養病，習仲勛報告周恩來後，安排他到廣東休養，使其身體很快得到康複。
和習仲勛接觸較多的愛國民主人士餘心清，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曾是馮玉祥部隊的隨軍牧師，抗日戰爭時期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高級軍官中做統一戰線工作，之後任孫連仲部隊政治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因動員孫連仲起義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被中共組織營救出獄，解放前夕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一次會議。解放後，餘心清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習仲勛任政務院、國務院秘書長時和餘心清接觸較多，餘心清經常向習仲勛請示匯報工作，習仲勛也很尊重他。餘心清是個直性子，喜歡坦率地發表意見，對個別單位和地區對待知識分子不妥當不符合政策的做法提出異議。反右派鬥爭中，單位準備把他劃成右派。習仲勛非常熟悉他，便出麵保護，使他免遭劫難。餘心清秉性不改，對看不慣的事仍坦率發表意見，“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被迫自殺。習仲勛後來談到他時惋惜地說，餘心清同誌是個好人，戰爭年代在黨的領導下，做了許多工作。他常講“士可殺不可辱”，這沒有什麽錯，少數有“左”的思想的人，硬是要整人家。特別是那些“造反派”整他，抄家批鬥，他怎麽受得了?對民主人士，你不尊重他，他怎麽尊重你呢?我接觸過許多高級民主人士，都能很好地合作。他們對一些事和問題有不同看法，甚至有的意見很尖銳，這不足為奇，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很自然的。隻要我們耐心細緻地和他們談，擺事實，講道理，都是可以商量的。失去餘心清同誌是一大損失。這些話反映了習仲勛對黨外朋友的一片誠心。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