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對農村文化事業也非常關心。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他在全國農村文化藝術工作先進集體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指出，黨中央十分重視農村文化工作。在新形勢下，農村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有些地方社會風氣、社會治安還不那麽好，還不那麽安定。現在農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對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迫切了。但是，現在農村的文化生活還比較貧乏，農民缺少精神食糧。有些地方，特別是偏遠山區，農民看不到電影，看不到戲，看不到書報或者看得很少。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要求文藝工作者要拿出足夠的好的電影、好的戲曲歌舞、好的電視片和其他好的作品，來滿足廣大農民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來影響農民，教育農民，提高農民的覺悟，用社會主義的文化藝術去占領農村的陣地，也要幫助、輔導農民自己創作並演出一些文藝節目。他舉例說，舊社會陝西有“自樂班”，就是農民自己的事情，自編自演。解放以後，農業合作化時期，我到陝西省長安縣一個村子去，那裏家家戶戶寫詩，貼在門口。不要看不起農民，何況現在的農民已不同於過去的農民，覺悟高了，文化程度高了，要求也高了。因此，一方麵不要搞形式主義，不要搞強迫命令，一方麵又要採用多種方法，結合各地的情況，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去活躍和豐富農村的文化生活，鼓舞和教育千百萬人民群眾，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集體，熱愛勞動，為建設物質富裕、精神高尚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做出貢獻。
他還向農村文化工作者提出三點要求，一是“教育者必須先受教育”，要教育和提高農民，自己要先受教育和提高自已;二是要深入生活，向農民學習，向生活學習，隻有這樣才能寫出農民喜歡的作品來;三是要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有了這個作風，我們許多事情就可以做得更好。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習仲勛觀看了天津市第二電子儀器廠職工自編自演的話劇《分憂》。這個劇以“文化大革命”後出現的住房和就業兩個大問題為題材，反映工人階級顧全大局，為黨和國家分憂的精神風貌。習仲勛在此劇演出前後，兩次同編導、演員座談。他給這個劇以充分肯定，指出應劇“很有現實教育意義”，“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工人不僅為國家分憂，也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幫助國家解決困難，也是解決工人自己的困難。現在我們就是要提倡這種主人翁的責任感。”他十分讚賞企業自編自演文藝作品的形式，認為“企業職工業餘演出，這個形式好，不占編製。既生產，又演戲，能文能武，既教育了工人，又教育了廣大觀眾。”
習仲勛十分關心文藝工作者，是文藝工作者的知心朋友。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都喜歡和文藝工作者交朋友，關心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張君秋、杜近芳，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傅全香，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陳素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秦腔表演藝術家王天民、劉毓中、蘇育民、李正敏、孟遏雲、李瑞芳、吳德，北京人藝著名藝術家曹禺、歐陽山尊、朱琳、藍天野，歌唱家郭蘭英、王昆、王玉珍、郭淑珍、李穀一、負恩鳳等，都受到習仲勛的關心和幫助，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的，還重視為他們落實政策，使這些文藝工作者在政治上受到尊重生活上得到照顧，藝術才能得到充分發揮。習仲勛也因此贏得了文藝界廣泛的尊敬和愛戴。很多文藝工作者一提起習仲勛就讚不絕口，說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像長輩一樣關心他們。歌唱家負恩鳳迴憶說，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次見到習仲勛，開始還很拘謹，但他那風趣幽默、談笑風生的言談舉止，一下子打消了她緊張的情緒。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開之際，負恩鳳去北京為大會演出。演出前一天，她去看望習仲勛，匯報了近況。當得知負恩鳳要為十二大代表演出時，習仲勛對她說，演出要放得開，不要緊張。並叮囑同去的中共陝西省委有關同誌要多宣傳陝西的藝術家。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習仲勛在觀看了負恩鳳獨唱音樂會後，為其題詞：“唱群眾喜愛的歌曲。做群眾喜愛的歌手。”一九九六年三月，負恩鳳陝北民歌專輯《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珍藏版首發式在北京舉行，習仲勛專門從深圳發來賀電：“獲悉你經過幾年的努力，藝術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我表示祝賀。藝術，隻有奉獻給人民，服務於人民，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愛你的歌聲，今後，希望你永遠忠誠於藝術，忠誠於人民，忠誠於黃土地。”【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十分關心地方戲曲的發展。一九五八年，為了展示陝西戲曲近年的研究成果，陝西省文化局決定組建陝西省戲曲演出團赴京演出。八月，陝西省文化局派楊公愚副團長先去京聯繫演出事宜，行前趙伯平省長指示楊公愚，到北京後先向習仲勛匯報，爭取他的支持。當聽說有新劇目、有經過整理修改的傳統劇目、有老演員和中青年演員，特別是解放後新培養起來的青年演員能在各個劇目中擔任主角時，習仲勛非常高興。他說，一個劇團或一個劇種要爭取廣大觀眾的喜愛，必須有兩條，一是要有好劇目，二是要有好演員。他認為陝西的戲曲工作者已注意到這兩點，是很大的進步。根據習仲勛的建議，陝西省戲曲赴京演出團經過充分準備，於十一月上旬赴京演出。十一月九日晚，習仲勛邀請楊明軒、汪鋒、張奚若、張邦英、賀晉年、高登榜等陝西籍老同誌，宴請陝西演出團團長羅明、副團長史雷和老藝人劉毓中等。習仲勛對大家說：“陝西劇團要來京演出，大家都很關心，但怎麽演，怎麽工作?大家議議。”羅明簡要地介紹了演出團的情況，大家聽了異常興奮紛紛發表意見，有的主張先演秦腔，有的主張先演眉戶、碗碗腔。習仲勛認真地聽著大家的意見，然後集思廣益，認為第一場應該是給中央文藝界的領導作匯報演出，先演碗碗腔《金碗釵》。因為碗碗腔原是陝西皮影戲的唱腔，屬於小劇種，現在經過陝西戲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為大戲，是一項大膽的革新，在音樂上也有很大的創造和發展，是值得向文藝界領導匯報的劇目。同時，他還對演出的宣傳報導提出了很好的建議。陝西省戲曲赴京演出團按照習仲勛的意見調整了節目次序，加強了宣傳工作，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一致稱讚。二十四日，習仲勛在北京飯店舉辦招待會慶賀演出成功，邀請了數十位首都文藝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藝術家與陝西戲曲演出團全體同誌見麵，文化部代部長錢俊瑞、中國劇協主席田漢、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等都到場祝賀。此後，歐陽予倩、梅蘭芳、田漢、曹禺、馬少波等都陸續寫文章盛讚陝西戲曲。
秦腔《千古一帝》的創作和演出，浸透著習仲勛的心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戲曲界比較活躍，全國各地都出了許多好劇目，陝西戲劇卻比較冷清。習仲勛很關注，對中共陝西省委主要領導說，晉劇上去了，豫劇上去了，秦腔是戲曲的鼻祖，要很好地抓一下。中共陝西省委按照習仲勛的指示，盡快調整了陝西省戲曲研究院的領導班子，新班子組織力量創作，一部反映秦始皇曆史功過的大型秦腔劇，最後定名為《千古一帝》。經過緊張的排練，該劇先在陝西演出，反響很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習仲勛和馬文瑞、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白紀年、陝西省省長李慶偉一起，在北京國賓館觀看了《千古一帝》錄像，並召開座談會，習仲勛提出了指導意見。十二月初《千古一帝》赴京參加全國戲曲觀摩大會，定於五日演出。四日晚，習仲勛從廣州趕迴北京後，即打電話給中央有關領導，中宣部、文化部負責人和文藝界知名人士，邀請他們觀看。第二天，習仲勛帶著孫女，與中央有關領導一起觀看《千古一帝》，高度評價了這齣戲，接見了全體演職人員。他對一起看戲的同誌說，你看我們陝西的秦腔，演得唱得多好!《千古一帝》轟動京城，獲得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十個金獎，一個二等獎，創造了單個劇目獲獎的最高紀錄，使秦腔這個古老的劇種走向全國，聲名遠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習仲勛迴到西安參加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周年活動，與全國政協副主席迴到操等一起觀看了陝西省戲曲研究院演出的秦腔折子戲《盜草》、《借扇》、《鬼怨·殺生》。習仲勛高興地說，秦腔要改革，不改不行，改得沒有秦腔味也不行。你們的戲改得好，既有秦腔的傳統，又有新的發展，方向對、路子正，我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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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向農村文化工作者提出三點要求，一是“教育者必須先受教育”，要教育和提高農民，自己要先受教育和提高自已;二是要深入生活，向農民學習，向生活學習，隻有這樣才能寫出農民喜歡的作品來;三是要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有了這個作風，我們許多事情就可以做得更好。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習仲勛觀看了天津市第二電子儀器廠職工自編自演的話劇《分憂》。這個劇以“文化大革命”後出現的住房和就業兩個大問題為題材，反映工人階級顧全大局，為黨和國家分憂的精神風貌。習仲勛在此劇演出前後，兩次同編導、演員座談。他給這個劇以充分肯定，指出應劇“很有現實教育意義”，“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工人不僅為國家分憂，也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幫助國家解決困難，也是解決工人自己的困難。現在我們就是要提倡這種主人翁的責任感。”他十分讚賞企業自編自演文藝作品的形式，認為“企業職工業餘演出，這個形式好，不占編製。既生產，又演戲，能文能武，既教育了工人，又教育了廣大觀眾。”
習仲勛十分關心文藝工作者，是文藝工作者的知心朋友。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都喜歡和文藝工作者交朋友，關心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張君秋、杜近芳，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傅全香，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陳素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秦腔表演藝術家王天民、劉毓中、蘇育民、李正敏、孟遏雲、李瑞芳、吳德，北京人藝著名藝術家曹禺、歐陽山尊、朱琳、藍天野，歌唱家郭蘭英、王昆、王玉珍、郭淑珍、李穀一、負恩鳳等，都受到習仲勛的關心和幫助，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的，還重視為他們落實政策，使這些文藝工作者在政治上受到尊重生活上得到照顧，藝術才能得到充分發揮。習仲勛也因此贏得了文藝界廣泛的尊敬和愛戴。很多文藝工作者一提起習仲勛就讚不絕口，說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像長輩一樣關心他們。歌唱家負恩鳳迴憶說，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次見到習仲勛，開始還很拘謹，但他那風趣幽默、談笑風生的言談舉止，一下子打消了她緊張的情緒。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開之際，負恩鳳去北京為大會演出。演出前一天，她去看望習仲勛，匯報了近況。當得知負恩鳳要為十二大代表演出時，習仲勛對她說，演出要放得開，不要緊張。並叮囑同去的中共陝西省委有關同誌要多宣傳陝西的藝術家。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習仲勛在觀看了負恩鳳獨唱音樂會後，為其題詞：“唱群眾喜愛的歌曲。做群眾喜愛的歌手。”一九九六年三月，負恩鳳陝北民歌專輯《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珍藏版首發式在北京舉行，習仲勛專門從深圳發來賀電：“獲悉你經過幾年的努力，藝術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我表示祝賀。藝術，隻有奉獻給人民，服務於人民，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愛你的歌聲，今後，希望你永遠忠誠於藝術，忠誠於人民，忠誠於黃土地。”【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十分關心地方戲曲的發展。一九五八年，為了展示陝西戲曲近年的研究成果，陝西省文化局決定組建陝西省戲曲演出團赴京演出。八月，陝西省文化局派楊公愚副團長先去京聯繫演出事宜，行前趙伯平省長指示楊公愚，到北京後先向習仲勛匯報，爭取他的支持。當聽說有新劇目、有經過整理修改的傳統劇目、有老演員和中青年演員，特別是解放後新培養起來的青年演員能在各個劇目中擔任主角時，習仲勛非常高興。他說，一個劇團或一個劇種要爭取廣大觀眾的喜愛，必須有兩條，一是要有好劇目，二是要有好演員。他認為陝西的戲曲工作者已注意到這兩點，是很大的進步。根據習仲勛的建議，陝西省戲曲赴京演出團經過充分準備，於十一月上旬赴京演出。十一月九日晚，習仲勛邀請楊明軒、汪鋒、張奚若、張邦英、賀晉年、高登榜等陝西籍老同誌，宴請陝西演出團團長羅明、副團長史雷和老藝人劉毓中等。習仲勛對大家說：“陝西劇團要來京演出，大家都很關心，但怎麽演，怎麽工作?大家議議。”羅明簡要地介紹了演出團的情況，大家聽了異常興奮紛紛發表意見，有的主張先演秦腔，有的主張先演眉戶、碗碗腔。習仲勛認真地聽著大家的意見，然後集思廣益，認為第一場應該是給中央文藝界的領導作匯報演出，先演碗碗腔《金碗釵》。因為碗碗腔原是陝西皮影戲的唱腔，屬於小劇種，現在經過陝西戲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為大戲，是一項大膽的革新，在音樂上也有很大的創造和發展，是值得向文藝界領導匯報的劇目。同時，他還對演出的宣傳報導提出了很好的建議。陝西省戲曲赴京演出團按照習仲勛的意見調整了節目次序，加強了宣傳工作，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一致稱讚。二十四日，習仲勛在北京飯店舉辦招待會慶賀演出成功，邀請了數十位首都文藝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藝術家與陝西戲曲演出團全體同誌見麵，文化部代部長錢俊瑞、中國劇協主席田漢、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等都到場祝賀。此後，歐陽予倩、梅蘭芳、田漢、曹禺、馬少波等都陸續寫文章盛讚陝西戲曲。
秦腔《千古一帝》的創作和演出，浸透著習仲勛的心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戲曲界比較活躍，全國各地都出了許多好劇目，陝西戲劇卻比較冷清。習仲勛很關注，對中共陝西省委主要領導說，晉劇上去了，豫劇上去了，秦腔是戲曲的鼻祖，要很好地抓一下。中共陝西省委按照習仲勛的指示，盡快調整了陝西省戲曲研究院的領導班子，新班子組織力量創作，一部反映秦始皇曆史功過的大型秦腔劇，最後定名為《千古一帝》。經過緊張的排練，該劇先在陝西演出，反響很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習仲勛和馬文瑞、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白紀年、陝西省省長李慶偉一起，在北京國賓館觀看了《千古一帝》錄像，並召開座談會，習仲勛提出了指導意見。十二月初《千古一帝》赴京參加全國戲曲觀摩大會，定於五日演出。四日晚，習仲勛從廣州趕迴北京後，即打電話給中央有關領導，中宣部、文化部負責人和文藝界知名人士，邀請他們觀看。第二天，習仲勛帶著孫女，與中央有關領導一起觀看《千古一帝》，高度評價了這齣戲，接見了全體演職人員。他對一起看戲的同誌說，你看我們陝西的秦腔，演得唱得多好!《千古一帝》轟動京城，獲得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十個金獎，一個二等獎，創造了單個劇目獲獎的最高紀錄，使秦腔這個古老的劇種走向全國，聲名遠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習仲勛迴到西安參加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周年活動，與全國政協副主席迴到操等一起觀看了陝西省戲曲研究院演出的秦腔折子戲《盜草》、《借扇》、《鬼怨·殺生》。習仲勛高興地說，秦腔要改革，不改不行，改得沒有秦腔味也不行。你們的戲改得好，既有秦腔的傳統，又有新的發展，方向對、路子正，我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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