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在習仲勛的主持下，廣東根據本省特點，並借鑑亞洲“四小龍”經驗，開始著手籌建大規模的出口基地。中共廣東省委和省革委會負責人多次到深圳、珠海察看地形、地貌，同有關人員研究出口商品基地和市政規劃的問題。同時，習仲勛在與省委領導認真研究後，分別與張勳甫、吳健民談話，決定由他們分別負責籌備組建寶安、珠海縣改省轄市的領導班子。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珠海縣改為珠海市，張勳甫任深圳市委書記，吳健民任珠海市委書記。三月五日，國務院同意兩縣改縣為省轄市。此前，國務院還批覆同意《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及在蛇口建立工業區的報告，並指出：“凡是看準了的，說幹就幹，立即行動，把它辦成、辦好。”
這時，一份關於香港廠商要求在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摘報，送到鄧小平那裏。鄧小平隨即批示：“這種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幹。”這給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以很大鼓舞，更堅定了他們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決心和信心。
習仲勛後來迴憶這一段曆史時說：
三中全會關於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發揚民主，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和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為我們展現了廣闊的前景，同時又促使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廣東的實際出發，把廣東的四化建設搞得快一些，如何充分發揮廣東的特點和優勢，使廣東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當時廣東省委的同誌分頭到各地去調查研究，深感三中全會精神傳達貫徹後，農村形勢一片大好，廣大幹部、群眾心情舒暢，“穩定，高興，充滿希望”——這就是當時形勢的概括。從調查研究中，我們又深感廣東的經濟有它的長處和優勢，又有它的短處和弱點。我們的農業不論從農、林、牧、副、漁五業來說，還是從農業內部的糧食和經濟作物來說，都是門類眾多，潛力很大。但是，我們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國更突出，平均每人隻有八分多耕地，六分多糧田，而且自然災害也多，所以糧食問題很尖銳，牽製了農業各業的發展。我們的加工工業有一定的基礎，潛力也很大，但我們缺乏自己的基礎工業，能源、交通問題十分突出。我們的商品經濟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有一定的基礎，加上毗鄰港澳，華僑眾多，搞外貿和引進，條件比國內哪一個省都好。但是由於舊的經濟體製把我們的手腳捆得緊緊的，使我們不能發揮自己的長處和優勢，同時也無力克服自己的短處和弱點，困難很多。因此，廣東的經濟究竟應當怎樣搞?應‘-3搞成一個什麽樣的經濟?怎樣才能發揮廣東的優勢，怎樣才能克服或避開廣東的弱點?我們調整經濟應當往哪裏使勁?所有這些，都必須很好加以解決。我和楊尚昆同誌以及省委其他同誌經過認真討論，確認根本的出路還是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讓廣東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四化建設中先走一步。
四月一日、二日，中共廣東省委連續兩天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為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準備材料。習仲勛參加，楊尚昆主持，討論由楊應彬組織起草的《關於廣東經濟工作的匯報材料》和王全國組織起草的《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專題報 告》。兩個材料根據廣東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向中央提出了具體要求和建議：一是改革現行管理體製，給地方多一些權限;二是外匯收入擴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資，搞綜合補償等形式，解決廣東電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環節;四是劃定貿易合作區，吸收外商來廣東投資設廠，建議運用國際慣例，將寶安、珠海和汕頭市磐石、達濠三地劃為對外加工貿易區;五是解決資金、材料、勞動力等的供應渠道;六是建立廣東駐港澳專辦業務的機構;七是盡快製定有關規章製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八是建議地方外匯進口物資權限下放到省。
中共廣東省委一致的意見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有利條件，允許廣東在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方麵先走一步。為此，要求中央多給廣東一點權(審批權)和錢(外匯)。”大家在討論中建議，要向中央“講清廣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可以為全國提供經驗;先讓地方鬆動一些，將來中央拿的外匯可能更多一些;廣東市場長期緊張，不給我們一定的權力和外匯，這個現實問題就解決不了。要講清我們的要求和大的措施，爭取中央同意我們先走一步;否則，能解決幾個具體問題也好”。
在討論中，大家對出口工業區提出了幾個名稱，難以確定。叫“出口加工區”，與台灣的出口工業區叫法一樣，不合適;叫“自由貿易區”，怕被說成是搞資本主義，也不行;叫“貿易出口區”，又與實際不相符。經過大家反覆推敲，最後暫定為“貿易合作區”。習仲勛認為，這個名稱富有創意，決定將這一大膽設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中央領導做口頭匯報。
這次常委會形成的向中央匯報的材料，是以習仲勛為班長的中共廣東省委，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敢想敢幹的產物;也是習仲勛帶領“一班人”解放思想，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成果。會議作出的請求中央下放權力，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及試辦貿易合作區(後改為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為廣東乃至全國後來的改革開放，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這時，葉劍英正在廣州視察工作。習仲勛和吳南生前去看望葉帥，向他匯報了廣東省委常委會討論的情況和省委的設想。葉劍英非常高興，表示支持，說你們要快些向鄧小平同誌匯報。
四月三日，習仲勛和王全國帶著中共廣東省委和廣東五千六百萬人民的殷切希望，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內容是討論經濟調整問題。習仲勛擔任中南組召集人。
四月五日，會議開幕，首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講話。他在講話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幫”後經濟發展的形勢，論述了調整經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調整，整頓，改革，穩步前進”的方針，強調“一定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道路”。
四月七日上午，習仲勛主持中南組討論。王全國代表中共廣東省委首先發言，談到了廣東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革現行經濟體製的要求。習仲勛發言說：“不僅經濟體製，整個行政體製上也要考慮改革。中國這麽大的國家，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事應該根據各省的特點來搞，這也符合毛主席講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
四月八日下午，繼續分組討論李先念的報告。華國鋒、李先念和胡耀邦參加中南組討論，習仲勛作了係統發言。他說，中央提出集中三年時間搞好整個國民經濟調整的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這裏“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搞什麽樣的現代化，不能離開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條件。也就是說，我們隻能搞中國式的現代化，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學外國，隻是借鑑人家的經驗和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前段有一陣風，好像外國什麽都好，他們什麽都願意幫我們的忙。其實並不是這麽迴事。還是要從中國的國情和基礎出發，不能買一個個現代化，也不能照搬一個現代化。”他認為，“這次調整比六十年代初那一次調整困難要大，主要就是林彪、‘四人幫’十年破壞，內傷、外傷太嚴重了，人民生活方麵欠帳太多了，問題成堆。但隻要方針正確，措施得力，辦法切合實際，困難一定可以克服，我們一定可以邊調整邊前進。”“農業內部的失調，主要是沒有因地製宜，多種經營搞不好。一個地區有一個地區的因地製宜，一個省有一個省的因地製宜。如何按照各地的不同條件，發揮其長處，克服其短處，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是大學問。這就有分工，有協作，使地區、省和合同的因地製宜能夠銜接起來。像廣東可以多搞糖、黃麻、蠶絲，海南島可以多搞橡膠，為國家多做貢獻。”當然，“農業的布局要一下子調整好有困難，但一定要逐步調整，才能促進農業的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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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珠海縣改為珠海市，張勳甫任深圳市委書記，吳健民任珠海市委書記。三月五日，國務院同意兩縣改縣為省轄市。此前，國務院還批覆同意《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及在蛇口建立工業區的報告，並指出：“凡是看準了的，說幹就幹，立即行動，把它辦成、辦好。”
這時，一份關於香港廠商要求在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摘報，送到鄧小平那裏。鄧小平隨即批示：“這種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幹。”這給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以很大鼓舞，更堅定了他們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決心和信心。
習仲勛後來迴憶這一段曆史時說：
三中全會關於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發揚民主，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和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為我們展現了廣闊的前景，同時又促使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廣東的實際出發，把廣東的四化建設搞得快一些，如何充分發揮廣東的特點和優勢，使廣東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當時廣東省委的同誌分頭到各地去調查研究，深感三中全會精神傳達貫徹後，農村形勢一片大好，廣大幹部、群眾心情舒暢，“穩定，高興，充滿希望”——這就是當時形勢的概括。從調查研究中，我們又深感廣東的經濟有它的長處和優勢，又有它的短處和弱點。我們的農業不論從農、林、牧、副、漁五業來說，還是從農業內部的糧食和經濟作物來說，都是門類眾多，潛力很大。但是，我們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國更突出，平均每人隻有八分多耕地，六分多糧田，而且自然災害也多，所以糧食問題很尖銳，牽製了農業各業的發展。我們的加工工業有一定的基礎，潛力也很大，但我們缺乏自己的基礎工業，能源、交通問題十分突出。我們的商品經濟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有一定的基礎，加上毗鄰港澳，華僑眾多，搞外貿和引進，條件比國內哪一個省都好。但是由於舊的經濟體製把我們的手腳捆得緊緊的，使我們不能發揮自己的長處和優勢，同時也無力克服自己的短處和弱點，困難很多。因此，廣東的經濟究竟應當怎樣搞?應‘-3搞成一個什麽樣的經濟?怎樣才能發揮廣東的優勢，怎樣才能克服或避開廣東的弱點?我們調整經濟應當往哪裏使勁?所有這些，都必須很好加以解決。我和楊尚昆同誌以及省委其他同誌經過認真討論，確認根本的出路還是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讓廣東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四化建設中先走一步。
四月一日、二日，中共廣東省委連續兩天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為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準備材料。習仲勛參加，楊尚昆主持，討論由楊應彬組織起草的《關於廣東經濟工作的匯報材料》和王全國組織起草的《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專題報 告》。兩個材料根據廣東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向中央提出了具體要求和建議：一是改革現行管理體製，給地方多一些權限;二是外匯收入擴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資，搞綜合補償等形式，解決廣東電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環節;四是劃定貿易合作區，吸收外商來廣東投資設廠，建議運用國際慣例，將寶安、珠海和汕頭市磐石、達濠三地劃為對外加工貿易區;五是解決資金、材料、勞動力等的供應渠道;六是建立廣東駐港澳專辦業務的機構;七是盡快製定有關規章製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八是建議地方外匯進口物資權限下放到省。
中共廣東省委一致的意見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有利條件，允許廣東在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方麵先走一步。為此，要求中央多給廣東一點權(審批權)和錢(外匯)。”大家在討論中建議，要向中央“講清廣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可以為全國提供經驗;先讓地方鬆動一些，將來中央拿的外匯可能更多一些;廣東市場長期緊張，不給我們一定的權力和外匯，這個現實問題就解決不了。要講清我們的要求和大的措施，爭取中央同意我們先走一步;否則，能解決幾個具體問題也好”。
在討論中，大家對出口工業區提出了幾個名稱，難以確定。叫“出口加工區”，與台灣的出口工業區叫法一樣，不合適;叫“自由貿易區”，怕被說成是搞資本主義，也不行;叫“貿易出口區”，又與實際不相符。經過大家反覆推敲，最後暫定為“貿易合作區”。習仲勛認為，這個名稱富有創意，決定將這一大膽設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中央領導做口頭匯報。
這次常委會形成的向中央匯報的材料，是以習仲勛為班長的中共廣東省委，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敢想敢幹的產物;也是習仲勛帶領“一班人”解放思想，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成果。會議作出的請求中央下放權力，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及試辦貿易合作區(後改為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為廣東乃至全國後來的改革開放，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這時，葉劍英正在廣州視察工作。習仲勛和吳南生前去看望葉帥，向他匯報了廣東省委常委會討論的情況和省委的設想。葉劍英非常高興，表示支持，說你們要快些向鄧小平同誌匯報。
四月三日，習仲勛和王全國帶著中共廣東省委和廣東五千六百萬人民的殷切希望，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內容是討論經濟調整問題。習仲勛擔任中南組召集人。
四月五日，會議開幕，首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講話。他在講話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幫”後經濟發展的形勢，論述了調整經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調整，整頓，改革，穩步前進”的方針，強調“一定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道路”。
四月七日上午，習仲勛主持中南組討論。王全國代表中共廣東省委首先發言，談到了廣東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革現行經濟體製的要求。習仲勛發言說：“不僅經濟體製，整個行政體製上也要考慮改革。中國這麽大的國家，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事應該根據各省的特點來搞，這也符合毛主席講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
四月八日下午，繼續分組討論李先念的報告。華國鋒、李先念和胡耀邦參加中南組討論，習仲勛作了係統發言。他說，中央提出集中三年時間搞好整個國民經濟調整的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這裏“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搞什麽樣的現代化，不能離開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條件。也就是說，我們隻能搞中國式的現代化，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學外國，隻是借鑑人家的經驗和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前段有一陣風，好像外國什麽都好，他們什麽都願意幫我們的忙。其實並不是這麽迴事。還是要從中國的國情和基礎出發，不能買一個個現代化，也不能照搬一個現代化。”他認為，“這次調整比六十年代初那一次調整困難要大，主要就是林彪、‘四人幫’十年破壞，內傷、外傷太嚴重了，人民生活方麵欠帳太多了，問題成堆。但隻要方針正確，措施得力，辦法切合實際，困難一定可以克服，我們一定可以邊調整邊前進。”“農業內部的失調，主要是沒有因地製宜，多種經營搞不好。一個地區有一個地區的因地製宜，一個省有一個省的因地製宜。如何按照各地的不同條件，發揮其長處，克服其短處，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是大學問。這就有分工，有協作，使地區、省和合同的因地製宜能夠銜接起來。像廣東可以多搞糖、黃麻、蠶絲，海南島可以多搞橡膠，為國家多做貢獻。”當然，“農業的布局要一下子調整好有困難，但一定要逐步調整，才能促進農業的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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