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原定開半個月，但時間到了，卻還沒有要閉幕的跡象。當時廬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多數中央委員身在廬山卻不識“真麵目”。習仲勛從周恩來的秘書那裏知道一點情況，隱隱約約感到有些不正常的氣氛。
七月十四日，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十六日，毛澤東加註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印發全會。彭德懷是一個性情耿直的人，他在會議沒有解決原定糾“左”問題的情況下，便把自己的調查研究結果和意見整理成文字材料，送毛澤東參閱。在信中，他肯定了“大躍進”的成績，肯定了人民公社的偉大意義。他指出當前的主要問題，一是浮誇風較普遍地滋長起來，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當與會同誌從簡報中看到這封信時，不少人認為雖然有些語言欠妥，但整個意見還是積極的。這時，毛澤東要大家好好讀讀戰國時期楚國宋玉所作的《風賦》，廬山的空氣開始緊張起來。二十一日，張聞天作長篇發言，他以鮮明的態度支持彭德懷的意見，其中提到“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二十三日，毛澤東在會上針鋒相對地予以批駁。這樣，一些支持彭德懷意見的人便心有餘悸。二十六日，毛澤東又在一封信中批示說，現在已經出現了黨內黨外右傾有組織猖狂進攻之勢。這樣一來，廬山形勢突變，會議逆向而轉，人人表態，與彭德懷、張聞天等劃清界限。
這時，要不要批判彭德懷?習仲勛感到非常為難。他從內心深處認為彭德懷的信沒有錯，許多觀點自己也是贊成的，但又不得不與毛澤東保持一致。他想寫一篇表態性發言稿，想來想去卻無從下筆，找不出批判彭德懷的理由。他頗為作難地高訴秘書說：算了，不寫了，到時根據情況我講幾句就行了!
八月二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正式召開。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寫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信中藉助漢代文學家枚乘的辭賦名篇《七發》為張聞天“治病”。林彪、康生等人在全會上更是火上澆油，上綱上線，把彭德懷說成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康生把彭德懷、張聞天比作布哈林，，說他們企圖改換中央委員會、改換主席。大會的氣氛越來越緊張，使人感到喘不過氣來。經過幾次緊張的集中批判，全會定下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軍事俱樂部成員的“種種罪行”。十六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
這次全會原定以糾“左”為主調，而中途轉向它的反麵，一場鋪天蓋地的“反右傾”鬥爭席捲全國。
八月十七日，全體與會人員下山到九江機場，每十五分鍾一次航班飛返北京。不料，天有不測風雲，在微山湖西側上空，一場暴風雨襲來，幾個架次的飛機臨時改降濟南機場。中午在濟南一個賓館就餐，整個餐廳桌桌滿座，唯獨彭德懷孤零零一個人坐在一張桌子旁吃飯，競沒有人敢與他同桌。據習仲勛秘書田方迴憶，習仲勛在廬山會議期間，對批判彭德懷心情複雜，非常為難，因而情緒低沉。
曆史終於撥開了迷霧。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彭德懷冤案也進行了平反昭雪，恢複了彭德懷的名譽。習仲勛為此感到十分欣慰。
■長葛調查
“大躍進”運動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已越來越清楚地顯露出來，鋼產量持續下降，農業減產，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緊張，群眾普遍吃不飽飯，一些地方還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這些都影響到輕工業發展，重工業生產也受到嚴重製約。此時，中蘇關係惡化，不僅給中國的政治帶來很大影響，而且使原本十分困難的中國經濟麵臨著更大的困難。當時，毛澤東雖然也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並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鄭州會議開始注意糾“左”，但由於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加上廬山會議突然轉向“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主觀與客觀實際相脫離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對經濟建設帶來的損失也越來越大。
麵對日益嚴峻的形勢，黨中央、毛澤東經過慎重思考，決定採取積極措施，克服困難，戰勝災荒，扭轉這一局麵。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一九六一年三月又製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主要是糾正“共產風”，恢複農村經濟。為了及時了解兩個指示貫徹落實情況，中央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將一九六一年確定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當年三月，毛澤東組織身邊工作人員，分三個調查組到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調查研究之風在全國迅速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等都分頭帶領調查組深入基層，中央和各中央局，國務院各部門及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也紛紛深入到縣、社、隊進行重點調查。
四月上旬，習仲勛率領有國務院副秘書長和部分直屬局正、副局長十多人參加的工作隊，到河南省長葛縣開展典型調查。
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到基層工作，按規定是嚴格保密的。習仲勛在長葛調查時，工作人員理所當然地請他遵守這一規定。由於他身材魁梧，氣質特別，平易近人，加上一口純正的陝西關中口音，雖然衣著樸素，仍不免為當地群眾所注目，人們紛紛打聽他是從哪裏來的，是哪一級的領導。他帶著工作隊走村串戶，到群眾中噓寒問暖，更是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和疑問。習仲勛得知後，便給工作人員說，我的身份對群眾不用保密，就說是國務院副總理到長葛來調查，這樣才能體現黨中央對人群眾的關心，我們來這裏是幫助工作的，把身份告訴群眾有何不好呢?有個社員曾當麵問他：“你來過長葛沒有?你們是參觀團嗎?你們是不是從北京來的?過去汽車一來都得去歡迎不去還要硬叫去。你們不像過去的參觀團。”習仲勛耐心向群眾作了解釋，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信任。習仲勛感到這裏群眾很樸實，對黨有感情。
習仲勛在調查中發現了許多問題，根據掌握的情況，四月二十三日和五月九日，兩次向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和黨中央作了詳細的書麵報告。報告中他以河南長葛縣和尚橋公社為例，對農村形勢作出如下分析：
(一)農村形勢。中央十二條指示下達以來，形勢急驟好轉。群眾歌頌十二條指示說：“毛主席派來了天兵天將，捉去了妖魔鬼怪，靈符降服了邪氣，要迴盜走的財寶。”外流的勞動力大部分已經迴來，生產大隊紛紛添購農具、牲畜、架子車等。廣大農民都積極起來了，不光出勤率很高，幹活質量也好。社員對自留地普遍感到滿意，種得特別好。餵豬、餵雞、養羊的人家正在逐日增多。有些幹部害怕群眾的這種積極性，這不對。在最近幾年之內，有意識地讓群眾在“小自由”方麵多生產些東西，隻有好處，並無害處，何怕之有。更可喜的是群眾的政治熱情逐漸提高，民主空氣開始發揚。群眾發動好的地方，到處可以聽到群眾議論一些政策問題，批評起“五風”來話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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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日，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十六日，毛澤東加註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印發全會。彭德懷是一個性情耿直的人，他在會議沒有解決原定糾“左”問題的情況下，便把自己的調查研究結果和意見整理成文字材料，送毛澤東參閱。在信中，他肯定了“大躍進”的成績，肯定了人民公社的偉大意義。他指出當前的主要問題，一是浮誇風較普遍地滋長起來，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當與會同誌從簡報中看到這封信時，不少人認為雖然有些語言欠妥，但整個意見還是積極的。這時，毛澤東要大家好好讀讀戰國時期楚國宋玉所作的《風賦》，廬山的空氣開始緊張起來。二十一日，張聞天作長篇發言，他以鮮明的態度支持彭德懷的意見，其中提到“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二十三日，毛澤東在會上針鋒相對地予以批駁。這樣，一些支持彭德懷意見的人便心有餘悸。二十六日，毛澤東又在一封信中批示說，現在已經出現了黨內黨外右傾有組織猖狂進攻之勢。這樣一來，廬山形勢突變，會議逆向而轉，人人表態，與彭德懷、張聞天等劃清界限。
這時，要不要批判彭德懷?習仲勛感到非常為難。他從內心深處認為彭德懷的信沒有錯，許多觀點自己也是贊成的，但又不得不與毛澤東保持一致。他想寫一篇表態性發言稿，想來想去卻無從下筆，找不出批判彭德懷的理由。他頗為作難地高訴秘書說：算了，不寫了，到時根據情況我講幾句就行了!
八月二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正式召開。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寫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信中藉助漢代文學家枚乘的辭賦名篇《七發》為張聞天“治病”。林彪、康生等人在全會上更是火上澆油，上綱上線，把彭德懷說成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康生把彭德懷、張聞天比作布哈林，，說他們企圖改換中央委員會、改換主席。大會的氣氛越來越緊張，使人感到喘不過氣來。經過幾次緊張的集中批判，全會定下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軍事俱樂部成員的“種種罪行”。十六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
這次全會原定以糾“左”為主調，而中途轉向它的反麵，一場鋪天蓋地的“反右傾”鬥爭席捲全國。
八月十七日，全體與會人員下山到九江機場，每十五分鍾一次航班飛返北京。不料，天有不測風雲，在微山湖西側上空，一場暴風雨襲來，幾個架次的飛機臨時改降濟南機場。中午在濟南一個賓館就餐，整個餐廳桌桌滿座，唯獨彭德懷孤零零一個人坐在一張桌子旁吃飯，競沒有人敢與他同桌。據習仲勛秘書田方迴憶，習仲勛在廬山會議期間，對批判彭德懷心情複雜，非常為難，因而情緒低沉。
曆史終於撥開了迷霧。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彭德懷冤案也進行了平反昭雪，恢複了彭德懷的名譽。習仲勛為此感到十分欣慰。
■長葛調查
“大躍進”運動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已越來越清楚地顯露出來，鋼產量持續下降，農業減產，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緊張，群眾普遍吃不飽飯，一些地方還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這些都影響到輕工業發展，重工業生產也受到嚴重製約。此時，中蘇關係惡化，不僅給中國的政治帶來很大影響，而且使原本十分困難的中國經濟麵臨著更大的困難。當時，毛澤東雖然也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並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鄭州會議開始注意糾“左”，但由於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加上廬山會議突然轉向“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主觀與客觀實際相脫離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對經濟建設帶來的損失也越來越大。
麵對日益嚴峻的形勢，黨中央、毛澤東經過慎重思考，決定採取積極措施，克服困難，戰勝災荒，扭轉這一局麵。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一九六一年三月又製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主要是糾正“共產風”，恢複農村經濟。為了及時了解兩個指示貫徹落實情況，中央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將一九六一年確定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當年三月，毛澤東組織身邊工作人員，分三個調查組到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調查研究之風在全國迅速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等都分頭帶領調查組深入基層，中央和各中央局，國務院各部門及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也紛紛深入到縣、社、隊進行重點調查。
四月上旬，習仲勛率領有國務院副秘書長和部分直屬局正、副局長十多人參加的工作隊，到河南省長葛縣開展典型調查。
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到基層工作，按規定是嚴格保密的。習仲勛在長葛調查時，工作人員理所當然地請他遵守這一規定。由於他身材魁梧，氣質特別，平易近人，加上一口純正的陝西關中口音，雖然衣著樸素，仍不免為當地群眾所注目，人們紛紛打聽他是從哪裏來的，是哪一級的領導。他帶著工作隊走村串戶，到群眾中噓寒問暖，更是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和疑問。習仲勛得知後，便給工作人員說，我的身份對群眾不用保密，就說是國務院副總理到長葛來調查，這樣才能體現黨中央對人群眾的關心，我們來這裏是幫助工作的，把身份告訴群眾有何不好呢?有個社員曾當麵問他：“你來過長葛沒有?你們是參觀團嗎?你們是不是從北京來的?過去汽車一來都得去歡迎不去還要硬叫去。你們不像過去的參觀團。”習仲勛耐心向群眾作了解釋，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信任。習仲勛感到這裏群眾很樸實，對黨有感情。
習仲勛在調查中發現了許多問題，根據掌握的情況，四月二十三日和五月九日，兩次向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和黨中央作了詳細的書麵報告。報告中他以河南長葛縣和尚橋公社為例，對農村形勢作出如下分析：
(一)農村形勢。中央十二條指示下達以來，形勢急驟好轉。群眾歌頌十二條指示說：“毛主席派來了天兵天將，捉去了妖魔鬼怪，靈符降服了邪氣，要迴盜走的財寶。”外流的勞動力大部分已經迴來，生產大隊紛紛添購農具、牲畜、架子車等。廣大農民都積極起來了，不光出勤率很高，幹活質量也好。社員對自留地普遍感到滿意，種得特別好。餵豬、餵雞、養羊的人家正在逐日增多。有些幹部害怕群眾的這種積極性，這不對。在最近幾年之內，有意識地讓群眾在“小自由”方麵多生產些東西，隻有好處，並無害處，何怕之有。更可喜的是群眾的政治熱情逐漸提高，民主空氣開始發揚。群眾發動好的地方，到處可以聽到群眾議論一些政策問題，批評起“五風”來話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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