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剛剛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時，正值國家教育部為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需要而擬定全國工學院調整方案，他參與了這項工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學教育與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緊密結合發揮了重要作用。從一九五二年下半年開始，按照“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的方針，全國各地高校分期分批進行院係調整和專業設置的工作。調整的原則：一是對許多大學的文、理、法學院或係合併，調整和加強綜合性大學;二是將各大學的工學院和工科各係實行合併，組建多科性工學院，或獨立出來專門成立工學院，基本形成機械、電機、土木、化工等主要專業比較齊全的學科體係。習仲勛參與領導了這項工作，還具體指導了一些大學的調整工作。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黨組書記胡錫奎就調整問題致信政務院文教委，習仲勛十分重視，請示周恩來後於十一月十六日覆信胡錫奎：關於人民大學辦學方針問題，經請示周總理，提出以下意見，即以現有財經、政法係科為基礎，再求鞏固和發展，暫不辦自然科學和文學藝術部分，本此製訂一九五三年的工作計劃;以後，財經學院可考慮並人人民大學;至於是否與北京大學合併，需等兩三年後看情況再定。中國人民大學按照習仲勛覆信的意見，對院係和專業設置作了調整，成為一所以馬列主義師資和財經、政法幹部為招生對象的綜合性大學，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培養了大批人才。
習仲勛主持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工作後，麵對文化教育整體落後、觀念陳舊、不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需要，甚至與經濟建設脫節的狀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在基本理順思路後，他建議中央召開一次全國大區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會議。這個建議得到周恩來、鄧小平的支持，並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了這個會議。
一月十三日，習仲勛在會議上作了關於一九五三年文教工工作的方針和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全部文教工作必須與經濟建設密切結合，並很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總的方針是：“整頓鞏固、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新一年文教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大力整頓和辦好高等教育與中等專業新育，適應培養經濟建設人才的需要;繼續開展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研究改進公費醫療衛生工作中的缺點，加強城市、工廠、交通線、農林種植場的醫療衛生機構工作隊;調整和加強科學研究機構和科學工作者隊伍，密切科學研究工作與經濟建設的聯繫，發展有關國家工業農業建設與國防建設的勘測研究工作;提高勞動人民、特別是工礦區人民的文化藝術生活和文化水平;大力整頓和充實文教基層組織，控製數量，提高質量，克服混亂和不鞏固現象;加強對外宣傳及聯絡工作;繼續進行文教工作人員的改造運動;加強文教工作中的政治思想領導，切實改進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這次會議，貫徹了中共中央的正確方針，明確了文化教育工作的指導思想，安排部署了一九五三年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務，使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的文化教育工作有了一個良好開端。
緊接著，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在中央一級文教機關開展了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通過自上而下的檢查，機關工作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如文教委發出的有些決議和指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往往從主觀願望出發，要求過急過高，貪多圖快，好大喜功。以掃盲工作為例，要求幾年內完成全國掃盲任務，這個意圖一傳達下去，使不少地方計劃指標定得很高，在教學方法上把部隊的一套搬進工廠，搬到農村，固定四十人編一班，教學安排上以二百五十至三百個學時為限，突擊完成任務，由此出現了假編班、假畢業的問題，有人為此患了神經病，甚至自殺。高等學校教學改革方麵要求過急，有的學校試圖以四年時間學完蘇聯五年製的課程，每周教學時間多達七十至九十小時，翻譯力量跟不上，教授體力支持不了，學生也消化不了，師生健康受到嚴重影響。急於把小學全部包攬下來，脫離實際地推行“五年一貫製”。戲劇改革工作中也發生了許多簡單急躁和違法亂紀現象。
習仲勛認為，存在這些問題，都是由於領導機關不重視了解全麵的真實情況，不是嚴格地從客觀實際出發，而往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不僅布置多，檢查少，而且很多事情隻有布置，沒有檢查，隻交任務不教辦法，隻問完成多少數目，不問這些數目是如何完成的。這樣形成一種不好的風氣，許多方麵貪多、圖快，到處鋪攤子，好大喜功，不講究實際工作的效果。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迫使下麵發生強迫命令、形式主義，甚至把許多好事辦成壞事。針對這些情況，習仲勛指出，整頓文教攤子，必須先有妥善的解決辦法，然後再辦，以免發生新的偏差。要調整組織機構和人員，如文教委員會下設的幾個委員會，長期沒有工作，黨外人士意見很多，應加以整頓。要迅速改變這種狀況，必須改進落後的工作方法，減少會議，抽出更多的時間和人力，幫助下麵工作和鑽研更大的問題。文教機關黨外人士特別多，要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在習仲勛講話精神的指導下，中央文化教育係統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順利、穩妥地進行，也保證了文化教育各項任務的落實。
三月二日，習仲勛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匯報了文化教育係統反官僚主義的進展情況，提出五點意見：
第一，要把反官僚主義與當前各項實際工作相結合。不採取“暴風驟雨”的方式，而是採取“和風細雨”的方式。除對個別嚴重的官僚主義分子必須嚴肅處理外，對一般的官僚主義作風，都採取檢查工作、教育提高的辦法。方法應是自上而下，先從領導上檢查起，再自下而上開展群眾性的批評。時間要抓緊，但不作硬性規定，也不需天天開會，每周開一兩次會議即可。爭取三月二十日前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內把檢查官僚主義告一段落，然後抽出力量分批到下麵檢查和幫助工作。
第二，要正確認識官僚主義的實際，加以分析，對具體事、具體人，抓住關鍵問題，實事求是地加以解決。避免轟轟烈烈而又空空洞洞地亂戴帽子、亂找岔子，或“眉毛鬍子一把抓”的做法，這樣都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第三，重點放在黨內。黨員幹部應多做檢討，不要將做錯事的責任推在別人身上。黨外人士聽其自願。隻學習文件，不作當眾檢討，特別不去組織他們進行檢討。對他們不能要求過高，隻要他們能夠參加學習就好了。但是他們之中有些人要求進行自我檢討，亦應表示歡迎，並幫助其提高認識。
第四，一麵反對官僚主義，一麵提倡和推行鑽研實際、聯繫群眾的工作作風。並注意實行合理分工，樹立領導核心，建立必要的和考慮成熟的工作製度等。我們的一切工作如果缺乏正確的領導方法和科學的工作製度，是決然做不好的。
第五，目前在領導幹部和領導機關內應是集中力量反對官僚主義。不能在反官僚主義的同時，提出很多口號，提出很多要解決的問題，這是辦不到的。如衛生部反對官僚主義走在前麵，有些經驗也是好的，但他們要把反對自由主義與檢查醫療事故和反官僚主義平列提出，則是不妥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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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主持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工作後，麵對文化教育整體落後、觀念陳舊、不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需要，甚至與經濟建設脫節的狀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在基本理順思路後，他建議中央召開一次全國大區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會議。這個建議得到周恩來、鄧小平的支持，並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了這個會議。
一月十三日，習仲勛在會議上作了關於一九五三年文教工工作的方針和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全部文教工作必須與經濟建設密切結合，並很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總的方針是：“整頓鞏固、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新一年文教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大力整頓和辦好高等教育與中等專業新育，適應培養經濟建設人才的需要;繼續開展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研究改進公費醫療衛生工作中的缺點，加強城市、工廠、交通線、農林種植場的醫療衛生機構工作隊;調整和加強科學研究機構和科學工作者隊伍，密切科學研究工作與經濟建設的聯繫，發展有關國家工業農業建設與國防建設的勘測研究工作;提高勞動人民、特別是工礦區人民的文化藝術生活和文化水平;大力整頓和充實文教基層組織，控製數量，提高質量，克服混亂和不鞏固現象;加強對外宣傳及聯絡工作;繼續進行文教工作人員的改造運動;加強文教工作中的政治思想領導，切實改進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這次會議，貫徹了中共中央的正確方針，明確了文化教育工作的指導思想，安排部署了一九五三年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務，使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的文化教育工作有了一個良好開端。
緊接著，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在中央一級文教機關開展了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通過自上而下的檢查，機關工作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如文教委發出的有些決議和指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往往從主觀願望出發，要求過急過高，貪多圖快，好大喜功。以掃盲工作為例，要求幾年內完成全國掃盲任務，這個意圖一傳達下去，使不少地方計劃指標定得很高，在教學方法上把部隊的一套搬進工廠，搬到農村，固定四十人編一班，教學安排上以二百五十至三百個學時為限，突擊完成任務，由此出現了假編班、假畢業的問題，有人為此患了神經病，甚至自殺。高等學校教學改革方麵要求過急，有的學校試圖以四年時間學完蘇聯五年製的課程，每周教學時間多達七十至九十小時，翻譯力量跟不上，教授體力支持不了，學生也消化不了，師生健康受到嚴重影響。急於把小學全部包攬下來，脫離實際地推行“五年一貫製”。戲劇改革工作中也發生了許多簡單急躁和違法亂紀現象。
習仲勛認為，存在這些問題，都是由於領導機關不重視了解全麵的真實情況，不是嚴格地從客觀實際出發，而往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不僅布置多，檢查少，而且很多事情隻有布置，沒有檢查，隻交任務不教辦法，隻問完成多少數目，不問這些數目是如何完成的。這樣形成一種不好的風氣，許多方麵貪多、圖快，到處鋪攤子，好大喜功，不講究實際工作的效果。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迫使下麵發生強迫命令、形式主義，甚至把許多好事辦成壞事。針對這些情況，習仲勛指出，整頓文教攤子，必須先有妥善的解決辦法，然後再辦，以免發生新的偏差。要調整組織機構和人員，如文教委員會下設的幾個委員會，長期沒有工作，黨外人士意見很多，應加以整頓。要迅速改變這種狀況，必須改進落後的工作方法，減少會議，抽出更多的時間和人力，幫助下麵工作和鑽研更大的問題。文教機關黨外人士特別多，要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在習仲勛講話精神的指導下，中央文化教育係統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順利、穩妥地進行，也保證了文化教育各項任務的落實。
三月二日，習仲勛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匯報了文化教育係統反官僚主義的進展情況，提出五點意見：
第一，要把反官僚主義與當前各項實際工作相結合。不採取“暴風驟雨”的方式，而是採取“和風細雨”的方式。除對個別嚴重的官僚主義分子必須嚴肅處理外，對一般的官僚主義作風，都採取檢查工作、教育提高的辦法。方法應是自上而下，先從領導上檢查起，再自下而上開展群眾性的批評。時間要抓緊，但不作硬性規定，也不需天天開會，每周開一兩次會議即可。爭取三月二十日前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內把檢查官僚主義告一段落，然後抽出力量分批到下麵檢查和幫助工作。
第二，要正確認識官僚主義的實際，加以分析，對具體事、具體人，抓住關鍵問題，實事求是地加以解決。避免轟轟烈烈而又空空洞洞地亂戴帽子、亂找岔子，或“眉毛鬍子一把抓”的做法，這樣都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第三，重點放在黨內。黨員幹部應多做檢討，不要將做錯事的責任推在別人身上。黨外人士聽其自願。隻學習文件，不作當眾檢討，特別不去組織他們進行檢討。對他們不能要求過高，隻要他們能夠參加學習就好了。但是他們之中有些人要求進行自我檢討，亦應表示歡迎，並幫助其提高認識。
第四，一麵反對官僚主義，一麵提倡和推行鑽研實際、聯繫群眾的工作作風。並注意實行合理分工，樹立領導核心，建立必要的和考慮成熟的工作製度等。我們的一切工作如果缺乏正確的領導方法和科學的工作製度，是決然做不好的。
第五，目前在領導幹部和領導機關內應是集中力量反對官僚主義。不能在反官僚主義的同時，提出很多口號，提出很多要解決的問題，這是辦不到的。如衛生部反對官僚主義走在前麵，有些經驗也是好的，但他們要把反對自由主義與檢查醫療事故和反官僚主義平列提出，則是不妥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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