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三日，習仲勛應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周揚之邀，到正在舉行的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上作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報告。習仲勛從國際國內形勢談起，最後落腳到文藝創作問題上。
習仲勛首先強調了提高作家和領導者政治責任心的問題，並用西北地區作家的情況加以說明。他說，不少作家進城後寫出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家挨批評就泄氣，這和有些領導人批評不當也有關係，比如怎樣為作家創造條件到群眾中去，怎樣通過縣區基層幹部聯繫群眾，怎樣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幫助作家解決思想問題，乃至具體幫助怎樣寫作的問題。他舉例說明陝西作家柳青在創作小說《創業史》和《銅牆鐵壁》過程中，黨是怎樣給予無微不至關心和幫助的。他指出，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簡單粗暴的辦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場觀點上的錯誤，而是寫作技巧上的問題，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也不能隨便加以“槍斃”。我們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對的，但並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個標準。任何一個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氣嗬成，總要給以耐心幫助，反覆修改，而不是亂找茬子，誇大缺點，使作家無所適從。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向工廠加工訂貨那樣，限期交貨，總要給予充分的時間。
習仲勛在談到文藝批評時說，文藝批評也要有高度的批評藝術，善於運用批評武器，恰到好處，而不是傾盆大雨，狗皿淋頭，結果弄得不歡而散。並不是作家難以領導，而是批評者要懂得批評的方法和目的。批評尖銳也要實事求是，不是越尖銳越好。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不實事求是，怎能讓人心悅誠服?批評家要像園丁培植果樹那樣，細心耐心，認真負責，把批評的動機和效果求得一致，才能達到批評的目的。我們要用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反對那種誇大缺點、亂找茬子的文藝批評家。要從作家的具體水平出發，給作家指明出路，善於引導作家前進。不僅批評作品中的缺點，更要鼓勵作品中哪怕是百分之十的正確的部分。任何最好的作品，也要指出其中百分之十的缺點，但不是潑冷水，而是要鼓動作家旺盛的士氣，激發作家創作的熱情。隻要我們領導方法對頭，我們新中國的文藝戰線一定能夠創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來。
這是習仲勛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文教委領導職務後第一次在中央機關公眾場合發表的講話。習仲勛這次講話在與會的文學藝術工作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對當時正確執行黨的文藝方針，繁榮文化事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對以後黨領導文藝工作有寶貴的借鑑意義。
一九五四年五月，為了進一步整頓和改進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宣傳教育工作，加強黨對宣傳教育工作的領導，建立健全黨在農村和城市中的各級宣傳機構、宣傳網，開展經常性的社會主義思想宣傳活動，經中宣部的精心組織和籌備，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五月七日習仲勛作《黨的宣傳工作為貫徹黨的總路線和四中全會決議而鬥爭》的報告，全麵總結了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一次全國宣傳會議以來宣傳工作取得的成績。他說：我們通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及其他各項民主的社會改革運動，向人民群眾進行了廣泛的深刻的政治教育，普遍提高了人民群眾的覺悟程度;我們努力開展了黨員幹部的教育工作，通過學習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中國共產黨史、毛澤東選集等，大大提高了黨員幹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並開始建立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的製度;逐步加強了對國家文化教育部門工作的監督和管理，在指導和推動各項文化教育事業的恢複、改革和發展方麵，做了許多工作，成為黨對文化教育工作實行集中統一領導的一個有力助手;從中央到縣，各級宣傳部門陸續配備了幹部，進行了組織建設，並創造了不少新的工作經驗。可以說，這幾年來，我們黨在思想路線上進行了如此規模廣大而內容豐富的鬥爭，是我們黨的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強調說：一九五三年是我國進人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為黨的宣傳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務。一九五四年二月黨的四中全會的決議，指出了黨的統一和團結的重大意義。黨的宣傳工作在目前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實現黨的總路線和黨的四中全會的決議而鬥爭。黨的宣傳工作必須為貫徹黨的總路線而鬥爭，黨關於總路線的宣傳首先要使全黨的思想在新的水平上統一起來，使全體黨員對自己的工作得到新的出發點。他說，要加強黨對宣傳工作的管理，加強黨對思想工作的領導，提高黨員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水平，加強黨對文化教育工作的領導，加強黨對人民群眾政治鼓動工作的管理，大力培養宣傳工作幹部，改善黨的宣傳部門的工作。五月二十七日，習仲勛作大會總結。他說，我們這次會議開得很好，確實解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我們根據四中全會的精神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充分發揚了民主。會議的主要收穫是：第一，解決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第二，對我們宣傳工作的思想作風進行了一次比較深入的檢查和整頓;第三，依靠集體經驗和智慧，充實和修改了兩個決議草案和總報告。他還實事求是地說，這個會議還有很大缺點，就是準備工作做得很不充分;有意識地總結一些下層工作的經驗，也做得不夠。
這次會議總結了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三年來的經驗，確定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來教育全黨和人民群眾，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為實現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完成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而鬥爭”的宣傳工作的主要任務，討論通過了《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關於加強黨在農村中的宣傳工作的指示》。
習仲勛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期間，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思想教育工作順利實現了第一次重大轉變，即由過去著重於新民主主義綱領和方針政策的宣傳，配合各方麵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進行思想教育工作，轉向用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來宣傳教育全國人民，統一了思想，為實現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
■在政務院文教委員會領導崗位上
當時，在全國經濟恢複基本完成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從一九五三年起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即將進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階段。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是相輔而行的兩個輪子，文化教育工作提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要日程上。為此，中央決定加強文化教育委員會的領導力量，習仲勛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黨組書記，協助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領導文化部(部長沈雁冰)、教育部(部長馬敘倫)、高教部(部長楊秀峰)、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的工作。這對於不熟悉宣傳文教工作的習仲勛來說，擔子無疑是很重的。但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任和鼓勵下，他毅然擔當起了這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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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首先強調了提高作家和領導者政治責任心的問題，並用西北地區作家的情況加以說明。他說，不少作家進城後寫出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家挨批評就泄氣，這和有些領導人批評不當也有關係，比如怎樣為作家創造條件到群眾中去，怎樣通過縣區基層幹部聯繫群眾，怎樣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幫助作家解決思想問題，乃至具體幫助怎樣寫作的問題。他舉例說明陝西作家柳青在創作小說《創業史》和《銅牆鐵壁》過程中，黨是怎樣給予無微不至關心和幫助的。他指出，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簡單粗暴的辦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場觀點上的錯誤，而是寫作技巧上的問題，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也不能隨便加以“槍斃”。我們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對的，但並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個標準。任何一個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氣嗬成，總要給以耐心幫助，反覆修改，而不是亂找茬子，誇大缺點，使作家無所適從。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向工廠加工訂貨那樣，限期交貨，總要給予充分的時間。
習仲勛在談到文藝批評時說，文藝批評也要有高度的批評藝術，善於運用批評武器，恰到好處，而不是傾盆大雨，狗皿淋頭，結果弄得不歡而散。並不是作家難以領導，而是批評者要懂得批評的方法和目的。批評尖銳也要實事求是，不是越尖銳越好。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不實事求是，怎能讓人心悅誠服?批評家要像園丁培植果樹那樣，細心耐心，認真負責，把批評的動機和效果求得一致，才能達到批評的目的。我們要用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反對那種誇大缺點、亂找茬子的文藝批評家。要從作家的具體水平出發，給作家指明出路，善於引導作家前進。不僅批評作品中的缺點，更要鼓勵作品中哪怕是百分之十的正確的部分。任何最好的作品，也要指出其中百分之十的缺點，但不是潑冷水，而是要鼓動作家旺盛的士氣，激發作家創作的熱情。隻要我們領導方法對頭，我們新中國的文藝戰線一定能夠創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來。
這是習仲勛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文教委領導職務後第一次在中央機關公眾場合發表的講話。習仲勛這次講話在與會的文學藝術工作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對當時正確執行黨的文藝方針，繁榮文化事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對以後黨領導文藝工作有寶貴的借鑑意義。
一九五四年五月，為了進一步整頓和改進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宣傳教育工作，加強黨對宣傳教育工作的領導，建立健全黨在農村和城市中的各級宣傳機構、宣傳網，開展經常性的社會主義思想宣傳活動，經中宣部的精心組織和籌備，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五月七日習仲勛作《黨的宣傳工作為貫徹黨的總路線和四中全會決議而鬥爭》的報告，全麵總結了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一次全國宣傳會議以來宣傳工作取得的成績。他說：我們通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及其他各項民主的社會改革運動，向人民群眾進行了廣泛的深刻的政治教育，普遍提高了人民群眾的覺悟程度;我們努力開展了黨員幹部的教育工作，通過學習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中國共產黨史、毛澤東選集等，大大提高了黨員幹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並開始建立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的製度;逐步加強了對國家文化教育部門工作的監督和管理，在指導和推動各項文化教育事業的恢複、改革和發展方麵，做了許多工作，成為黨對文化教育工作實行集中統一領導的一個有力助手;從中央到縣，各級宣傳部門陸續配備了幹部，進行了組織建設，並創造了不少新的工作經驗。可以說，這幾年來，我們黨在思想路線上進行了如此規模廣大而內容豐富的鬥爭，是我們黨的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強調說：一九五三年是我國進人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為黨的宣傳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務。一九五四年二月黨的四中全會的決議，指出了黨的統一和團結的重大意義。黨的宣傳工作在目前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實現黨的總路線和黨的四中全會的決議而鬥爭。黨的宣傳工作必須為貫徹黨的總路線而鬥爭，黨關於總路線的宣傳首先要使全黨的思想在新的水平上統一起來，使全體黨員對自己的工作得到新的出發點。他說，要加強黨對宣傳工作的管理，加強黨對思想工作的領導，提高黨員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水平，加強黨對文化教育工作的領導，加強黨對人民群眾政治鼓動工作的管理，大力培養宣傳工作幹部，改善黨的宣傳部門的工作。五月二十七日，習仲勛作大會總結。他說，我們這次會議開得很好，確實解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我們根據四中全會的精神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充分發揚了民主。會議的主要收穫是：第一，解決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第二，對我們宣傳工作的思想作風進行了一次比較深入的檢查和整頓;第三，依靠集體經驗和智慧，充實和修改了兩個決議草案和總報告。他還實事求是地說，這個會議還有很大缺點，就是準備工作做得很不充分;有意識地總結一些下層工作的經驗，也做得不夠。
這次會議總結了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三年來的經驗，確定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來教育全黨和人民群眾，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為實現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完成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而鬥爭”的宣傳工作的主要任務，討論通過了《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關於加強黨在農村中的宣傳工作的指示》。
習仲勛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期間，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思想教育工作順利實現了第一次重大轉變，即由過去著重於新民主主義綱領和方針政策的宣傳，配合各方麵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進行思想教育工作，轉向用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來宣傳教育全國人民，統一了思想，為實現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
■在政務院文教委員會領導崗位上
當時，在全國經濟恢複基本完成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從一九五三年起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即將進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階段。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是相輔而行的兩個輪子，文化教育工作提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要日程上。為此，中央決定加強文化教育委員會的領導力量，習仲勛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黨組書記，協助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領導文化部(部長沈雁冰)、教育部(部長馬敘倫)、高教部(部長楊秀峰)、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的工作。這對於不熟悉宣傳文教工作的習仲勛來說，擔子無疑是很重的。但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任和鼓勵下，他毅然擔當起了這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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