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秋，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把土地改革工作力量集中到迴漢雜居、少數民族較多、民族問題比較複雜的甘肅和青海部分地區。這些地區的土地改革比第一批難度更大。八月二十二日，習仲勛參加了中共甘肅省第二次代表會議，並作了《動員一切力量，為完成甘肅全省土地改革而鬥爭》的報告。他指出：今天黨的土地改革的路線和政策，較之任何時候都更加完備，也已被領導機關所掌握，“我們對完成全省土地改革的總任務，是完全有信心的”。但他又提醒大家，“對完成每一地區的土地改革，鬥倒每一具體的敵人，則不可輕視。必須全黨動員，各方配合，充分準備”。習仲勛要求甘肅各級幹部，切實貫徹黨和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說“這是一條完整的路線，不能加以割裂”，既要放手發動群眾，又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可能產生的偏向。
對少數民族雜居區或聚居區的土地改革，習仲勛格外謹慎，進行了周密的思考和精心的部署。他指出：“在這些地區進行土改，必須要以民族團結為基礎，以當地民族大多數群眾的自覺為前提，要有當地民族幹部參加工作，要以少數民族群眾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進行鬥爭”，“必須首先爭取和團結各民族各方麵的人士贊助土地改革，隻有團結各族各界民主人士，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各族上層領袖人物和各教派中的一切贊成土改的人士，才能使農民聲勢更加壯大，地主階級更加孤立。”他特別指出：甘肅的臨夏地區是“曆史上迴、漢衝突最尖銳的地區”，“一定要和其他地區的做法有所區別”，即在工作的步驟和方法上要更加謹慎，更加細緻，耐心地做好教育群眾的工作，一切都要按群眾的覺悟程度辦事，反對簡單急躁和包辦代替的做法。他說：臨夏的土地改革“就其全過程說，仍然是必須充分發動群眾的，這是不能變的。又必須是以促進和加強民族團結為前提的，這也是不能變的。是在民族團結的基礎上，去開展反封建土地剝削製度的階級鬥爭，又從深入反封建的階級鬥爭中，去提高迴、漢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覺悟，以加強和鞏固民族團結”。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西北軍政委員會機關派出了一百多人的土地改革工作隊，專程前往臨夏地區幫助工作。
為了減少少數民族地區土地改革的阻力，習仲勛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了“聯合封建反封建”的觀點，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讚賞。
所謂“聯合封建反封建”，就是先做好爭取團結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工作，然後再去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習仲勛說：民族地區的改革，毫無疑問地是要依靠當地民族大多數群眾的自覺行動和當地民族幹部，“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先做好爭取各民族上層、爭取宗教方麵的統一戰線工作，然後去發動群眾，不可顛倒過來”。他認為：少數民族地區矛盾的主要方麵在上層，“聯合封建反封建”是由那裏矛盾的特殊性所決定的。要對民族上層人士採取寬大的讓步政策，爭取各少數民族上層和宗教方麵的人物出來贊助土地改革，至少要保持中立，“用贊助土改或不反對土改來換取‘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麵、在關係他們自身的某些方麵與我們的某種妥協。我們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協去換取發動群眾的較好條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
四月十日，習仲勛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了三月份的工作情況，重點報告了土地改革的工作方針，其中對甘肅臨夏地區的土地改革特別提出建議：“辦法上可組織迴民中上層人物迴去參加領導;政策上可以對民主人士和進步分子妥善加以照顧。凡不抗拒土地改革的地主，一律放寬對待，把打擊麵縮小到最小限度，甚至不妨帶點和平分地的味道。這樣分地時，似乎和平一點，而農民分得土地之後，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農民勢力也就盛了，就會鬥爭了，而且一定能勝利。”
中共中央肯定了這一做法，批覆給習仲勛：“你四月十日送來三月份綜合報告，很好。其中所提三個問題的方針，都是對的”，“均可照你所擬定的計劃辦理。”臨夏地區按照習仲勛提出的方針和政策開展工作，“土改進行得比較順利，取得很好成果”。習仲勛還要求進行土地改革的各省對各民族、各教派的領袖人物排出名單，在土地改革中予以適當保護。甘肅省保護了馬全欽等人，青海省保護了馬輔臣等人，使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得以穩妥推進。
一九五一年底，習仲勛視察了青海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工作。在塔爾寺附近的農村，他詢問農牧民群眾願意不願意進行土地改革，得到的迴答是不願意。一位長者反映說：幾千藏民在塔爾寺所屬的土地上耕種放牧，收穫的麥草供寺院燒火做飯，現在土地分到一家一戶，寺院就收不上麥草了，燒火做飯成了問題，請求不要進行土地改革。習仲勛弄清這些情況後，便以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名義做出決定：凡是寺院轄區的農牧民暫不實行土地改革。廣大僧眾非常感激，青海人民群眾也非常滿意。
從一九五一年冬到一九五二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甘肅、青海、寧夏等省的一百零六個縣、八個市、一千六百萬人口的廣大地區完成了第二批土地改革;一九五二年冬到一九五三年春，在新疆的六十二個縣、四百萬人口的農耕區順利完成第三批土地改革。到一九五三年底，西北地區土地改革全部完成。
經過土地改革這一偉大的群眾運動，消除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廣大農民在經濟和政治上翻了身，各民族人民團結友愛，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大批農民參加了生產互助組，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提高了農業產量。甘肅省一九五二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到一九五四年底，糧食產量由二百六十七萬噸增加到三百一十七萬噸;財政收入由一億一千一百萬元增加到一億四千三百多萬元。陝西省在土地改革中，不但滿足了無地和少地農民的要求，還收繳了地主大量的槍枝彈藥，徹底摧毀了封建政權及其武裝力量，穩定了社會局勢，農業生產得到恢複和發展。
在這一規模空前的土地改革運動中，西北地區土地改革整體是成功的，習仲勛的功績不可抹殺，個別地方出現工作粗糙和不徹底的現象是在所難免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有人指責“西北土改不徹底”、“右傾”，是不切實際、沒有道理的。
■從實際出發開展“三反”、“五反”
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對貪汙腐敗現象發動了大規模的猛烈進攻。習仲勛用較大的精力領導了西北地區的這一運動。
抗美援朝戰爭經過一年多時間，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把戰線基本穩定在“三八線”附近。隨著戰爭的持續，軍費相應增加，國家財政壓力很大。一九五一年國家軍費支出較一九五〇年增加一倍以上，財政赤字達百分之十一點五。一一九百一年十月下旬，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發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誌願軍”的號召。十一目下旬，西北軍政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會議，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明確工作任務，落實工作措施。習仲勛在閉幕會上作了《為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而奮鬥》的總結報告，闡述了開展運動的重要意義，明確了工作要求。他指出：“毛澤東主席號召全國人民開展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的運動，我們熱烈響應這個號召，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任務。這個運動開展了，必將給同家積累大量財富，增加國防力量，支援中國人民誌願軍獲得抗美援朝鬥爭的勝利，也必然會大大推進我們各方麵的工作，特別是經濟建設工作。”“增產節約並不是解決某種困難的臨時手段，而是建設我們國家的根本方法，是我們國家建設中一個經常性重要性的政策。”習仲勛提出了六條措施：一是把注意力轉到領導工業生產及經濟事業上，管好現有企業;二是重點發展農業，增產糧食，發展畜牧業、林業生產;三是金融貿易必須緊緊地與生產結合，為生產服務;四是加強財政工作，保證公糧、稅收任務的完成;五是調整機構，提高工作效能;六是厲行節約，開展反對貪汙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他強調：這次會議後，各地要繼續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汙、反對浪費為主要內容的整風學習運動，“結合檢查工作，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發揚優點，糾正缺點，解決突出的問題，以提高幹部思想，嚴肅國家法紀，改進作風，推動工作”。《人民日報》對這次會議作了重點報導，全文刊登了習仲勛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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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少數民族雜居區或聚居區的土地改革，習仲勛格外謹慎，進行了周密的思考和精心的部署。他指出：“在這些地區進行土改，必須要以民族團結為基礎，以當地民族大多數群眾的自覺為前提，要有當地民族幹部參加工作，要以少數民族群眾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進行鬥爭”，“必須首先爭取和團結各民族各方麵的人士贊助土地改革，隻有團結各族各界民主人士，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各族上層領袖人物和各教派中的一切贊成土改的人士，才能使農民聲勢更加壯大，地主階級更加孤立。”他特別指出：甘肅的臨夏地區是“曆史上迴、漢衝突最尖銳的地區”，“一定要和其他地區的做法有所區別”，即在工作的步驟和方法上要更加謹慎，更加細緻，耐心地做好教育群眾的工作，一切都要按群眾的覺悟程度辦事，反對簡單急躁和包辦代替的做法。他說：臨夏的土地改革“就其全過程說，仍然是必須充分發動群眾的，這是不能變的。又必須是以促進和加強民族團結為前提的，這也是不能變的。是在民族團結的基礎上，去開展反封建土地剝削製度的階級鬥爭，又從深入反封建的階級鬥爭中，去提高迴、漢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覺悟，以加強和鞏固民族團結”。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西北軍政委員會機關派出了一百多人的土地改革工作隊，專程前往臨夏地區幫助工作。
為了減少少數民族地區土地改革的阻力，習仲勛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了“聯合封建反封建”的觀點，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讚賞。
所謂“聯合封建反封建”，就是先做好爭取團結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工作，然後再去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習仲勛說：民族地區的改革，毫無疑問地是要依靠當地民族大多數群眾的自覺行動和當地民族幹部，“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先做好爭取各民族上層、爭取宗教方麵的統一戰線工作，然後去發動群眾，不可顛倒過來”。他認為：少數民族地區矛盾的主要方麵在上層，“聯合封建反封建”是由那裏矛盾的特殊性所決定的。要對民族上層人士採取寬大的讓步政策，爭取各少數民族上層和宗教方麵的人物出來贊助土地改革，至少要保持中立，“用贊助土改或不反對土改來換取‘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麵、在關係他們自身的某些方麵與我們的某種妥協。我們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協去換取發動群眾的較好條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
四月十日，習仲勛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了三月份的工作情況，重點報告了土地改革的工作方針，其中對甘肅臨夏地區的土地改革特別提出建議：“辦法上可組織迴民中上層人物迴去參加領導;政策上可以對民主人士和進步分子妥善加以照顧。凡不抗拒土地改革的地主，一律放寬對待，把打擊麵縮小到最小限度，甚至不妨帶點和平分地的味道。這樣分地時，似乎和平一點，而農民分得土地之後，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農民勢力也就盛了，就會鬥爭了，而且一定能勝利。”
中共中央肯定了這一做法，批覆給習仲勛：“你四月十日送來三月份綜合報告，很好。其中所提三個問題的方針，都是對的”，“均可照你所擬定的計劃辦理。”臨夏地區按照習仲勛提出的方針和政策開展工作，“土改進行得比較順利，取得很好成果”。習仲勛還要求進行土地改革的各省對各民族、各教派的領袖人物排出名單，在土地改革中予以適當保護。甘肅省保護了馬全欽等人，青海省保護了馬輔臣等人，使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得以穩妥推進。
一九五一年底，習仲勛視察了青海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工作。在塔爾寺附近的農村，他詢問農牧民群眾願意不願意進行土地改革，得到的迴答是不願意。一位長者反映說：幾千藏民在塔爾寺所屬的土地上耕種放牧，收穫的麥草供寺院燒火做飯，現在土地分到一家一戶，寺院就收不上麥草了，燒火做飯成了問題，請求不要進行土地改革。習仲勛弄清這些情況後，便以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名義做出決定：凡是寺院轄區的農牧民暫不實行土地改革。廣大僧眾非常感激，青海人民群眾也非常滿意。
從一九五一年冬到一九五二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甘肅、青海、寧夏等省的一百零六個縣、八個市、一千六百萬人口的廣大地區完成了第二批土地改革;一九五二年冬到一九五三年春，在新疆的六十二個縣、四百萬人口的農耕區順利完成第三批土地改革。到一九五三年底，西北地區土地改革全部完成。
經過土地改革這一偉大的群眾運動，消除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廣大農民在經濟和政治上翻了身，各民族人民團結友愛，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大批農民參加了生產互助組，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提高了農業產量。甘肅省一九五二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到一九五四年底，糧食產量由二百六十七萬噸增加到三百一十七萬噸;財政收入由一億一千一百萬元增加到一億四千三百多萬元。陝西省在土地改革中，不但滿足了無地和少地農民的要求，還收繳了地主大量的槍枝彈藥，徹底摧毀了封建政權及其武裝力量，穩定了社會局勢，農業生產得到恢複和發展。
在這一規模空前的土地改革運動中，西北地區土地改革整體是成功的，習仲勛的功績不可抹殺，個別地方出現工作粗糙和不徹底的現象是在所難免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有人指責“西北土改不徹底”、“右傾”，是不切實際、沒有道理的。
■從實際出發開展“三反”、“五反”
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對貪汙腐敗現象發動了大規模的猛烈進攻。習仲勛用較大的精力領導了西北地區的這一運動。
抗美援朝戰爭經過一年多時間，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把戰線基本穩定在“三八線”附近。隨著戰爭的持續，軍費相應增加，國家財政壓力很大。一九五一年國家軍費支出較一九五〇年增加一倍以上，財政赤字達百分之十一點五。一一九百一年十月下旬，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發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誌願軍”的號召。十一目下旬，西北軍政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會議，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明確工作任務，落實工作措施。習仲勛在閉幕會上作了《為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而奮鬥》的總結報告，闡述了開展運動的重要意義，明確了工作要求。他指出：“毛澤東主席號召全國人民開展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的運動，我們熱烈響應這個號召，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任務。這個運動開展了，必將給同家積累大量財富，增加國防力量，支援中國人民誌願軍獲得抗美援朝鬥爭的勝利，也必然會大大推進我們各方麵的工作，特別是經濟建設工作。”“增產節約並不是解決某種困難的臨時手段，而是建設我們國家的根本方法，是我們國家建設中一個經常性重要性的政策。”習仲勛提出了六條措施：一是把注意力轉到領導工業生產及經濟事業上，管好現有企業;二是重點發展農業，增產糧食，發展畜牧業、林業生產;三是金融貿易必須緊緊地與生產結合，為生產服務;四是加強財政工作，保證公糧、稅收任務的完成;五是調整機構，提高工作效能;六是厲行節約，開展反對貪汙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他強調：這次會議後，各地要繼續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汙、反對浪費為主要內容的整風學習運動，“結合檢查工作，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發揚優點，糾正缺點，解決突出的問題，以提高幹部思想，嚴肅國家法紀，改進作風，推動工作”。《人民日報》對這次會議作了重點報導，全文刊登了習仲勛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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