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落後、群眾生活困難的實際情況，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積極幫助民族地區群眾恢複和發展生產，特別是發展畜牧業生產，大力開展自由貿易，在甘、寧、青、新四省陸續建立了貿易專業機構二百一十一個，先後組織了約六百五十個各種形式的流動貿易組，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開展貿易活動。這些貿易機構和小組，以比較高的價格收購當地群眾的皮、毛、藥材等土特產品，以比較低的價格向他們大量出售茶葉、布匹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使少數民族地區工農牧產品交換比率發生了極大變化。如新疆小麥換卡嘰布的比率，一九五一年比一九四九年提高到百分之四百，“青海皮、毛價格較解放前提高了十幾倍到二十倍。寧夏蒙旗今年(一九五一年——編者注)五月統計駝毛換小麥的比率，較解放前增加了三十八倍!阿拉善旗的蒙民出售二斤駝毛，就可以換得一身單衣，出售二十斤駝毛，就可以換取一人全年所需的糧食”。西寧的藏族群眾在解放前，用一百斤羊毛換一塊磚茶;解放後，群眾用同樣多的羊毛可以換迴十五塊磚茶。藏族群眾高興地說：“毛澤東來了，羊毛值錢了!”“在他們看來，羊毛有銷路，價錢高，就是政治好。發展生產，是最實際和最有內容的群眾工作。”西北地區的這些做法，極大地爭取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群眾，各族人民歌頌毛主席和共產黨是“既光明又溫暖的太陽”!
西北軍政委員會還多次組織慰問團，分赴新疆和青海的果洛，甘肅的甘南、平涼等少數民族地區，通過放映電影、免費巡迴醫療等形式慰問少數民族群眾。習仲勛親自率團到少數民族地區慰問，還多次深人到青海、甘肅和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了解情況，幫助解決困難。
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極為重視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結束後，辦公地址就由西安遷到蘭州，以便更好地就近為各少數民族服務，並籌建了西北民族學院。每遇學院開學和學員畢業，習仲勛都要親臨並講話。在一次開學典禮的講話中，他指出：大量培養民族幹部，是為各少數民族的徹底解放，為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和進步，創造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是各地黨組織和人民政府的迫切任務，是西北民族學院長期的奮鬥目標。他強調：“在民族工作方麵，沒有別的事比這件事情更重要的了。”在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重視和關心下，大家都很尊重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政府也撥出相當多的經費在民族聚居地區建立中、小學校，學習本民族語言。政府還多次組織少數民族代表人物到北京、天津等地參觀，利用各種形式和機會介紹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藝術。所有這些，使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廣大群眾都感到共產黨及人民政府是真心誠意幫助他們的，真正感受到了祖國大家庭的溫暖，也為剿匪反霸和開展土地改革等各項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領導剿匪反霸鬥爭
新中國建立後，國民黨潛藏在大陸的殘餘勢力不斷與各地土匪、惡霸地主勾結，乘機組織武裝叛亂，妄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西北地區匪患曆來比較嚴重，此時國民黨潛伏特務和殘餘分子，勾結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利用當地殘餘土匪勢力，散布謠言，挑撥民族關係，搶劫群眾牲畜和財物，組織武裝暴亂，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剿滅土匪、穩定社會秩序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就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和西北軍區的首要工作，習仲勛以極大的精力組織領導了這場鬥爭。
習仲勛堪稱“老西北”，對西北地區匪情比較了解，加上深入的調查研究，進一步掌握了土匪的詳細情況及活動規律。當時，西北地區有較大的股匪四百七十多個，達十三萬人，裹脅群眾約九萬人。這些股匪主要分布在陝西的陝南、關中，甘肅的臨夏、隴東、隴南及河西，青海的大通、門源、貴德，寧夏的賀蘭山區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甘川交界地區。他們自恃有一定力量，盤踞一隅，與人民為敵。這些股匪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土匪，是國民黨留在大陸的殘餘勢力;一類是慣匪，以搶劫錢財為目的，稱霸一方。兩類股匪都有國民黨特務把持和操縱，既相互勾結利用，也有矛盾和爭鬥，情況十分複雜。
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習仲勛就提出大西北的剿匪鬥爭任務和戰略戰術。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的陝西關中新解放區地委書記聯席會議上指出：“首先有步驟地開展反霸、剿匪、肅特等反地主階級當權派的鬥爭，打倒農村裏的主要敵人，樹立農民的優勢力量”，其中“剿匪是當務之急。剿匪要有重點地追剿股匪，普遍清剿散匪，收繳反動武裝，兩者結合進行。剿匪要講究戰術，不要打擊潰戰，而要打殲滅戰。要嚴密偵察，充分準備，長途奔襲，包圍聚殲，已擊潰者，要追殲搜捕，務求消滅幹淨。同時剿匪還必須軍政結合，剿撫兼施，並與發動廣大群眾反霸反匪反特的鬥爭結合起來”。
習仲勛十分關注人民政權建立後的剿匪鬥爭動態，及時指導各地工作。一九四九年底，他在總結檢查關中新解放區農村工作時，進一步明確提出“以剿匪為中心，結合有重點地開展反惡霸”的方針。他說：“為什麽新區農村工作在一定時期內必須以剿匪為中心呢?這就因為不但國民黨反動派、特務分子仍然陰謀搗亂，農村封建惡霸勢力仍然未曾摧毀，廣大群眾沒有組織起來，而且散匪仍然繼續潛伏活動，匪患仍然是新區農村的嚴重問題。”他認為：前一時期，陝西採取以軍事清剿為主，結合政治爭取瓦解和收編改造，已消滅了大股土匪。下一步要以發動群眾、政治爭取改造為主，配合軍事清剿，肅清散匪，教育改造大批流散匪眾、脅從分子，進而組織民兵，寶行自衛，鞏固農村革命秩序，為進一步普遍發動群眾，進行民主改革創造有利條件。他特別重視在剿匪中要發動群眾，強調：隻有老老實實把群眾工作做好，匪患方可從根本上肅清。
這一時期，甘、寧、青、新等地都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剿匪鬥爭。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甘肅平涼、寧夏固原等地的匪特分子(大多是國民黨撤退時潛伏人員)，利用迴漢民族的曆史隔閡和當地幹部執行政策中的缺點，挑撥民族關係，於五月八日組織武裝暴動，搶劫商民，破壞治安，致使當地居民無法正常生活和進行生產活動，有四五萬人逃往綏西地區。西北軍政委員會即召開會議，分析研究匪情，提出清剿措施。習仲勛在會上說：這次暴亂，是國民黨潛伏特務和當地匪徒有計劃的破壞活動，必須引起我們嚴重注意，所有各級幹部必須有明確的敵情觀念，決不能輕視這些敵人，任何麻痹疏忽都會招致禍患。他要求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立即作出具體部署，加強肅清匪特工作，同時利用各種有效辦法，如慰問團、團結會等方式，深入宣傳，平息騷動事件。加強民族團結，特別應注意做好幹部整訓工作，克服官僚主義和強迫命令作風。不久，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上又進一步指出：“在剿匪問題上，任何性質的土匪，包括特務領導的武裝暴動在內，都要當做群眾問題看待。隻有這樣才能增強處理問題的謹慎態度和策略思想，而防止發生錯誤。對土匪要堅決消滅，這是原則。但應當採取怎樣的步驟和辦法才為正確，必須研究，否則不能達到消滅之目的。”“在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對任何土匪事件都要先防禦、後進攻，先分化、後打擊，先爭取、後進剿，以及在必要情況下實行剿撫結合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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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軍政委員會還多次組織慰問團，分赴新疆和青海的果洛，甘肅的甘南、平涼等少數民族地區，通過放映電影、免費巡迴醫療等形式慰問少數民族群眾。習仲勛親自率團到少數民族地區慰問，還多次深人到青海、甘肅和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了解情況，幫助解決困難。
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極為重視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結束後，辦公地址就由西安遷到蘭州，以便更好地就近為各少數民族服務，並籌建了西北民族學院。每遇學院開學和學員畢業，習仲勛都要親臨並講話。在一次開學典禮的講話中，他指出：大量培養民族幹部，是為各少數民族的徹底解放，為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和進步，創造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是各地黨組織和人民政府的迫切任務，是西北民族學院長期的奮鬥目標。他強調：“在民族工作方麵，沒有別的事比這件事情更重要的了。”在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重視和關心下，大家都很尊重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政府也撥出相當多的經費在民族聚居地區建立中、小學校，學習本民族語言。政府還多次組織少數民族代表人物到北京、天津等地參觀，利用各種形式和機會介紹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藝術。所有這些，使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廣大群眾都感到共產黨及人民政府是真心誠意幫助他們的，真正感受到了祖國大家庭的溫暖，也為剿匪反霸和開展土地改革等各項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領導剿匪反霸鬥爭
新中國建立後，國民黨潛藏在大陸的殘餘勢力不斷與各地土匪、惡霸地主勾結，乘機組織武裝叛亂，妄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西北地區匪患曆來比較嚴重，此時國民黨潛伏特務和殘餘分子，勾結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利用當地殘餘土匪勢力，散布謠言，挑撥民族關係，搶劫群眾牲畜和財物，組織武裝暴亂，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剿滅土匪、穩定社會秩序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就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和西北軍區的首要工作，習仲勛以極大的精力組織領導了這場鬥爭。
習仲勛堪稱“老西北”，對西北地區匪情比較了解，加上深入的調查研究，進一步掌握了土匪的詳細情況及活動規律。當時，西北地區有較大的股匪四百七十多個，達十三萬人，裹脅群眾約九萬人。這些股匪主要分布在陝西的陝南、關中，甘肅的臨夏、隴東、隴南及河西，青海的大通、門源、貴德，寧夏的賀蘭山區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甘川交界地區。他們自恃有一定力量，盤踞一隅，與人民為敵。這些股匪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土匪，是國民黨留在大陸的殘餘勢力;一類是慣匪，以搶劫錢財為目的，稱霸一方。兩類股匪都有國民黨特務把持和操縱，既相互勾結利用，也有矛盾和爭鬥，情況十分複雜。
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習仲勛就提出大西北的剿匪鬥爭任務和戰略戰術。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的陝西關中新解放區地委書記聯席會議上指出：“首先有步驟地開展反霸、剿匪、肅特等反地主階級當權派的鬥爭，打倒農村裏的主要敵人，樹立農民的優勢力量”，其中“剿匪是當務之急。剿匪要有重點地追剿股匪，普遍清剿散匪，收繳反動武裝，兩者結合進行。剿匪要講究戰術，不要打擊潰戰，而要打殲滅戰。要嚴密偵察，充分準備，長途奔襲，包圍聚殲，已擊潰者，要追殲搜捕，務求消滅幹淨。同時剿匪還必須軍政結合，剿撫兼施，並與發動廣大群眾反霸反匪反特的鬥爭結合起來”。
習仲勛十分關注人民政權建立後的剿匪鬥爭動態，及時指導各地工作。一九四九年底，他在總結檢查關中新解放區農村工作時，進一步明確提出“以剿匪為中心，結合有重點地開展反惡霸”的方針。他說：“為什麽新區農村工作在一定時期內必須以剿匪為中心呢?這就因為不但國民黨反動派、特務分子仍然陰謀搗亂，農村封建惡霸勢力仍然未曾摧毀，廣大群眾沒有組織起來，而且散匪仍然繼續潛伏活動，匪患仍然是新區農村的嚴重問題。”他認為：前一時期，陝西採取以軍事清剿為主，結合政治爭取瓦解和收編改造，已消滅了大股土匪。下一步要以發動群眾、政治爭取改造為主，配合軍事清剿，肅清散匪，教育改造大批流散匪眾、脅從分子，進而組織民兵，寶行自衛，鞏固農村革命秩序，為進一步普遍發動群眾，進行民主改革創造有利條件。他特別重視在剿匪中要發動群眾，強調：隻有老老實實把群眾工作做好，匪患方可從根本上肅清。
這一時期，甘、寧、青、新等地都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剿匪鬥爭。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甘肅平涼、寧夏固原等地的匪特分子(大多是國民黨撤退時潛伏人員)，利用迴漢民族的曆史隔閡和當地幹部執行政策中的缺點，挑撥民族關係，於五月八日組織武裝暴動，搶劫商民，破壞治安，致使當地居民無法正常生活和進行生產活動，有四五萬人逃往綏西地區。西北軍政委員會即召開會議，分析研究匪情，提出清剿措施。習仲勛在會上說：這次暴亂，是國民黨潛伏特務和當地匪徒有計劃的破壞活動，必須引起我們嚴重注意，所有各級幹部必須有明確的敵情觀念，決不能輕視這些敵人，任何麻痹疏忽都會招致禍患。他要求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立即作出具體部署，加強肅清匪特工作，同時利用各種有效辦法，如慰問團、團結會等方式，深入宣傳，平息騷動事件。加強民族團結，特別應注意做好幹部整訓工作，克服官僚主義和強迫命令作風。不久，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上又進一步指出：“在剿匪問題上，任何性質的土匪，包括特務領導的武裝暴動在內，都要當做群眾問題看待。隻有這樣才能增強處理問題的謹慎態度和策略思想，而防止發生錯誤。對土匪要堅決消滅，這是原則。但應當採取怎樣的步驟和辦法才為正確，必須研究，否則不能達到消滅之目的。”“在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對任何土匪事件都要先防禦、後進攻，先分化、後打擊，先爭取、後進剿，以及在必要情況下實行剿撫結合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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