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一日，為配合西北野戰軍主力殲擊進犯黃龍之敵，習仲勛和賀龍電令各分區：黃龍全體黨政軍民立即動員起采，準備迎擊犯敵，直接配合主力作戰。令關中、西府部隊主要活動於敵之側後，關中部隊必須與四縱聯繫，應有計劃、有組織地尾追敵一師;令隴東主力與騎旅於慶北曲環地區加強活動。三邊、綏德酌情集中一部遊擊隊配合分散的民兵，積極抗擊近日出擾搶糧之敵。各分區必須用一切可能手段加強對當麵敵情的偵察，積極開展政治宣傳瓦解工作。
八月六日，在澄合戰役即將打響前夕，習仲勛、賀龍聯名致電彭德懷、張宗遜，對戰役計劃提出重要建議：因敵三十六師集結馮原鎮周圍二十餘裏，正麵狹窄，我們建議在戰術上似應正麵(西)攻入敵陣，採取小包圍，有重點將其分割，打敵之指揮機關，求得一營一團的聚而殲滅之，爾後再以足夠的預備隊逐步擴張戰果。如果殲滅其大部，再依情況乘勝連續奪敵側後弱點而殲擊三十八師或十七師，以打開南線敵我對比的狀態。這一建議，對於彭德懷及時調整作戰部署，奪取戰役的勝利起到了重要的決策作用。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給彭德懷、賀龍、習仲勛發來賀電，稱讚：這一勝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戰役曾獲得勝利的胡說，並繼續使胡匪陷於被動，便於我開展關中的勝利局麵。
十月五日、二十八日，習仲勛、賀龍聯名先後向各軍分區、旅發布作戰命令，以配合西北野戰軍主力發起的秋季作戰和冬季作戰。在十月五日的電令中要求：為配合南線西野主力發動秋季攻勢和華北第三兵團向西進展，各部隊在十、十一兩個月期間應積極作戰。警備四旅、黃龍、關中、西府部隊直接受野司指揮，所屬部隊整訓練兵工作暫時停止，均須配合南北我主力攻勢作戰，並須與保衛秋收作戰配合起來，隻有消滅了敵人，就是配合了主力行動。十月二十八日，習仲勛與賀龍以聯防軍區司令部名義電令關中分區：今冬作戰任務，主要是積極主動靈活的遊擊戰爭與配合主力作戰。以渭北總隊及二十一團放在淳、耀、三、涇方麵。必須強調部隊執行政策，嚴肅紀律，深入群眾工作，爭取瓦解敵軍，適時擴大部隊。
習仲勛在領導新區工作中，還十分重視保護文物、剿滅土匪和組織農業生產，以鞏固和發展新解放區政權和經濟文化。他對部隊和到新區去的同誌常叮囑說：西北是我中華民族發祥之地，曆代文物古蹟甚多，凡我黨的組織和人民政權均應負起保護文物遺產的責任。早在三月二十六日，當西北野戰軍南下作戰之時，習仲勛和林伯渠、賀龍聯合署名發出《保護各地文物古蹟布告》：在我軍到達新解放區時，應由軍隊政治機關訓令部隊切實遵守保護古蹟文物的法令。其中特別貴重的應開具清單派人護送西北局宣傳部統一保管。其種類為：古版書籍、宗教經典、地方誌、風土誌、貴重圖書資料、包括外文書刊、專科書籍及各種調查圖表;古代錢幣、銅鐵鍾鼎、陶瓷器皿、古字畫、碑雕刻及照版等。凡老區、新區的古蹟名勝如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樹木、寺院、廟宇及其他一切有曆史價值的建築物均需一律保護，必要時指定專人保管移交，以免損壞。後來西北地區的文物古蹟損毀極少，並以它不可替代的特點為社會的進步和精神文明發揮著積極作用，這與習仲勛等在戰爭年代的遠見卓識和採取的保護措施是分不開的。
習仲勛還注意到，在新解放區，匪患活動對政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幹擾極大。他親自調查了解匪情社情動態，摸索總結土匪活動規律，正確領導剿匪鬥爭。黃龍分區在消滅匪患中取得了勝利，並提出了“起義者改造，繳械者從寬，有功者獎，罪大惡極者殺，頑固抗拒者堅決消滅”的五項原則。習仲勛覺得很有借鑑作用，便對黃龍分區的剿匪經驗進行了係統總結，這些經驗包括：首先武裝打擊，使其走投無路，放棄對蔣胡軍的幻想;其次在武裝打擊的基礎上，宣傳政策，分化瓦解;再次軍隊與政府間、區、鄉政府間、軍隊彼此之間相互聯繫，統一組織行動;第四要注意對繳械之後的匪徒妥善安置，防止這些人再逃入敵區等。九月二十二日，習仲勛和賀龍等聯名將黃龍剿匪經驗上報中央軍委。周恩來批示軍委一局擇要通報全軍。
九月二十二日，習仲勛、賀龍等向分區(旅)首長發出指示，指出：秋收時間已到，為保衛秋收，保衛人民利益，支援戰爭，各地方兵團、獨立營，各縣遊擊隊、武工隊、全體民兵自衛軍，應堅決地協同黨政民一齊行動起來，有計劃、有組織地劃分任務，堅決打擊搶糧之敵。指示對駐防於不同區域的部隊、武工隊以及黨政軍負責同誌的任務、職責和活動方式都作了詳細規定。周恩來批示了這一指示。翻開這段曆史檔案，每逢耕種、管理、收穫、陰雨幹旱農時季節，西北局、邊區政府、聯防軍區都適時發出不同內容的計劃、指示等，從中可以看出習仲勛等西北局、陝甘寧邊區領導人對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的重視和關心，也體現他們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
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時序也到了一九四八年歲末。為了總結全邊區和新區黨的建設和其他工作，提出新時期任務，西北局於十二月上旬召開了組織工作會議。四日，習仲勛在會上著重就若幹領導問題發表了頗有新意的講話。他為什麽要強調領導問題呢?因為他了解到，一些同誌“常常喜歡爭執鼻子尖下的小事情，斤斤計較個人得失，這長那短，並不去想千百萬人的大事情。有些領導機關也還不能通盤考慮問題，從遠處大處著眼，考慮哪些是自己所管理工作中的主要問題，如何去安排這些問題，仍然是在瑣屑事務中間糾纏”。“許多黨的領導代替了群眾組織，代替了政府機關，代替了事務部門的事情。這實際是降低了黨的領導水平，減弱了黨的領導作用。”
因而，他在講話開始時，簡明扼要、開門見山地說：我們做工作必須看清局勢的發展，一切從發展的情況出發，緊緊把握時機，做好準備。準備什麽?首要的兩件即幹部和政策，這次會議討論的問題，都是為此。
他嚴肅批評了一些地方沒有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有機結合起來，“像小爐匠一樣，一件一件零做”，致使各地工作進度很慢，裹足不前。他認為這是由於領導方法存在問題而產生的，是領導同誌對土改、建政和明年大生產這一係列工作的中心和其間的關係缺乏確切的了解造成的。他擲地有聲地說：今年秋冬兩季進行這一工作為的是什麽?一句話，發動和團結農村勞動人民恢複和發展生產，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他論述說：錯誤的領導方法，實際上就是不相信群眾，不懂得群眾發動起來了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不懂得群眾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這種思想方法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隻看到現象，沒有看到事物的本質;隻孤立看問題，沒有找出各種問題中間的聯繫;隻看見現在，沒有看到將來，隻求形式上完成任務，沒有想到更重要的是為工作前進打好基礎。其根源又是經驗主義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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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在澄合戰役即將打響前夕，習仲勛、賀龍聯名致電彭德懷、張宗遜，對戰役計劃提出重要建議：因敵三十六師集結馮原鎮周圍二十餘裏，正麵狹窄，我們建議在戰術上似應正麵(西)攻入敵陣，採取小包圍，有重點將其分割，打敵之指揮機關，求得一營一團的聚而殲滅之，爾後再以足夠的預備隊逐步擴張戰果。如果殲滅其大部，再依情況乘勝連續奪敵側後弱點而殲擊三十八師或十七師，以打開南線敵我對比的狀態。這一建議，對於彭德懷及時調整作戰部署，奪取戰役的勝利起到了重要的決策作用。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給彭德懷、賀龍、習仲勛發來賀電，稱讚：這一勝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戰役曾獲得勝利的胡說，並繼續使胡匪陷於被動，便於我開展關中的勝利局麵。
十月五日、二十八日，習仲勛、賀龍聯名先後向各軍分區、旅發布作戰命令，以配合西北野戰軍主力發起的秋季作戰和冬季作戰。在十月五日的電令中要求：為配合南線西野主力發動秋季攻勢和華北第三兵團向西進展，各部隊在十、十一兩個月期間應積極作戰。警備四旅、黃龍、關中、西府部隊直接受野司指揮，所屬部隊整訓練兵工作暫時停止，均須配合南北我主力攻勢作戰，並須與保衛秋收作戰配合起來，隻有消滅了敵人，就是配合了主力行動。十月二十八日，習仲勛與賀龍以聯防軍區司令部名義電令關中分區：今冬作戰任務，主要是積極主動靈活的遊擊戰爭與配合主力作戰。以渭北總隊及二十一團放在淳、耀、三、涇方麵。必須強調部隊執行政策，嚴肅紀律，深入群眾工作，爭取瓦解敵軍，適時擴大部隊。
習仲勛在領導新區工作中，還十分重視保護文物、剿滅土匪和組織農業生產，以鞏固和發展新解放區政權和經濟文化。他對部隊和到新區去的同誌常叮囑說：西北是我中華民族發祥之地，曆代文物古蹟甚多，凡我黨的組織和人民政權均應負起保護文物遺產的責任。早在三月二十六日，當西北野戰軍南下作戰之時，習仲勛和林伯渠、賀龍聯合署名發出《保護各地文物古蹟布告》：在我軍到達新解放區時，應由軍隊政治機關訓令部隊切實遵守保護古蹟文物的法令。其中特別貴重的應開具清單派人護送西北局宣傳部統一保管。其種類為：古版書籍、宗教經典、地方誌、風土誌、貴重圖書資料、包括外文書刊、專科書籍及各種調查圖表;古代錢幣、銅鐵鍾鼎、陶瓷器皿、古字畫、碑雕刻及照版等。凡老區、新區的古蹟名勝如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樹木、寺院、廟宇及其他一切有曆史價值的建築物均需一律保護，必要時指定專人保管移交，以免損壞。後來西北地區的文物古蹟損毀極少，並以它不可替代的特點為社會的進步和精神文明發揮著積極作用，這與習仲勛等在戰爭年代的遠見卓識和採取的保護措施是分不開的。
習仲勛還注意到，在新解放區，匪患活動對政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幹擾極大。他親自調查了解匪情社情動態，摸索總結土匪活動規律，正確領導剿匪鬥爭。黃龍分區在消滅匪患中取得了勝利，並提出了“起義者改造，繳械者從寬，有功者獎，罪大惡極者殺，頑固抗拒者堅決消滅”的五項原則。習仲勛覺得很有借鑑作用，便對黃龍分區的剿匪經驗進行了係統總結，這些經驗包括：首先武裝打擊，使其走投無路，放棄對蔣胡軍的幻想;其次在武裝打擊的基礎上，宣傳政策，分化瓦解;再次軍隊與政府間、區、鄉政府間、軍隊彼此之間相互聯繫，統一組織行動;第四要注意對繳械之後的匪徒妥善安置，防止這些人再逃入敵區等。九月二十二日，習仲勛和賀龍等聯名將黃龍剿匪經驗上報中央軍委。周恩來批示軍委一局擇要通報全軍。
九月二十二日，習仲勛、賀龍等向分區(旅)首長發出指示，指出：秋收時間已到，為保衛秋收，保衛人民利益，支援戰爭，各地方兵團、獨立營，各縣遊擊隊、武工隊、全體民兵自衛軍，應堅決地協同黨政民一齊行動起來，有計劃、有組織地劃分任務，堅決打擊搶糧之敵。指示對駐防於不同區域的部隊、武工隊以及黨政軍負責同誌的任務、職責和活動方式都作了詳細規定。周恩來批示了這一指示。翻開這段曆史檔案，每逢耕種、管理、收穫、陰雨幹旱農時季節，西北局、邊區政府、聯防軍區都適時發出不同內容的計劃、指示等，從中可以看出習仲勛等西北局、陝甘寧邊區領導人對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的重視和關心，也體現他們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
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時序也到了一九四八年歲末。為了總結全邊區和新區黨的建設和其他工作，提出新時期任務，西北局於十二月上旬召開了組織工作會議。四日，習仲勛在會上著重就若幹領導問題發表了頗有新意的講話。他為什麽要強調領導問題呢?因為他了解到，一些同誌“常常喜歡爭執鼻子尖下的小事情，斤斤計較個人得失，這長那短，並不去想千百萬人的大事情。有些領導機關也還不能通盤考慮問題，從遠處大處著眼，考慮哪些是自己所管理工作中的主要問題，如何去安排這些問題，仍然是在瑣屑事務中間糾纏”。“許多黨的領導代替了群眾組織，代替了政府機關，代替了事務部門的事情。這實際是降低了黨的領導水平，減弱了黨的領導作用。”
因而，他在講話開始時，簡明扼要、開門見山地說：我們做工作必須看清局勢的發展，一切從發展的情況出發，緊緊把握時機，做好準備。準備什麽?首要的兩件即幹部和政策，這次會議討論的問題，都是為此。
他嚴肅批評了一些地方沒有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有機結合起來，“像小爐匠一樣，一件一件零做”，致使各地工作進度很慢，裹足不前。他認為這是由於領導方法存在問題而產生的，是領導同誌對土改、建政和明年大生產這一係列工作的中心和其間的關係缺乏確切的了解造成的。他擲地有聲地說：今年秋冬兩季進行這一工作為的是什麽?一句話，發動和團結農村勞動人民恢複和發展生產，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他論述說：錯誤的領導方法，實際上就是不相信群眾，不懂得群眾發動起來了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不懂得群眾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這種思想方法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隻看到現象，沒有看到事物的本質;隻孤立看問題，沒有找出各種問題中間的聯繫;隻看見現在，沒有看到將來，隻求形式上完成任務，沒有想到更重要的是為工作前進打好基礎。其根源又是經驗主義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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