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說：關於一九四六年陝甘寧邊區的工作方針是什麽?我們陝甘寧邊區明年做什麽呢?首先我們估計明年是一個什麽樣的情況。在國內就是一個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鬥爭的形勢。國民黨要搞內戰，它不給我們民主，不給老百姓民主，不給全國人民和平，而在那打共產黨、八路軍，我們就要反對這個內戰，進行自衛戰爭。全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如果這個鬥爭在明年春季一、二、三月之內，時局沒有新的變化，自衛戰爭是很緊張的。國民黨現在動員了五十四個軍，光津浦路就有十八個軍，要進行內戰，當然最近以來和平因素增加了一些，但是會不會因為有了目前的和平因素改變這個局麵?我認為這是很困難的。
習仲勛聯繫國際形勢進一步分析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玩弄“假和談，真備戰”的陰謀，要求解放區軍民必須保持警惕，準備自衛戰爭，在戰爭中爭取和平。他指出：我們陝甘寧邊區，還是全國的指導中心。這一點日本投降後，有些同誌說，陝甘寧邊區的指導作用減輕了。我們說沒有減輕，因為黨中央還在這裏，中央的政策要從這裏發出去，戰爭的指令要從延安發出去，所以我們這裏在對推動全國民主運動特別對推動西北民主運動仍是一個重要陣地。在大範圍講，它是一個首席邊區，人口雖然沒有別的地方多，但這塊地方的重要性很大，經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戰幾個時期，現在又處於戰爭的威脅下，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和精神上的準備。陝甘寧邊區目前總的方針是，一切從長遠打算，進一步鞏固邊區、建設邊區和保衛邊區。
習仲勛接著逐條講解了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四六年的十條方針，即：粉碎一切新的進攻;開展高樹勛運動;練兵提高我們的戰鬥力;繼續發展生產;財政問題;要救濟受難的群眾;開展擁軍愛民、擁軍優屬活動;愛護幹部;減租;作持久打算。【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根據中央的精神和西北地區的實際，習仲勛提出了一九四六年陝甘寧邊區的五大任務。第一，繼續發展生產，整頓財政。他特別提出仍要堅持以“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為中心，盡量發展農業，現在要把開荒放在第一位變為改良農業耕作法、推廣選擇品種、積肥施肥、消除病害、深耕細作等生產經驗。工業除了公營的紙廠、兵工廠、毛織廠外，可以發展家庭紡織工業為主，實行自種、自紡、自織、自用的方針。同時要整頓合作社，防災濟荒，精簡機關人數，健全經濟製度。第二，加緊練兵。明年要至少完成半年時間練兵任務，以加強部隊的幹部教育，徹底糾正部隊渙散、疲遝現象和嚴重違法現象。練兵中老兵要繼續提高技術、戰術水平;新兵訓練要以技術為主，戰術為輔。第三，開展文教工作。各分區要辦好中學，各縣要辦好完全小學。加強對報紙工作的領導。同時注意團結文藝工作者，改善他們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加強醫藥衛生工作，關心人民群眾疾苦。第四，發展民主政權建設。他強調了兩點，一是認真總結邊區第二次參議會以采政權建設方麵的經驗，傾聽老百姓中間的各種意見;二是要誠懇同黨外人士合作，團結一致為和平民主而鬥爭。第五，整頓黨務，轉變作風。習仲勛對作風問題講得時間較長，態度也較為嚴肅。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邊區政策也有，方針也定了不少，為什麽有時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是什麽原因呢?就是我們的作風還不那麽對頭，還有這樣或那樣的毛病。他還列舉一些同誌有驕傲自滿情緒，比地位比待遇，脫離群眾等方麵存在的問題後說：我們在下麵做工作，如果老百姓不自覺，不願意，你硬要他那樣搞，你就會犯主觀主義的錯誤。有了主觀武斷，命令主義形式主義也就都來了。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很好地注意，無論什麽問題，自己想通了，不要以為老百姓也想通了。在農村裏，就有這樣一個特點，老百姓他親身體驗過了，才能心甘情願地去執行。否則，不會高興參加這些運動的。我們應當注意這個特點，永遠不要脫離群眾。
在此前後，陝甘寧邊區軍民遵照黨中央“和平、 民主、團結”的方針和西北局、邊區政府的部署，廣泛深入地開展了以選舉、減租、生產為中心的群眾運動。習仲勛主持西北局工作之時，中央安排的第一個全國範圍內(包括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自下而上的普選工作開始進行。《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要求陝甘寧邊區的普選，“在全國人民麵前做出好的榜樣”，“普選不僅是邊區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對於全國民主運動與和平建設，也有著極重大的意義”。習仲勛對此次普選作了周密部署和精心指導，在試點試選、廣泛宣傳動員的基礎上，分步驟、有秩序地進行普選和縣、分區政權的選舉工作，順利選出了出席邊區參議會的正式議員一百三十五名，候補議員三十五名。習仲勛在關中分區第三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出席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參議員。邊區第三屆參議會因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準備內戰而推遲到次年四月召開。習仲勛在此次會上當選為常駐議員。
習仲勛主持西北局工作後，根據邊區的實際，要求各分區“研究曆年減租情況，繼續進行查減，並整理租佃關係”。他還根據自己長期在地方工作掌握的情況，具體提出：在減租已較徹底的綏德關中一帶，應以減租、退租、勾欠、換約、保佃為主;在安邊除切實依照租佃條例進行退租、勾欠、換約、保佃，達到徹底減租外，同時應根據其具體情況適當照顧各階層利益。
習仲勛在悉心抓緊普選、減租、查租的同時，仍把邊區的物質生產當成解放區建設的基礎來抓。十二月二十四日，習仲勛主持了由西北局召集舉辦的農業科技人員和勞動模範座談會，專門討論改進農業技術問題。習仲勛在座談會上特別指出：必須認識改良農業技術的重要性和長期性，必須採取有領導有計劃的群眾路線，一方麵反對對此採取不聞不問的錯誤思想和態度，一方麵又不能操之過急，必須根據當地群眾的具體情況，一步一步地做，切忌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翌年三月，西北局又召開地委書記、專員座談會，專門討論春耕生產。習仲勛再次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要求“各級黨政機關上級對下級，下級對群眾，能經常具體指導，具體解決問題”，把一九四六年的春耕生產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這一年全邊區六百萬畝冬小麥、三十五萬六千畝棉花取得了較好收成，從而推動了全邊區農村經濟的發展。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春節剛剛過去八天，習仲勛主持西北局記者招待會，向新聞記者通報工作。他再次強調了改變各級領導作風問題。他說：八年來邊區工作有很大的進步，不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方麵之工作，都已打下了基礎。但我們要把邊區建設成為全國的榜樣，就不能以現有的成績為滿足。相反，我們的工作還有許多缺點。我們把曆年的工作仔細檢查起來，可以看出我們黨的方針和政策都是對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往往發生偏向，這主要是由於各級幹部在工作作風上存在著缺點。過去對區鄉幹部的責備很多，但應該說，縣以上的領導機關的作風也不是沒有缺點的。縣級對區鄉缺乏具體的領導，辦法提得少，沒有很好地去研究下麵的幹部問題，並很好地去幫助解決，或做出示範，啟發下麵。今年轉變工作作風的關鍵在縣級。分區及邊區一級的領導機關，也應先檢討並很快很好地轉變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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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聯繫國際形勢進一步分析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玩弄“假和談，真備戰”的陰謀，要求解放區軍民必須保持警惕，準備自衛戰爭，在戰爭中爭取和平。他指出：我們陝甘寧邊區，還是全國的指導中心。這一點日本投降後，有些同誌說，陝甘寧邊區的指導作用減輕了。我們說沒有減輕，因為黨中央還在這裏，中央的政策要從這裏發出去，戰爭的指令要從延安發出去，所以我們這裏在對推動全國民主運動特別對推動西北民主運動仍是一個重要陣地。在大範圍講，它是一個首席邊區，人口雖然沒有別的地方多，但這塊地方的重要性很大，經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戰幾個時期，現在又處於戰爭的威脅下，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和精神上的準備。陝甘寧邊區目前總的方針是，一切從長遠打算，進一步鞏固邊區、建設邊區和保衛邊區。
習仲勛接著逐條講解了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四六年的十條方針，即：粉碎一切新的進攻;開展高樹勛運動;練兵提高我們的戰鬥力;繼續發展生產;財政問題;要救濟受難的群眾;開展擁軍愛民、擁軍優屬活動;愛護幹部;減租;作持久打算。【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根據中央的精神和西北地區的實際，習仲勛提出了一九四六年陝甘寧邊區的五大任務。第一，繼續發展生產，整頓財政。他特別提出仍要堅持以“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為中心，盡量發展農業，現在要把開荒放在第一位變為改良農業耕作法、推廣選擇品種、積肥施肥、消除病害、深耕細作等生產經驗。工業除了公營的紙廠、兵工廠、毛織廠外，可以發展家庭紡織工業為主，實行自種、自紡、自織、自用的方針。同時要整頓合作社，防災濟荒，精簡機關人數，健全經濟製度。第二，加緊練兵。明年要至少完成半年時間練兵任務，以加強部隊的幹部教育，徹底糾正部隊渙散、疲遝現象和嚴重違法現象。練兵中老兵要繼續提高技術、戰術水平;新兵訓練要以技術為主，戰術為輔。第三，開展文教工作。各分區要辦好中學，各縣要辦好完全小學。加強對報紙工作的領導。同時注意團結文藝工作者，改善他們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加強醫藥衛生工作，關心人民群眾疾苦。第四，發展民主政權建設。他強調了兩點，一是認真總結邊區第二次參議會以采政權建設方麵的經驗，傾聽老百姓中間的各種意見;二是要誠懇同黨外人士合作，團結一致為和平民主而鬥爭。第五，整頓黨務，轉變作風。習仲勛對作風問題講得時間較長，態度也較為嚴肅。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邊區政策也有，方針也定了不少，為什麽有時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是什麽原因呢?就是我們的作風還不那麽對頭，還有這樣或那樣的毛病。他還列舉一些同誌有驕傲自滿情緒，比地位比待遇，脫離群眾等方麵存在的問題後說：我們在下麵做工作，如果老百姓不自覺，不願意，你硬要他那樣搞，你就會犯主觀主義的錯誤。有了主觀武斷，命令主義形式主義也就都來了。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很好地注意，無論什麽問題，自己想通了，不要以為老百姓也想通了。在農村裏，就有這樣一個特點，老百姓他親身體驗過了，才能心甘情願地去執行。否則，不會高興參加這些運動的。我們應當注意這個特點，永遠不要脫離群眾。
在此前後，陝甘寧邊區軍民遵照黨中央“和平、 民主、團結”的方針和西北局、邊區政府的部署，廣泛深入地開展了以選舉、減租、生產為中心的群眾運動。習仲勛主持西北局工作之時，中央安排的第一個全國範圍內(包括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自下而上的普選工作開始進行。《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要求陝甘寧邊區的普選，“在全國人民麵前做出好的榜樣”，“普選不僅是邊區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對於全國民主運動與和平建設，也有著極重大的意義”。習仲勛對此次普選作了周密部署和精心指導，在試點試選、廣泛宣傳動員的基礎上，分步驟、有秩序地進行普選和縣、分區政權的選舉工作，順利選出了出席邊區參議會的正式議員一百三十五名，候補議員三十五名。習仲勛在關中分區第三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出席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參議員。邊區第三屆參議會因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準備內戰而推遲到次年四月召開。習仲勛在此次會上當選為常駐議員。
習仲勛主持西北局工作後，根據邊區的實際，要求各分區“研究曆年減租情況，繼續進行查減，並整理租佃關係”。他還根據自己長期在地方工作掌握的情況，具體提出：在減租已較徹底的綏德關中一帶，應以減租、退租、勾欠、換約、保佃為主;在安邊除切實依照租佃條例進行退租、勾欠、換約、保佃，達到徹底減租外，同時應根據其具體情況適當照顧各階層利益。
習仲勛在悉心抓緊普選、減租、查租的同時，仍把邊區的物質生產當成解放區建設的基礎來抓。十二月二十四日，習仲勛主持了由西北局召集舉辦的農業科技人員和勞動模範座談會，專門討論改進農業技術問題。習仲勛在座談會上特別指出：必須認識改良農業技術的重要性和長期性，必須採取有領導有計劃的群眾路線，一方麵反對對此採取不聞不問的錯誤思想和態度，一方麵又不能操之過急，必須根據當地群眾的具體情況，一步一步地做，切忌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翌年三月，西北局又召開地委書記、專員座談會，專門討論春耕生產。習仲勛再次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要求“各級黨政機關上級對下級，下級對群眾，能經常具體指導，具體解決問題”，把一九四六年的春耕生產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這一年全邊區六百萬畝冬小麥、三十五萬六千畝棉花取得了較好收成，從而推動了全邊區農村經濟的發展。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春節剛剛過去八天，習仲勛主持西北局記者招待會，向新聞記者通報工作。他再次強調了改變各級領導作風問題。他說：八年來邊區工作有很大的進步，不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方麵之工作，都已打下了基礎。但我們要把邊區建設成為全國的榜樣，就不能以現有的成績為滿足。相反，我們的工作還有許多缺點。我們把曆年的工作仔細檢查起來，可以看出我們黨的方針和政策都是對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往往發生偏向，這主要是由於各級幹部在工作作風上存在著缺點。過去對區鄉幹部的責備很多，但應該說，縣以上的領導機關的作風也不是沒有缺點的。縣級對區鄉缺乏具體的領導，辦法提得少，沒有很好地去研究下麵的幹部問題，並很好地去幫助解決，或做出示範，啟發下麵。今年轉變工作作風的關鍵在縣級。分區及邊區一級的領導機關，也應先檢討並很快很好地轉變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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