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風趣幽默，侃侃而談。聽者聚精會神，饒有興趣。不知不覺到了中午。毛澤東熱情招唿大家，今天就不走了，一起在這裏用餐。習仲勛及參加座談的同誌和毛澤東共同吃了一頓紅燒肉加大米飯。下午又接著座談了教育、文化、掃盲等方方麵麵的工作，一直到了掌燈時分，他們才離開棗園。
棗園一天，在習仲勛的腦海中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感到，日理萬機的毛澤東能用一整天的時間和大家座談討論，並以他淵博的理論知識，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獨特的語言方式，指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工作方向，啟迪深刻，受益匪淺。
邊區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會議開過不久，中共七大召開的日子臨近了。習仲勛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的正式代表到延安出席會議。
陝甘寧邊區因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所以代表團在出席七大的八個代表團中，人數最多，共一百四十三人，下分好幾個小組。代表團團長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擔任，副團長是林伯渠、賀龍。習仲勛和其他代表安排在西北局院內住宿。西北局在城南的杜甫川口，離大會會址楊家嶺較遠，西北局機關的同誌便在一輛卡車上裝了一個篷子，在上麵擺放幾條木板凳，代表們參加大會時就乘這輛改裝的“吉普”車往返。
四月二十三日，明媚的春光照耀下的延安城周圍山山嶺嶺泛起了翠綠，清澈見底的延河水歡快地嘩嘩流過，這裏充溢祥和喜慶的節日氣氛。這一天，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即將在這裏隆重舉行。也許是曆史的巧合，七大召開的前一天，蘇聯紅軍攻入德國柏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勝利，對於正在爭取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極大的鼓舞。【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隨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早早到了楊家嶺。進入眼簾的是：為召開七大專門修建的中央大禮堂格外莊嚴肅穆，會場內主席台正中豎立著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巨幅畫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畫像分別懸掛兩側;主席台上方紅底白字的橫幅上寫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會場後麵的牆壁上掛著毛澤東“同心同德”的題詞。周圍的牆壁上還設置了不少象徵勝利的v形木盒，盒內插著小紅旗，於莊重、簡樸中顯現出大會團結勝利的政治基調。眼前的情景使習仲勛思緒翻飛，浮想聯翩。十七年前，當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之時，自己因為組織參加學潮而被國民黨陝西當局關押獄中，也就是在此間經受了組織考驗，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那時革命形勢因大革命失敗而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著大地。經過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十多年的曆史征程，中國共產黨已由那時十三萬黨員發展為一百二十多萬黨員，成為領導有近一億人口的十九塊革命根據地、肩負著民族希望的政黨;自己也由一個剛入黨不久的黨員成長為黨代表大會代表。由此看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軍民必將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大業。
下午，習仲勛和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二百零八名候補代表聚集在中央大禮堂內，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大會開幕。習仲勛的注意力被毛澤東洪亮有力、言簡意賅的開幕詞所吸引。毛澤東講道：“在中國人民麵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他把這重大的命題提到大會代表麵前，又堅定不移地作了迴答。他說：“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第二天，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麵政治報告，隨後大會還聽取了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論統一戰線》的報告。還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同誌作了大會發言。
習仲勛積極參加了在西北局住地進行的小組討論。他對幾個主要報告特別是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多次發言，談自己的認識和體會。他認為，大會製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毛澤東不僅提出了新民主主義中國的一般綱領、具體綱領和政策，還提出了工業問題、農民問題等，從而在重大轉折時期為中國革命指明了航程。
六月九日、十日兩天，大會選出了四十四名正式中央委員和三十三名候補中央委員。習仲勛當選為七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十一日，曆時五十天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十九日下午，習仲勛出席在楊家嶺舉行的七屆一中全會，投票選舉了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五名中央書記處書記。
七大剛剛落幕，習仲勛又參加了西北黨的曆史座談會。這次會議是在朱德、任弼時、陳雲的指導下召開的，從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共開了三十八天。七月十一日，習仲勛在座談會上發言。他的發言在較為係統地迴顧了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的鬥爭曆史後，更側重於總結不同曆史時期黨組織活動的經驗教訓，以利於指導當前和今後的革命鬥爭。
習仲勛在發言中首先講道：曆史最貴真實，知道的不完全不要緊，不知道也不要緊，最有害的是曲解和捏造曆史。黨史是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曆史，如果丟開黨和人民來談曆史，那就失掉了曆史的真實。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隻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不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如果隻強調個人的作用，誇耀個人的功績，這是不合乎真理，或是不完全合乎真理的。
他接著迴顧曆史說：“在大革命時期，陝西的黨和革命運動，都有很大發展。後期，由於沒有在革命的轉折關頭做充分的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使得黨和革命運動受到很大的損失。在陝西黨的另一方麵，又有以劉誌丹、謝子長等同誌為代表，主張黨員到農村去，到兵營去，拿起武器進行鬥爭，曆史證明這一路線是正確的。而坐在洋樓上，隻指揮學生鬥爭，空喊鬥爭，是搞不出什麽名堂的，最後都鬥到監獄裏去了。孤立自己，減弱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和力量。”“大革命之後，革命的星星之火，又逐漸燃遍了整個的陝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燃起了渭華暴動，同年收麥時又燃起了旬邑暴動。前者以兵暴為主配合農暴，由於當時政治上的盲動，軍事上的保守，又不懂得遊擊戰爭，而致失敗。後者以農暴為主，群眾起來燒了衙門，殺了縣長，建立蘇維埃政權。由於當時在政治上沒有及時提出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沒有收繳地主武裝，武裝農民打遊擊，深入農民鬥爭，堅持黨的領導，反而把沒收下的糧食交地主給農民分配，以致當時暴動的領導者許才升同誌就被地主以請客名義暗殺了，這次暴動也失敗了。雖然這兩次暴動都失敗了，但對推動陝甘革命運動，是起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啟示作用。就是說告訴了西北群眾，可以拿起武器反對統治階級，推翻統治者的政權，建立自己的政權，和廣州暴動在全國的意義是一樣的。但革命的火焰，並沒有被統治階級所撲滅，而是熊熊燃燒起來，如一九二九年在渭北成立了災民自救軍(實為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一九三一年成立了陝甘遊擊隊——紅二十六軍前身，一九三二年春的兩當兵變，渭北蘇區的創建，—九三三年陝甘邊新蘇區的建立(照金根據地)，一九三三年秋…後到一九三五年發展到南梁堡，並有計劃地建立一、二、三路根據地，其後南北打通，建立陝甘寧整塊的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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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園一天，在習仲勛的腦海中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感到，日理萬機的毛澤東能用一整天的時間和大家座談討論，並以他淵博的理論知識，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獨特的語言方式，指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工作方向，啟迪深刻，受益匪淺。
邊區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會議開過不久，中共七大召開的日子臨近了。習仲勛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的正式代表到延安出席會議。
陝甘寧邊區因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所以代表團在出席七大的八個代表團中，人數最多，共一百四十三人，下分好幾個小組。代表團團長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擔任，副團長是林伯渠、賀龍。習仲勛和其他代表安排在西北局院內住宿。西北局在城南的杜甫川口，離大會會址楊家嶺較遠，西北局機關的同誌便在一輛卡車上裝了一個篷子，在上麵擺放幾條木板凳，代表們參加大會時就乘這輛改裝的“吉普”車往返。
四月二十三日，明媚的春光照耀下的延安城周圍山山嶺嶺泛起了翠綠，清澈見底的延河水歡快地嘩嘩流過，這裏充溢祥和喜慶的節日氣氛。這一天，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即將在這裏隆重舉行。也許是曆史的巧合，七大召開的前一天，蘇聯紅軍攻入德國柏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勝利，對於正在爭取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極大的鼓舞。【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隨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早早到了楊家嶺。進入眼簾的是：為召開七大專門修建的中央大禮堂格外莊嚴肅穆，會場內主席台正中豎立著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巨幅畫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畫像分別懸掛兩側;主席台上方紅底白字的橫幅上寫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會場後麵的牆壁上掛著毛澤東“同心同德”的題詞。周圍的牆壁上還設置了不少象徵勝利的v形木盒，盒內插著小紅旗，於莊重、簡樸中顯現出大會團結勝利的政治基調。眼前的情景使習仲勛思緒翻飛，浮想聯翩。十七年前，當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之時，自己因為組織參加學潮而被國民黨陝西當局關押獄中，也就是在此間經受了組織考驗，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那時革命形勢因大革命失敗而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著大地。經過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十多年的曆史征程，中國共產黨已由那時十三萬黨員發展為一百二十多萬黨員，成為領導有近一億人口的十九塊革命根據地、肩負著民族希望的政黨;自己也由一個剛入黨不久的黨員成長為黨代表大會代表。由此看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軍民必將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大業。
下午，習仲勛和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二百零八名候補代表聚集在中央大禮堂內，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大會開幕。習仲勛的注意力被毛澤東洪亮有力、言簡意賅的開幕詞所吸引。毛澤東講道：“在中國人民麵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他把這重大的命題提到大會代表麵前，又堅定不移地作了迴答。他說：“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第二天，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麵政治報告，隨後大會還聽取了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論統一戰線》的報告。還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同誌作了大會發言。
習仲勛積極參加了在西北局住地進行的小組討論。他對幾個主要報告特別是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多次發言，談自己的認識和體會。他認為，大會製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毛澤東不僅提出了新民主主義中國的一般綱領、具體綱領和政策，還提出了工業問題、農民問題等，從而在重大轉折時期為中國革命指明了航程。
六月九日、十日兩天，大會選出了四十四名正式中央委員和三十三名候補中央委員。習仲勛當選為七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十一日，曆時五十天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十九日下午，習仲勛出席在楊家嶺舉行的七屆一中全會，投票選舉了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五名中央書記處書記。
七大剛剛落幕，習仲勛又參加了西北黨的曆史座談會。這次會議是在朱德、任弼時、陳雲的指導下召開的，從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共開了三十八天。七月十一日，習仲勛在座談會上發言。他的發言在較為係統地迴顧了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的鬥爭曆史後，更側重於總結不同曆史時期黨組織活動的經驗教訓，以利於指導當前和今後的革命鬥爭。
習仲勛在發言中首先講道：曆史最貴真實，知道的不完全不要緊，不知道也不要緊，最有害的是曲解和捏造曆史。黨史是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曆史，如果丟開黨和人民來談曆史，那就失掉了曆史的真實。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隻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不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如果隻強調個人的作用，誇耀個人的功績，這是不合乎真理，或是不完全合乎真理的。
他接著迴顧曆史說：“在大革命時期，陝西的黨和革命運動，都有很大發展。後期，由於沒有在革命的轉折關頭做充分的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使得黨和革命運動受到很大的損失。在陝西黨的另一方麵，又有以劉誌丹、謝子長等同誌為代表，主張黨員到農村去，到兵營去，拿起武器進行鬥爭，曆史證明這一路線是正確的。而坐在洋樓上，隻指揮學生鬥爭，空喊鬥爭，是搞不出什麽名堂的，最後都鬥到監獄裏去了。孤立自己，減弱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和力量。”“大革命之後，革命的星星之火，又逐漸燃遍了整個的陝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燃起了渭華暴動，同年收麥時又燃起了旬邑暴動。前者以兵暴為主配合農暴，由於當時政治上的盲動，軍事上的保守，又不懂得遊擊戰爭，而致失敗。後者以農暴為主，群眾起來燒了衙門，殺了縣長，建立蘇維埃政權。由於當時在政治上沒有及時提出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沒有收繳地主武裝，武裝農民打遊擊，深入農民鬥爭，堅持黨的領導，反而把沒收下的糧食交地主給農民分配，以致當時暴動的領導者許才升同誌就被地主以請客名義暗殺了，這次暴動也失敗了。雖然這兩次暴動都失敗了，但對推動陝甘革命運動，是起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啟示作用。就是說告訴了西北群眾，可以拿起武器反對統治階級，推翻統治者的政權，建立自己的政權，和廣州暴動在全國的意義是一樣的。但革命的火焰，並沒有被統治階級所撲滅，而是熊熊燃燒起來，如一九二九年在渭北成立了災民自救軍(實為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一九三一年成立了陝甘遊擊隊——紅二十六軍前身，一九三二年春的兩當兵變，渭北蘇區的創建，—九三三年陝甘邊新蘇區的建立(照金根據地)，一九三三年秋…後到一九三五年發展到南梁堡，並有計劃地建立一、二、三路根據地，其後南北打通，建立陝甘寧整塊的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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