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在延安將正常的整風審幹變成了“搶救失足者”運動，致使綏德師範運動偏離了正確方向，在學生中一時出現了“假坦白”現象，形成草木皆兵和人人自危的混亂局麵。在數百名十幾歲的學生中也搞起了“搶救運動”，不讓學生迴家，學生家長很有意見，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對此，習仲勛極為重視，親自過問案件的審理，找學生黨員代表談話了解情況，深入調查研究。有時綏師開大會，習仲勛也親臨指導。齊心作為學生代表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出席會議。在接觸中，習仲勛對這位積極向上、工作幹練的青年有了較多了解。齊心也從校領導和楊濱老師的談話中，逐漸知道了習仲勛的革命經曆，了解到他是一位在幹部群眾中享有威望，深受黨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領導器重的年輕領導幹部。一次，習仲勛在自己辦公的窯洞裏約綏師幾位學生黨員代表談話。當齊心匯報了綏師的混亂局麵時，習仲勛提醒說，你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如果照這樣下去，連自己也會被懷疑。你們要實事求是地做學生思想工作，協助黨組織扭轉混亂局麵。齊心仔細聽著習仲勛深入淺出、言簡意賅的談話，困惑苦悶的心情頓時豁然開朗。她眼望窯洞牆上掛的毛主席為之題寫的“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八個大字，對習仲勛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習仲勛親自領導綏師防奸運動，經過半年時間的調查研究和實踐檢驗，他毅然宣布“所有加在師生頭上的不實之詞一律撤銷，予以平反”。一九四四年初，西北局從延安調來一位名叫布魯的同誌擔任綏德分區保安處副處長，他是習仲勛在關中分區任書記時就熟悉的老同誌，被稱為“紅色福爾摩斯”。習仲勛決定派布魯調查核實發生在綏師的“黑頭帖子”和“打石頭”問題。布魯經過一個月調查了解，很快弄清兩起事件都是學校教師楊典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自己搞的假案，從而澄清了事實，消除了不良影響，使綏德師範教學秩序轉入正常。
齊心曾迴憶說，綏德分區是一九四〇年才解放的新區，因長期受國民黨反動軍閥何紹南的統治，留下了不少反共遺毒。抗戰初期，綏德師範又受黨內機會主義錯誤的幹擾，學生中對國共兩黨認識不清，反動宣傳造成的影響也未完全消除，經過整風審幹運動才徹底肅清了反動流毒，排除了右的和“左”的幹擾，貫徹了邊區政府的教育方針，學生樹立了良好的學習風氣，使綏師成為陝甘寧邊區培養幹部的學校。有過這段經曆的綏師同學，都會自然地迴憶起整風前後綏師發生的根本變化，以及習仲勛和綏德地委採取有力措施糾正編差，領導運動健康發展的曆史。
齊心也正是在一場親耳所聞、親眼所見、親身經曆的運動實踐中，一步步地走近了習仲勛。
為了安定民心，習仲勛和地委決定讓綏師黨組織把分散在各縣的學生家長請到學校來，同自己的孩子一起住幾天，讓他們親眼看到學生們正常地生活和學習，從而相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
習仲勛認真總結了綏師運動的經驗，並積極穩妥地指導了全區的整風審幹工作。當時，地委隻辦了一個幹部整風學習班，習仲勛在幹部大會上作動員報告時，提出大家要正確對待審查，不要說假話，否則就會起到特務所起不到的破壞作用。在討論一位受家族問題株連而被懷疑的幹部時，他說，她的家裏人出了漢奸，她革命有什麽不好呢?
習仲勛數十年前說過的許多話，齊心談起來時還感到猶如警鍾在耳，時常迴響。她迴憶說：習仲勛常講，什麽是共產黨員的黨性?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習仲勛在堅持實事求是的黨性原則下，保護了大批外來的知識分子幹部。在整風班，複查平反了“假坦白”的人，隻短期掛了一位幹部，不久也被黨中央平反。我親身參加過地委召開的擴大積極分子會議，聽了習仲勛給西北局發電報要求製止逼供信錯誤等正確建議的傳達，更令我對他崇敬不已。
這時，習仲勛和齊心在工作中，互相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們之間的感情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齊心迴憶這一經曆時說，我和仲勛的戀愛，主要是通過書信表達的。早在綏師開展防奸運動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寫的信。他開始談的都是工作，後來的信中談到他是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最年輕的一個，來信還談到今後他可能去延安學習等等。一開始我覺得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因為從未有人這樣信任和關注我。我感到很榮幸，但也隱隱約約感到我們之間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誌關係。於是我就迴了一封信，問他說：“你為什麽老給我寫信?”沒想到他竟覆信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解決好。”此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這是讓我考慮我們的婚姻問題了……他這種真情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
習仲勛為了進一步了解齊心，還特地要齊心寫了一份自傳給他。齊心說自己正如姐姐齊雲送她到抗大介紹時所說“我妹妹是一張白紙，染成什麽顏色就是什麽顏色”。所以自傳寫得十分簡單。這時，得知此事的抗大總校副校長兼教育長何長工也寫信給習仲勛介紹了齊心本人及家庭情況，信中特別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長大的，我認識她的姐姐，見過她的父親……”
這年冬天，在綏師蹲點的地委宣傳部長李華生和校黨總支書記宋養初作為介紹人，積極撮合他們的婚姻大事。習仲勛選擇終身伴侶竟像選配幹部、處理工作一樣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他特別看重齊心在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場上受過鍛鍊這一經曆。當他看到齊心自傳中寫有自己為了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兩次從家中偷偷跑出，又被父親追了迴去時，不由得笑了，說，我年輕時也和你一樣。
經過近一年的接觸和了解，習仲勛和齊心雖然處於不同的工作崗位，但兩顆愛慕的心在一步一步地靠近，感情在一步一步地加深，後經西北局批準，終於結成伴侶。
這天上午，在綏德的黨政軍的大多數領導同誌都蒞臨習仲勛、齊心婚禮，向他們表示祝賀。抗大總校副校長何長工、政治委員李井泉、綏德警備司令兼獨一旅旅長王尚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綏德專員袁任遠、地委副書記白治民等熱情為兩位新人祝福!在大家的祝賀和談笑聲中，幾位領導和習仲勛、齊心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個樸素而又莊重的婚禮。
婚後，習仲勛平靜地對妻子說：“從此以後，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們不能陷在小圈子裏。”革命夫妻的心是相通的，齊心對丈夫的這一番衷言深有同感。
是年夏，齊心從綏師畢業，即去了農村做基層工作，由此開始了他們很長時間離多聚少的家庭生活。不多的鴻雁傳書連接他們的感情。齊心先是在綏德地委和縣委確定的重點鄉——沙灘坪區第一鄉當鄉政府文書，後來又在義合區擔任區委副書記、延安北關區委副書記。她經常以一個鄉或村為單位進行重點調研，總結經驗給報社投稿，成為《群眾日報》的特約通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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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親自領導綏師防奸運動，經過半年時間的調查研究和實踐檢驗，他毅然宣布“所有加在師生頭上的不實之詞一律撤銷，予以平反”。一九四四年初，西北局從延安調來一位名叫布魯的同誌擔任綏德分區保安處副處長，他是習仲勛在關中分區任書記時就熟悉的老同誌，被稱為“紅色福爾摩斯”。習仲勛決定派布魯調查核實發生在綏師的“黑頭帖子”和“打石頭”問題。布魯經過一個月調查了解，很快弄清兩起事件都是學校教師楊典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自己搞的假案，從而澄清了事實，消除了不良影響，使綏德師範教學秩序轉入正常。
齊心曾迴憶說，綏德分區是一九四〇年才解放的新區，因長期受國民黨反動軍閥何紹南的統治，留下了不少反共遺毒。抗戰初期，綏德師範又受黨內機會主義錯誤的幹擾，學生中對國共兩黨認識不清，反動宣傳造成的影響也未完全消除，經過整風審幹運動才徹底肅清了反動流毒，排除了右的和“左”的幹擾，貫徹了邊區政府的教育方針，學生樹立了良好的學習風氣，使綏師成為陝甘寧邊區培養幹部的學校。有過這段經曆的綏師同學，都會自然地迴憶起整風前後綏師發生的根本變化，以及習仲勛和綏德地委採取有力措施糾正編差，領導運動健康發展的曆史。
齊心也正是在一場親耳所聞、親眼所見、親身經曆的運動實踐中，一步步地走近了習仲勛。
為了安定民心，習仲勛和地委決定讓綏師黨組織把分散在各縣的學生家長請到學校來，同自己的孩子一起住幾天，讓他們親眼看到學生們正常地生活和學習，從而相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
習仲勛認真總結了綏師運動的經驗，並積極穩妥地指導了全區的整風審幹工作。當時，地委隻辦了一個幹部整風學習班，習仲勛在幹部大會上作動員報告時，提出大家要正確對待審查，不要說假話，否則就會起到特務所起不到的破壞作用。在討論一位受家族問題株連而被懷疑的幹部時，他說，她的家裏人出了漢奸，她革命有什麽不好呢?
習仲勛數十年前說過的許多話，齊心談起來時還感到猶如警鍾在耳，時常迴響。她迴憶說：習仲勛常講，什麽是共產黨員的黨性?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習仲勛在堅持實事求是的黨性原則下，保護了大批外來的知識分子幹部。在整風班，複查平反了“假坦白”的人，隻短期掛了一位幹部，不久也被黨中央平反。我親身參加過地委召開的擴大積極分子會議，聽了習仲勛給西北局發電報要求製止逼供信錯誤等正確建議的傳達，更令我對他崇敬不已。
這時，習仲勛和齊心在工作中，互相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們之間的感情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齊心迴憶這一經曆時說，我和仲勛的戀愛，主要是通過書信表達的。早在綏師開展防奸運動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寫的信。他開始談的都是工作，後來的信中談到他是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最年輕的一個，來信還談到今後他可能去延安學習等等。一開始我覺得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因為從未有人這樣信任和關注我。我感到很榮幸，但也隱隱約約感到我們之間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誌關係。於是我就迴了一封信，問他說：“你為什麽老給我寫信?”沒想到他竟覆信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解決好。”此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這是讓我考慮我們的婚姻問題了……他這種真情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
習仲勛為了進一步了解齊心，還特地要齊心寫了一份自傳給他。齊心說自己正如姐姐齊雲送她到抗大介紹時所說“我妹妹是一張白紙，染成什麽顏色就是什麽顏色”。所以自傳寫得十分簡單。這時，得知此事的抗大總校副校長兼教育長何長工也寫信給習仲勛介紹了齊心本人及家庭情況，信中特別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長大的，我認識她的姐姐，見過她的父親……”
這年冬天，在綏師蹲點的地委宣傳部長李華生和校黨總支書記宋養初作為介紹人，積極撮合他們的婚姻大事。習仲勛選擇終身伴侶竟像選配幹部、處理工作一樣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他特別看重齊心在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場上受過鍛鍊這一經曆。當他看到齊心自傳中寫有自己為了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兩次從家中偷偷跑出，又被父親追了迴去時，不由得笑了，說，我年輕時也和你一樣。
經過近一年的接觸和了解，習仲勛和齊心雖然處於不同的工作崗位，但兩顆愛慕的心在一步一步地靠近，感情在一步一步地加深，後經西北局批準，終於結成伴侶。
這天上午，在綏德的黨政軍的大多數領導同誌都蒞臨習仲勛、齊心婚禮，向他們表示祝賀。抗大總校副校長何長工、政治委員李井泉、綏德警備司令兼獨一旅旅長王尚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綏德專員袁任遠、地委副書記白治民等熱情為兩位新人祝福!在大家的祝賀和談笑聲中，幾位領導和習仲勛、齊心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個樸素而又莊重的婚禮。
婚後，習仲勛平靜地對妻子說：“從此以後，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們不能陷在小圈子裏。”革命夫妻的心是相通的，齊心對丈夫的這一番衷言深有同感。
是年夏，齊心從綏師畢業，即去了農村做基層工作，由此開始了他們很長時間離多聚少的家庭生活。不多的鴻雁傳書連接他們的感情。齊心先是在綏德地委和縣委確定的重點鄉——沙灘坪區第一鄉當鄉政府文書，後來又在義合區擔任區委副書記、延安北關區委副書記。她經常以一個鄉或村為單位進行重點調研，總結經驗給報社投稿，成為《群眾日報》的特約通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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