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習仲勛在迴憶毛澤東締造抗日民主根據地鬥爭曆史時，曾這樣闡述關中特委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
“根據中央九月會議精神，對於每一個人，每一個派別，每一個社會團體，每一支武裝隊伍，都根據他們的不同情況，在抗日救國的總方針下，同他們接洽、協商、談判，以訂立各種地方的、局部的、暫時的或長久的，成文的或口頭的協議。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一些單位，建立起各種不同程度的統一戰線關係。有個國民黨的縣長同我們有老關係，我們也同他建立了聯繫。在四個縣的保安團中，除了一股頑固的地主武裝反對我們以外，其餘的都我們建立了統一戰線關係，向我們提供了許多情報和槍枝彈藥。”
習仲勛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合作後，黨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陝甘寧邊區的鞏固和建設。首先糾正了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領導權拱手讓給蔣介石的錯誤，克服了當時邊區黨委的某些領導人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採取的機會主義立場，粉碎了國民黨的摩擦、蠶食等破壞陰謀，使根據地日益鞏固。同時還開展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麵的建設，使陝甘寧邊區成為全國的模範抗日民主根據地，由此成為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又成為奪取全國勝利的出發點。延安成為革命的大本營和聞名中外的革命聖地。”
●羅邁的到來
在恢複關中蘇區的艱難困苦的日子裏，習仲勛的生活中出現了兩件事，給他帶了精神的愉悅和心理上的慰藉。
一九三六年十月，他的長女在黨中央駐地的保安縣馬錫五家中的一孔窯洞內出生。一個多月後，這個嬰兒在黨的地下交通員的背簍中穿過層層封鎖線，來到父親身邊。初為人夫的習仲勛在繁忙的公務之餘常常抱起繈褓中的女兒，目光中飽含著深情和慈愛。此時正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步實現，置身於民族解決戰爭之中的習仲勛，寓意深遠地給女兒取名“和平”，把人間一個美好的希冀寄託於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另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習仲勛在關關中特委駐地的淳耀縣桃渠河，迎來了一位堪稱“誠摯熱情，誨人不倦的良師益友”，大家親切地稱他“羅邁同誌”。
羅邁，即李維漢，湖南省上沙人。五四運動前即於毛澤東等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一九二二年六月與周恩來等共同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中共四屆中央執委、五屆中央政治委員、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四年參加長征，任軍委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到達陝北後，曆任中共中央群眾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黨校校長，中央城工部部長等職。一九四八年底任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次任期達十七年之久，在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上成就卓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第二、三、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八四年八年在北京逝世。【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李維漢赴關中特區，是他擔任新成立的陝甘省委書記之後受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的囑託而來的。此間，習仲勛得知陝甘省委即將成立，曾請求中央指示新的省委對關中特委實施直接領導。據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洛浦致周恩來、博古電稱：“關中特委習仲勛要求指示，望省委急速與之發生直接關係。最近他們派了交通員來中央。在陝西省委未接收前，他們為新成立的陝甘省委指揮。”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大會，正式決定成立中央陝甘省委，李維漢為書記，張邦英、習仲勛等十三人為委員，以加強關中特委的領導力量，發動西安四周農村的群眾，並把他們武裝起來。如內戰再起，即利用機會把蘇區向南退進。為此，一月三日中央特別電示彭德懷、任弼時等人：“關中區劃歸陝甘省委管轄。陝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還原、西峰、正寧、環縣發展，與關中地區發生關係。”同日，張聞天又致電周恩來、博古：“中央決定組織陝甘省(委)，以羅邁為書記(他明日動身)，並決定經陝甘省到關中，加強關中特委的領導。請從關中動員一百個以上的革命學生，給他們分配群眾工作。渭北各縣群眾運動的開展，對配合西安方麵有極大的意義。但決不應減弱陝甘省委對關中及渭北各縣工作的注意。”
李維漢在關中特委工作了近兩個月時間，直至三月中旬決定陝甘省委結束才離開。當時，他剛過不惑之年。在這裏他以嚴謹求實的革命精神和豐富的經驗指導了關中特委工作。他身體力行，言行身教，給關中特區的同誌留下了深刻印象。習仲勛每當麵對這位年長自己十七歲、身材魁梧、麵額寬闊的忠厚長者時，一種發自你內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李維漢在關中期間，習仲勛多次主持特委開會匯報、交流、討論關中以及周圍地區的政治軍事形勢和統一戰線工作。在李維漢的具體指導下，特委對關中地區的許多重要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特委開會討論認為，關中環境在西安事變後起了根本變化，以前的遊擊戰爭環境結束了，而變為國內的平的局麵。關中地區黨的工作的總方針應當是：(一)擴大統一戰線工作，為和平而鬥爭。(二)把剛從遊擊戰中跳出來的蘇區變成鞏固抗日根據地。特委還認為，關中黨組織在新的環境下，不但要提出新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而在新的策略和工作方式上都要重新審查與改變。
西安事變雖然得到和平解決，但國內和平的局麵還是很不穩定。為了防止突發事變，習仲勛積極協助李維漢與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政治部一起商定了應付時局變化、將蘇區向南發展的計劃。同時廣泛深入地宣傳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一係列主張，切實解決幹部群眾中存在的思想認識問題。當時許多幹部群眾對釋放蔣介石的做法特別不理解，說：蔣介石十年內戰殺了我們都少黨員，欠下人民多少血債，既然把這個人民公敵抓住了，為什麽不殺還要放?昨天欺壓老百姓的國民黨政權、發動武裝一夜之間就成了友區、友軍?李維漢這些思想反映，利用各種場合耐心細緻地做解釋工作。他說：抓蔣是為人族大計，放蔣也還是為了抗日大局嘛!要將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不放蔣介石，抗日問題咋解決?統一戰線怎麽形成?如果不實現國共合作，不聯合各種力量，包括國民黨的地方政權和武裝共同戰爭，民族解放的大業單靠一個政黨是難以完成的、李維漢入情入理的話語，如春風化雨，使籠罩在關中特區軍民心頭的迷霧逐漸消散。
一天，李維漢見到了正在吃奶的習仲勛的女兒和平，目光頓時為之一亮，人間一種最本能。最純潔、最偉大的父愛在他的心頭湧動。這時他想起了與小和平同齡的兒子及眾多孩子也生活在隨軍轉移的艱苦環境之中。隨之他又考慮到他們的父輩們正在進行的革命鬥爭所麵臨的嚴酷現實，不得不對孩子的健康成長做出妥當的安排。他關切而誠懇地對習仲勛說：要想辦法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撫養。現在我們還處於戰爭中，隨時可能要打仗，要轉移，為了他們的未來，暫時還是離開父母好。習仲勛接受了李維漢的意見，便把女兒送到耀縣楊家河，託付關中特委秘書楊再泉的兄嫂撫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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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央九月會議精神，對於每一個人，每一個派別，每一個社會團體，每一支武裝隊伍，都根據他們的不同情況，在抗日救國的總方針下，同他們接洽、協商、談判，以訂立各種地方的、局部的、暫時的或長久的，成文的或口頭的協議。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一些單位，建立起各種不同程度的統一戰線關係。有個國民黨的縣長同我們有老關係，我們也同他建立了聯繫。在四個縣的保安團中，除了一股頑固的地主武裝反對我們以外，其餘的都我們建立了統一戰線關係，向我們提供了許多情報和槍枝彈藥。”
習仲勛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合作後，黨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陝甘寧邊區的鞏固和建設。首先糾正了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領導權拱手讓給蔣介石的錯誤，克服了當時邊區黨委的某些領導人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採取的機會主義立場，粉碎了國民黨的摩擦、蠶食等破壞陰謀，使根據地日益鞏固。同時還開展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麵的建設，使陝甘寧邊區成為全國的模範抗日民主根據地，由此成為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又成為奪取全國勝利的出發點。延安成為革命的大本營和聞名中外的革命聖地。”
●羅邁的到來
在恢複關中蘇區的艱難困苦的日子裏，習仲勛的生活中出現了兩件事，給他帶了精神的愉悅和心理上的慰藉。
一九三六年十月，他的長女在黨中央駐地的保安縣馬錫五家中的一孔窯洞內出生。一個多月後，這個嬰兒在黨的地下交通員的背簍中穿過層層封鎖線，來到父親身邊。初為人夫的習仲勛在繁忙的公務之餘常常抱起繈褓中的女兒，目光中飽含著深情和慈愛。此時正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步實現，置身於民族解決戰爭之中的習仲勛，寓意深遠地給女兒取名“和平”，把人間一個美好的希冀寄託於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另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習仲勛在關關中特委駐地的淳耀縣桃渠河，迎來了一位堪稱“誠摯熱情，誨人不倦的良師益友”，大家親切地稱他“羅邁同誌”。
羅邁，即李維漢，湖南省上沙人。五四運動前即於毛澤東等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一九二二年六月與周恩來等共同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中共四屆中央執委、五屆中央政治委員、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四年參加長征，任軍委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到達陝北後，曆任中共中央群眾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黨校校長，中央城工部部長等職。一九四八年底任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次任期達十七年之久，在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上成就卓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第二、三、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八四年八年在北京逝世。【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李維漢赴關中特區，是他擔任新成立的陝甘省委書記之後受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的囑託而來的。此間，習仲勛得知陝甘省委即將成立，曾請求中央指示新的省委對關中特委實施直接領導。據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洛浦致周恩來、博古電稱：“關中特委習仲勛要求指示，望省委急速與之發生直接關係。最近他們派了交通員來中央。在陝西省委未接收前，他們為新成立的陝甘省委指揮。”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大會，正式決定成立中央陝甘省委，李維漢為書記，張邦英、習仲勛等十三人為委員，以加強關中特委的領導力量，發動西安四周農村的群眾，並把他們武裝起來。如內戰再起，即利用機會把蘇區向南退進。為此，一月三日中央特別電示彭德懷、任弼時等人：“關中區劃歸陝甘省委管轄。陝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還原、西峰、正寧、環縣發展，與關中地區發生關係。”同日，張聞天又致電周恩來、博古：“中央決定組織陝甘省(委)，以羅邁為書記(他明日動身)，並決定經陝甘省到關中，加強關中特委的領導。請從關中動員一百個以上的革命學生，給他們分配群眾工作。渭北各縣群眾運動的開展，對配合西安方麵有極大的意義。但決不應減弱陝甘省委對關中及渭北各縣工作的注意。”
李維漢在關中特委工作了近兩個月時間，直至三月中旬決定陝甘省委結束才離開。當時，他剛過不惑之年。在這裏他以嚴謹求實的革命精神和豐富的經驗指導了關中特委工作。他身體力行，言行身教，給關中特區的同誌留下了深刻印象。習仲勛每當麵對這位年長自己十七歲、身材魁梧、麵額寬闊的忠厚長者時，一種發自你內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李維漢在關中期間，習仲勛多次主持特委開會匯報、交流、討論關中以及周圍地區的政治軍事形勢和統一戰線工作。在李維漢的具體指導下，特委對關中地區的許多重要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特委開會討論認為，關中環境在西安事變後起了根本變化，以前的遊擊戰爭環境結束了，而變為國內的平的局麵。關中地區黨的工作的總方針應當是：(一)擴大統一戰線工作，為和平而鬥爭。(二)把剛從遊擊戰中跳出來的蘇區變成鞏固抗日根據地。特委還認為，關中黨組織在新的環境下，不但要提出新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而在新的策略和工作方式上都要重新審查與改變。
西安事變雖然得到和平解決，但國內和平的局麵還是很不穩定。為了防止突發事變，習仲勛積極協助李維漢與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政治部一起商定了應付時局變化、將蘇區向南發展的計劃。同時廣泛深入地宣傳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一係列主張，切實解決幹部群眾中存在的思想認識問題。當時許多幹部群眾對釋放蔣介石的做法特別不理解，說：蔣介石十年內戰殺了我們都少黨員，欠下人民多少血債，既然把這個人民公敵抓住了，為什麽不殺還要放?昨天欺壓老百姓的國民黨政權、發動武裝一夜之間就成了友區、友軍?李維漢這些思想反映，利用各種場合耐心細緻地做解釋工作。他說：抓蔣是為人族大計，放蔣也還是為了抗日大局嘛!要將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不放蔣介石，抗日問題咋解決?統一戰線怎麽形成?如果不實現國共合作，不聯合各種力量，包括國民黨的地方政權和武裝共同戰爭，民族解放的大業單靠一個政黨是難以完成的、李維漢入情入理的話語，如春風化雨，使籠罩在關中特區軍民心頭的迷霧逐漸消散。
一天，李維漢見到了正在吃奶的習仲勛的女兒和平，目光頓時為之一亮，人間一種最本能。最純潔、最偉大的父愛在他的心頭湧動。這時他想起了與小和平同齡的兒子及眾多孩子也生活在隨軍轉移的艱苦環境之中。隨之他又考慮到他們的父輩們正在進行的革命鬥爭所麵臨的嚴酷現實，不得不對孩子的健康成長做出妥當的安排。他關切而誠懇地對習仲勛說：要想辦法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撫養。現在我們還處於戰爭中，隨時可能要打仗，要轉移，為了他們的未來，暫時還是離開父母好。習仲勛接受了李維漢的意見，便把女兒送到耀縣楊家河，託付關中特委秘書楊再泉的兄嫂撫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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