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的一天，習仲勛去河連灣向省委匯報工作。中共陝甘寧省委書記李富春正式同他談話說，中央決定他迴保安縣(今誌丹縣，時黨中央已由瓦窯堡移駐這裏)，另外分配工作。習仲勛接受任務後迴到縣委交代工作，便離開了兩個多月的縣委書記工作崗位，匆匆啟程返迴陝北。
習仲勛此次工作的變動，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認為對這批錯誤肅反出獄的幹部存在使用不公的問題。時任中央組織部的李維漢在晚年寫的迴憶錄中曾記述了這一曆史真相：
“由於‘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著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工作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當時中央決定對釋放幹部的工作分配是，地方幹部由陝北省委負責，軍隊幹部由軍委負責。我對陝甘寧幹部一個也不認識，但我出席了省委會議，所以對地方幹部不大合理分配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習仲勛就此事評贊李維漢說：“羅邁自我批評精神好得很。他到陝北去就一直講‘那陣我不了解情況，聽他們的意見多了，特別是對習仲勛同誌不公道，派他到哪裏去作縣委書記’。羅邁就是李維漢嘛!
●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
當習仲勛隨軍西進隴東之時，國民黨東北軍於六月中旬以左、中、右三路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推進。據此，黨中央、毛澤東決定：“估計到瓦窯堡遲早必失，我軍決心搬空瓦市，準備作戰。”“中央此次準備遷移與抗戰，並不改變利用目前新安事變，加速進行西北大聯合的根本大計。”“中央遷都是為著直接領導和鞏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據地，是為著更便利於發展東西的遊擊戰爭，是為著更易於爭取東北軍，準備著新的迴攻。”六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軍高雙成部乘虛襲擊瓦窯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中共中央黨政軍機關安全撤出，七月中旬到達保安縣。保安由此成為黨中央長徵到達陝北後有一個立足地。
環縣距保安不過三百華裏，但是由於 高山阻隔，溝壑縱橫，習仲勛返迴保安還是饒了不少彎路，費了許多時日。當他一迴到保安，即意外地得到一個通知，中央決定他參加近日將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會議於九月十五日在保安城一孔土窯洞內召開，十七日結束，共開了三天。這次會議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同時嚴重威脅著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統治地位，國民黨當局幾乎無路可退可尋，開始考慮大幅度調整對日政策;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方針也相應有大的轉變，從而完成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過程的形勢下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張聞天主持，並作報告和迴憶總結。毛澤東、周恩來和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員及有關方麵負責人出席會議。習仲勛記得當時隻有他和陝北省委書記郭洪濤兩個地方幹部列席了會議。據會議記錄記載，列席會議的還有剛剛由關中地區迴到中央的關中臨時特委書記汪峰。
這是習仲勛平生第一次參加中央會議，因而他的心情即為興奮和激動。毛澤東看到剛剛二十出頭、年輕英俊的習仲勛來到會場，高興的拉住他的手，親切地叫著他的名字：習仲勛，習仲勛。
使習仲勛終身難以難忘的是，在這裏見到了眾多仰慕已久的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領。他曾迴憶：“記得那次參加會議的又李克農、葉劍英、羅瑞卿、林老，還有博古，博古弄了許多書。”
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主題使討論目前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出三次長篇發言，著重闡名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問題。毛澤東分析了客觀形勢的變化，強調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隻有共產黨有力量來領導，但是這樣的領導還是要爭取”。習仲勛仔細聆聽毛澤東的講話，反覆思考和迴味著每一句話的含義。他尤其對毛澤東批評中央蘇區在組織問題上的宗派主義錯誤問題是的神態和話語留下深刻記憶。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次談話時說：“毛主席在這次會議上嚴肅指出，對羅明路線，對蕭勁光等人的處理是錯誤的;不讓瞿秋白隨軍長征也是部隊的。什麽叫羅明路線?凡是遊擊區都是羅明路線，是部分土地嘛!不分配土地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中心區就沒有羅明主義?”
習仲勛還是對張聞天作的《目前政治形勢與一年來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關於聯蔣抗日的發言感觸頗深，引發了他對曆史和現實問題的許多思考。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另一位革命長者、後長期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林伯渠入情入理的發言和平易寬厚的風範使他受益匪淺。五十年後，在紀念林伯渠百年誕辰時，習仲勛撰寫了《革命長著和良師益友》的文章，深情迴憶這段久遠的往事：
“林老經常說，一個領導者要有團結人的廣闊胸懷。他就是這樣的好榜樣。一九三六年九月，林老和我都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林老在發言中完全贊同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國共合作’，將建立‘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以便團結全國各黨各派各個階層共同抗日。對犯錯誤的同誌，林老的態度是嚴肅的，又是親切的。他沒有斥責他們，而是著重指出，這是過去的錯誤。我們要從中吸取深刻的教訓。我們黨要講求團結，才能克服困難，才能奪取抗日抗日戰爭的勝利。毛澤東同誌稱讚林老的講話是顧大局的，會議的氣氛一下子暖和了。犯錯的同誌感受到黨和同誌的信任，激勵了他們在中華民族偉大解放事業中改正自己錯誤的決心。”
中央決定讓習仲勛參加政治局會議，在當時看來時“破格”的，但是它反映了中央領導人對青年幹部的悉心培養和高瞻遠署。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中央已經考慮到讓習仲勛擔負更重要的工作責任。
首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習仲勛思想認識的提高和精神鼓舞是很大的，以致在他數十年的革命征程中發著重要影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紅日照亮了陝北高原》的文章，記述了這段難忘的經曆：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形勢發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澤東在保安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吸收了兩個地方幹部參加，我是其中之一。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毛澤東一見到我，便親切地叫著名字，同我握手。這次會議，主要討論《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爭取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反對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在中心區和邊沿區、遊擊區，因情況不同，工作方針和任務也應有所不同。他還是批評了王明路線的宗派主義，指出不應當把項英等在南方，因為他們同當地群眾沒有多大聯繫，留下他們，勢必害了他們。參加這次會議，我收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線教育，進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論、原則的實行，都必須同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教條主義之所以錯誤，就因為他們不問實際情況，完全從本本出發，生搬硬套;政治路線錯了，組織路線也自然是錯誤，政治上搞‘左’傾機會主義，自然在組織上搞宗派主義。同時思想也明確了必須根據形勢的發展，積極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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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此次工作的變動，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認為對這批錯誤肅反出獄的幹部存在使用不公的問題。時任中央組織部的李維漢在晚年寫的迴憶錄中曾記述了這一曆史真相：
“由於‘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著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工作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當時中央決定對釋放幹部的工作分配是，地方幹部由陝北省委負責，軍隊幹部由軍委負責。我對陝甘寧幹部一個也不認識，但我出席了省委會議，所以對地方幹部不大合理分配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習仲勛就此事評贊李維漢說：“羅邁自我批評精神好得很。他到陝北去就一直講‘那陣我不了解情況，聽他們的意見多了，特別是對習仲勛同誌不公道，派他到哪裏去作縣委書記’。羅邁就是李維漢嘛!
●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
當習仲勛隨軍西進隴東之時，國民黨東北軍於六月中旬以左、中、右三路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推進。據此，黨中央、毛澤東決定：“估計到瓦窯堡遲早必失，我軍決心搬空瓦市，準備作戰。”“中央此次準備遷移與抗戰，並不改變利用目前新安事變，加速進行西北大聯合的根本大計。”“中央遷都是為著直接領導和鞏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據地，是為著更便利於發展東西的遊擊戰爭，是為著更易於爭取東北軍，準備著新的迴攻。”六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軍高雙成部乘虛襲擊瓦窯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中共中央黨政軍機關安全撤出，七月中旬到達保安縣。保安由此成為黨中央長徵到達陝北後有一個立足地。
環縣距保安不過三百華裏，但是由於 高山阻隔，溝壑縱橫，習仲勛返迴保安還是饒了不少彎路，費了許多時日。當他一迴到保安，即意外地得到一個通知，中央決定他參加近日將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會議於九月十五日在保安城一孔土窯洞內召開，十七日結束，共開了三天。這次會議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同時嚴重威脅著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統治地位，國民黨當局幾乎無路可退可尋，開始考慮大幅度調整對日政策;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方針也相應有大的轉變，從而完成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過程的形勢下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張聞天主持，並作報告和迴憶總結。毛澤東、周恩來和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員及有關方麵負責人出席會議。習仲勛記得當時隻有他和陝北省委書記郭洪濤兩個地方幹部列席了會議。據會議記錄記載，列席會議的還有剛剛由關中地區迴到中央的關中臨時特委書記汪峰。
這是習仲勛平生第一次參加中央會議，因而他的心情即為興奮和激動。毛澤東看到剛剛二十出頭、年輕英俊的習仲勛來到會場，高興的拉住他的手，親切地叫著他的名字：習仲勛，習仲勛。
使習仲勛終身難以難忘的是，在這裏見到了眾多仰慕已久的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領。他曾迴憶：“記得那次參加會議的又李克農、葉劍英、羅瑞卿、林老，還有博古，博古弄了許多書。”
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主題使討論目前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出三次長篇發言，著重闡名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問題。毛澤東分析了客觀形勢的變化，強調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隻有共產黨有力量來領導，但是這樣的領導還是要爭取”。習仲勛仔細聆聽毛澤東的講話，反覆思考和迴味著每一句話的含義。他尤其對毛澤東批評中央蘇區在組織問題上的宗派主義錯誤問題是的神態和話語留下深刻記憶。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次談話時說：“毛主席在這次會議上嚴肅指出，對羅明路線，對蕭勁光等人的處理是錯誤的;不讓瞿秋白隨軍長征也是部隊的。什麽叫羅明路線?凡是遊擊區都是羅明路線，是部分土地嘛!不分配土地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中心區就沒有羅明主義?”
習仲勛還是對張聞天作的《目前政治形勢與一年來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關於聯蔣抗日的發言感觸頗深，引發了他對曆史和現實問題的許多思考。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另一位革命長者、後長期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林伯渠入情入理的發言和平易寬厚的風範使他受益匪淺。五十年後，在紀念林伯渠百年誕辰時，習仲勛撰寫了《革命長著和良師益友》的文章，深情迴憶這段久遠的往事：
“林老經常說，一個領導者要有團結人的廣闊胸懷。他就是這樣的好榜樣。一九三六年九月，林老和我都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林老在發言中完全贊同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國共合作’，將建立‘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以便團結全國各黨各派各個階層共同抗日。對犯錯誤的同誌，林老的態度是嚴肅的，又是親切的。他沒有斥責他們，而是著重指出，這是過去的錯誤。我們要從中吸取深刻的教訓。我們黨要講求團結，才能克服困難，才能奪取抗日抗日戰爭的勝利。毛澤東同誌稱讚林老的講話是顧大局的，會議的氣氛一下子暖和了。犯錯的同誌感受到黨和同誌的信任，激勵了他們在中華民族偉大解放事業中改正自己錯誤的決心。”
中央決定讓習仲勛參加政治局會議，在當時看來時“破格”的，但是它反映了中央領導人對青年幹部的悉心培養和高瞻遠署。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中央已經考慮到讓習仲勛擔負更重要的工作責任。
首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習仲勛思想認識的提高和精神鼓舞是很大的，以致在他數十年的革命征程中發著重要影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紅日照亮了陝北高原》的文章，記述了這段難忘的經曆：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形勢發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澤東在保安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吸收了兩個地方幹部參加，我是其中之一。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毛澤東一見到我，便親切地叫著名字，同我握手。這次會議，主要討論《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爭取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反對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在中心區和邊沿區、遊擊區，因情況不同，工作方針和任務也應有所不同。他還是批評了王明路線的宗派主義，指出不應當把項英等在南方，因為他們同當地群眾沒有多大聯繫，留下他們，勢必害了他們。參加這次會議，我收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線教育，進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論、原則的實行，都必須同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教條主義之所以錯誤，就因為他們不問實際情況，完全從本本出發，生搬硬套;政治路線錯了，組織路線也自然是錯誤，政治上搞‘左’傾機會主義，自然在組織上搞宗派主義。同時思想也明確了必須根據形勢的發展，積極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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