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武裝是革命之本，所謂槍桿子萬能並不是錯誤的。陝甘邊根據地鬥爭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武裝鬥爭史。隻要槍桿子拿在農民手裏，於紅軍、蘇區結合起來，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後期，以劉誌丹、謝子長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員打入敵人部隊，從事兵運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變，就是為了把起武器進行鬥爭。這些鬥爭雖然都失敗了，卻是我們領悟到軍事運動不同農民運動和建立根據地結合起來，我們就難以存在和堅持下去。我們開始把開展遊擊戰爭於三分(地、糧、財務)五抗(稅、租、債、糧、款)結合起來，把建立革命武裝同開創根據地和建立紅色政權結合起來，在戰略戰術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積小勝為大勝等，使我們取得了主動權，打開局麵。
第三，‘梢林主義’是創造根據地的馬列主義。我們把蘇區叫做‘梢林’，這是從三原、渭北平原碰釘子碰出來的。在敵我力量對比上，我們處於劣勢，出獄敵人四麵包圍之中。在平原上與敵人有利，與我們則是有害。梢林，距敵人統治中心較遠，其統治力量鞭長莫及，有利於革命力量的生長和存在，有理有根據地開拓和發展。雖然少了人口稀少，經濟文化落後，壞境極其艱苦，但是群眾有強烈的土地革命願望。因此我們總是先進行群眾工作;一村一村做調查，一家一戶做工作;此後組織武裝，開闢蘇區，建立政權。對於根據地根據地的建設，我們不搞孤立主義，在確定中心區的基礎上，以主力紅軍為骨幹，建立多路遊擊區，擴大迴旋餘地，互相唿應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積極和擴大統一起來。
第四，陝甘邊的鬥爭史，是統一戰線的又鬥爭又聯合的曆史。對於同國民黨政權有矛盾的地方武裝，我們總是努力爭取、凡同情傾向革命的狗熱枕相待。一些哥老會頭目、民團團總。保安團。紅槍會，經過我們團結爭取，他們都為革命做了個好多好事。對於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們成為遊擊隊呢?慶陽楊丕勝領導的遊擊隊，開始有些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來一些新的農民成分，就成為遊擊隊了。黃龍山的‘大王’郭寶珊，經過劉誌丹等多方麵的工作，終於把他引上革命道路，從紅軍時代直到解放戰爭時期，立了許多戰功。【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第五，陝甘邊根據地有一個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在長期的革命戰鬥中，湧現出以劉誌丹為代表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的堅強正確，不僅表現在政治上的堅定性，始終不渝的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克服‘左’的右幹擾，經受住挫折和失敗的考驗，在危險的時刻力挽狂瀾，轉危為安;尤其是在與中央中斷聯繫的情況下，不盲目依靠上級指示和抽象教條，善於把黨的正確路線方針和陝甘實際相結合，正確估量敵情我情，按照客觀情況去決定自己的政策，獨立地處理重大問題，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績和獨創，為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做出有益貢獻。毛澤東稱讚劉誌丹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題詞說：‘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萬，要數劉誌丹。’朱德稱劉誌丹為‘紅軍模範’。這並不隻是對劉誌丹本人崇高評價，也是對創造陝甘邊的先烈們，廣大革命戰士以及無數勞苦大眾的英雄鬥爭和他們共同創造的曆史經驗的高度讚揚!”
第08章 兩下關中
●周恩來的叮囑
陝北高原的隆冬，朔風凜冽，寒氣刺骨。但是新年剛剛過後，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間卻泛出絲絲暖意。
中共中央和中共紅軍到達陝北近兩個月的時間，就取得了西北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及時處理了使西北黨組織和紅軍瀕臨絕境的錯誤肅反問題，克服了日漸嚴重的政治危機，一個相對安定和穩固的局麵在根據地出現。
從劫難中走出的習仲勛為之感動到興奮。他沒有計較個人榮辱得失，而是以更堅定的信念和高昂的鬥誌去迎接新的鬥爭考驗。
也正是在這時，中國整個時局發生重大變化。
日本侵略者強占東北三省，又製造了華北事變，策劃並發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野心勃勃地侵略勢力進一步深入到中國內地，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月，在北平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愛國抗日學生運動，並迅速席捲全國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和聲援。為了對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製定與之相應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線的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於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窯堡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瓦窯堡會議是從十年內戰到抗日戰爭的重大轉折時期中共中央所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不失時機的製定了“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民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共產黨在新的曆史時期將要到來之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同時，也為抗日戰爭的全麵發動，做了直接準備。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即決定政治局率紅一方麵東征山西。習仲勛深知，這是中央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作出“在發展中求鞏固”的重大決定。他迴憶說：“陝甘根據地危機克服之後，當時蔣介石仍然堅持共反人民的內戰政策，陝甘一帶，東有晉軍和國民黨中央軍，北有地方軍閥井嶽秀、高桂慈，西有甘肅、寧夏國民黨軍，南有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我們根據第四麵被包圍。敵人侵占根據地的許多縣，地主反攻倒算，群眾遭到殘酷殺戮。國民黨又在這些地方複辟了反動統治，建立保甲製度，實行連環保。”
基於以上原因，毛澤東提出，抗日運動高漲和陝北地貧、人窮、兵員缺的特定環境，不能一般地採取以鞏固求發展，而是要以發展求鞏固。“我們下定決心到山西”，“山西的發展，對陝北有極大幫助”。我們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紮穩打，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東渡黃河的來往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簽署命令，要求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在各路紅軍奉命東征之時，習仲勛得到上級通知，決定派他赴關中特區中作。
關中特區是黨中央初到陝北時決定設立的一個行政區。其實，中央撤銷了陝甘晉省委，又以下寺灣為界把西北蘇區以南劃分為陝甘省，已北劃分為陝北省，並設立了三邊、神府。關中三個地區。關中特區下轄淳耀、赤水、永紅、新正、新寧五縣，以上新設縣治包括了陝甘兩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縣、宜君、正寧、寧縣所屬的部分平原和廣大山區。這裏人口較為稠密，經濟條件、文化教育和群眾生活條件較好。因為地處西北蘇區的最南端，連接以“八百裏秦川”著稱的大關中，離陝西省省會西安僅一百餘華裏，所以關中特區當時被稱譽為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
鑑於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設立關中特區的同時，決定成立中共關中特委。據《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料》記載：“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派賈拓夫等人到達關中，在原中共陝甘邊南區區委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中共關中特委，賈拓夫任書記。關中特委機關駐新正縣(今甘肅省正寧縣)三嘉原的南邑村、下轄淳耀、赤水、永紅和甘肅省境內的新正、新寧等五個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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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梢林主義’是創造根據地的馬列主義。我們把蘇區叫做‘梢林’，這是從三原、渭北平原碰釘子碰出來的。在敵我力量對比上，我們處於劣勢，出獄敵人四麵包圍之中。在平原上與敵人有利，與我們則是有害。梢林，距敵人統治中心較遠，其統治力量鞭長莫及，有利於革命力量的生長和存在，有理有根據地開拓和發展。雖然少了人口稀少，經濟文化落後，壞境極其艱苦，但是群眾有強烈的土地革命願望。因此我們總是先進行群眾工作;一村一村做調查，一家一戶做工作;此後組織武裝，開闢蘇區，建立政權。對於根據地根據地的建設，我們不搞孤立主義，在確定中心區的基礎上，以主力紅軍為骨幹，建立多路遊擊區，擴大迴旋餘地，互相唿應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積極和擴大統一起來。
第四，陝甘邊的鬥爭史，是統一戰線的又鬥爭又聯合的曆史。對於同國民黨政權有矛盾的地方武裝，我們總是努力爭取、凡同情傾向革命的狗熱枕相待。一些哥老會頭目、民團團總。保安團。紅槍會，經過我們團結爭取，他們都為革命做了個好多好事。對於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們成為遊擊隊呢?慶陽楊丕勝領導的遊擊隊，開始有些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來一些新的農民成分，就成為遊擊隊了。黃龍山的‘大王’郭寶珊，經過劉誌丹等多方麵的工作，終於把他引上革命道路，從紅軍時代直到解放戰爭時期，立了許多戰功。【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第五，陝甘邊根據地有一個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在長期的革命戰鬥中，湧現出以劉誌丹為代表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的堅強正確，不僅表現在政治上的堅定性，始終不渝的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克服‘左’的右幹擾，經受住挫折和失敗的考驗，在危險的時刻力挽狂瀾，轉危為安;尤其是在與中央中斷聯繫的情況下，不盲目依靠上級指示和抽象教條，善於把黨的正確路線方針和陝甘實際相結合，正確估量敵情我情，按照客觀情況去決定自己的政策，獨立地處理重大問題，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績和獨創，為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做出有益貢獻。毛澤東稱讚劉誌丹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題詞說：‘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萬，要數劉誌丹。’朱德稱劉誌丹為‘紅軍模範’。這並不隻是對劉誌丹本人崇高評價，也是對創造陝甘邊的先烈們，廣大革命戰士以及無數勞苦大眾的英雄鬥爭和他們共同創造的曆史經驗的高度讚揚!”
第08章 兩下關中
●周恩來的叮囑
陝北高原的隆冬，朔風凜冽，寒氣刺骨。但是新年剛剛過後，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間卻泛出絲絲暖意。
中共中央和中共紅軍到達陝北近兩個月的時間，就取得了西北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及時處理了使西北黨組織和紅軍瀕臨絕境的錯誤肅反問題，克服了日漸嚴重的政治危機，一個相對安定和穩固的局麵在根據地出現。
從劫難中走出的習仲勛為之感動到興奮。他沒有計較個人榮辱得失，而是以更堅定的信念和高昂的鬥誌去迎接新的鬥爭考驗。
也正是在這時，中國整個時局發生重大變化。
日本侵略者強占東北三省，又製造了華北事變，策劃並發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野心勃勃地侵略勢力進一步深入到中國內地，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月，在北平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愛國抗日學生運動，並迅速席捲全國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和聲援。為了對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製定與之相應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線的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於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窯堡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瓦窯堡會議是從十年內戰到抗日戰爭的重大轉折時期中共中央所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不失時機的製定了“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民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共產黨在新的曆史時期將要到來之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同時，也為抗日戰爭的全麵發動，做了直接準備。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即決定政治局率紅一方麵東征山西。習仲勛深知，這是中央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作出“在發展中求鞏固”的重大決定。他迴憶說：“陝甘根據地危機克服之後，當時蔣介石仍然堅持共反人民的內戰政策，陝甘一帶，東有晉軍和國民黨中央軍，北有地方軍閥井嶽秀、高桂慈，西有甘肅、寧夏國民黨軍，南有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我們根據第四麵被包圍。敵人侵占根據地的許多縣，地主反攻倒算，群眾遭到殘酷殺戮。國民黨又在這些地方複辟了反動統治，建立保甲製度，實行連環保。”
基於以上原因，毛澤東提出，抗日運動高漲和陝北地貧、人窮、兵員缺的特定環境，不能一般地採取以鞏固求發展，而是要以發展求鞏固。“我們下定決心到山西”，“山西的發展，對陝北有極大幫助”。我們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紮穩打，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東渡黃河的來往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簽署命令，要求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在各路紅軍奉命東征之時，習仲勛得到上級通知，決定派他赴關中特區中作。
關中特區是黨中央初到陝北時決定設立的一個行政區。其實，中央撤銷了陝甘晉省委，又以下寺灣為界把西北蘇區以南劃分為陝甘省，已北劃分為陝北省，並設立了三邊、神府。關中三個地區。關中特區下轄淳耀、赤水、永紅、新正、新寧五縣，以上新設縣治包括了陝甘兩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縣、宜君、正寧、寧縣所屬的部分平原和廣大山區。這裏人口較為稠密，經濟條件、文化教育和群眾生活條件較好。因為地處西北蘇區的最南端，連接以“八百裏秦川”著稱的大關中，離陝西省省會西安僅一百餘華裏，所以關中特區當時被稱譽為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
鑑於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設立關中特區的同時，決定成立中共關中特委。據《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料》記載：“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派賈拓夫等人到達關中，在原中共陝甘邊南區區委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中共關中特委，賈拓夫任書記。關中特委機關駐新正縣(今甘肅省正寧縣)三嘉原的南邑村、下轄淳耀、赤水、永紅和甘肅省境內的新正、新寧等五個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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