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八日，在前方指揮作戰的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聯名致電張聞天、秦邦憲，請他們詳細考查陝北蘇區肅反中錯誤。指出：“錯鋪有一批人，定係事實。”要求糾正肅反中錯誤。後來，毛澤東又講：“逮捕劉誌丹等同誌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以立刻釋放。”
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澤東、周恩來指揮紅一方麵軍在富縣直羅鎮殲敵一0九師全部，擊斃師長牛元峰，又在追擊中殲敵一0六師一個團，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西北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十一月三十日，作出《關於戴季英、聶洪鈞二同誌在陝甘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處分的決議》。同日，中央組織部召開平反大會，張聞天、秦邦憲、劉少奇和五人“黨務委員會”成員出席會議。會上，宣布以上兩個決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員會宣布，劉誌丹、習仲勛等同誌是無罪的，黨中央予以釋放，並予以分配工作。劉誌丹代表被釋放的同誌講了話。他說：“這次肅反時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誌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一道奮鬥。”
習仲勛看到從蘇區自己的監獄中走出的衣衫襤褸、麵容憔悴的戰友，想起近期根據地發生的種種怪現象，特別是得知昔日在戰火中和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眾多同誌被活埋、被槍殺時，更是憤懣不已。他覺得有滿腹話語要向黨中央傾訴，一時因過分激動和悲憤而說不出話來所有遭受迫害的同誌個個義憤填膺，紛紛要求黨中央嚴肅查處錯誤肅反的主持者，但在聽了劉誌丹的真誠的話語，激憤的情緒平靜了許多。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會後，習仲勛兩次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文中寫道：
“千裏雷聲萬裏閃，在十分危急的關頭，黨中央派出的先遣聯絡員帶來了至高無比高興的喜訊：毛主席來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進入陝甘邊的吳起鎮。他立即向群眾和地方幹部進行調查。當時陝甘邊特委位的龔逢春同誌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匯報了陝北蘇區和紅軍生理發展的情況，有迴報了當時亂搞“肅反”，把劉誌丹等紅二十六軍的幹部抓起來的問題。毛主席馬上下達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幹部全部由中央紅軍處理，並派王首道等同誌去瓦窯堡辦理此事，我們這一百多個幸存者被釋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陝北黨，西北蘇區又出現了團結戰鬥的新局麵。”
“劉誌丹出獄後，根據地軍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劉誌丹被釋放了!’‘陝北根據地有救了!’中央紅軍說：‘要是叫左傾機會主義把這塊根據地毀掉，中央連歇腳的地方也沒有了。’”
習仲勛平反後，即進入董必武任校長的中央黨校學習，並擔任訓練班第三班班主任。其他兩個班主任是成仿吾和馮雪峰。中央黨校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所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窯堡恢複並更名為中共中央黨校。小直射在安定縣第二完小。十二月中央黨校開始招生，根據抗日發展需要，兩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訓練班：第一期主要訓練陝北幹部，幫助他們熟悉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政策，包括富農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過他們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傳達和學習黨中央瓦窯堡會議的決議。次年二月，紅軍東征後，中央黨校暫停招生。
在此期間，習仲勛經介紹參加中共中央在中央黨校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他第一次見到景仰已久的毛澤東，並聆聽了毛澤東做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實繼遵義會議糾正“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之後對“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左”傾政治路線的糾正。它是正確分析民族資產階級兩麵性的重要文獻，糾正了黨內在很長時期把民族資產階級混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錯誤，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以其他中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農大眾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習仲勛對這次會議留下深刻記憶。他說：“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卻正確。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的講話，心裏高興極了。”
習仲勛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首次見到另一位使他“無時無刻不縈繞在腦海之中”曆史偉人——周恩來。在日後的數十年風雨曆程，他經常受到周恩來的關心、教誨和偉大的人格薰陶。習仲勛在《永遠難忘的懷念》一文中，曾深情迴憶初見周恩來的情景：
“中央紅軍到陝北不久，我參加瓦窯堡舉行的一個會議，聽毛澤東同誌的報告。遠遠看見一個人穿著紅軍的黑布棉軍服，胸前飄著長長的鬍子，兩道劍眉下麵是炯炯兩眼，那指揮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肅然起敬。他就是周恩來同誌。那時，他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毛澤東同誌一起，領導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在陝甘寧一帶有不少關於周恩來同誌神話般的傳說。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跡，內心十分仰慕。這次因為聽報告，沒有機會和他接觸。”
陝甘邊蘇區鬥爭過去了半個世紀之後，已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崗位退下來的習仲勛，認真迴顧和思考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時期曆史經驗教訓，並作了客觀科學的分析和理論上的研究。他在《曆史的迴顧》一文中寫道：
“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陝甘邊的黨組織、紅軍戰士和人民群眾，經曆了長期而殘酷的反革命‘圍剿’和來自黨內‘左’、右傾路線幹擾，曆遭險阻，幾經起伏，終於使紅日驅散烏雲，勝利的曙光映紅陝北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蘇維埃的種子傳播到革命形勢比較落後的中國西部，成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失敗後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作出巨大貢獻。
陝甘邊根據地是怎樣堅持下來，它走過的道路是怎樣的呢!
陝甘邊根據地的革命鬥爭，是全國革命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發展的曆史，與全國各個根據地一樣有著共同的發展規律，這就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走井岡山道路。但是由於曆史。地理和社會的具體環境不同，成為它能夠一小到大、由弱到強，克服內外重重困難，戰勝更強大與自己好幾倍的敵人的基本原因和曆史條件。
首先，黨組織把革命鬥爭的重點始終放在農村，貫徹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很堅決。大革命失敗以後，陝西黨組織把主力及時轉移到農村，主張黨員到農村去。先發動了渭南暴動、旬邑暴動、兩當兵變、創造了渭北蘇區、陝甘遊擊隊。紅二十六軍，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陝北蘇區，是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漸燃遍陝北。雖然當時‘左’傾機會主義在黨內統治地位，他們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熱衷於城市鬥爭，主張軍事冒險主義，使陝西黨組織在創建紅軍、開展土改革命、創建根據地鬥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響，帶來曲折和失敗教訓，但是曲折和失敗，從反麵是我們更加堅定了貫徹工農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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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澤東、周恩來指揮紅一方麵軍在富縣直羅鎮殲敵一0九師全部，擊斃師長牛元峰，又在追擊中殲敵一0六師一個團，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西北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十一月三十日，作出《關於戴季英、聶洪鈞二同誌在陝甘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處分的決議》。同日，中央組織部召開平反大會，張聞天、秦邦憲、劉少奇和五人“黨務委員會”成員出席會議。會上，宣布以上兩個決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員會宣布，劉誌丹、習仲勛等同誌是無罪的，黨中央予以釋放，並予以分配工作。劉誌丹代表被釋放的同誌講了話。他說：“這次肅反時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誌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一道奮鬥。”
習仲勛看到從蘇區自己的監獄中走出的衣衫襤褸、麵容憔悴的戰友，想起近期根據地發生的種種怪現象，特別是得知昔日在戰火中和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眾多同誌被活埋、被槍殺時，更是憤懣不已。他覺得有滿腹話語要向黨中央傾訴，一時因過分激動和悲憤而說不出話來所有遭受迫害的同誌個個義憤填膺，紛紛要求黨中央嚴肅查處錯誤肅反的主持者，但在聽了劉誌丹的真誠的話語，激憤的情緒平靜了許多。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會後，習仲勛兩次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文中寫道：
“千裏雷聲萬裏閃，在十分危急的關頭，黨中央派出的先遣聯絡員帶來了至高無比高興的喜訊：毛主席來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進入陝甘邊的吳起鎮。他立即向群眾和地方幹部進行調查。當時陝甘邊特委位的龔逢春同誌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匯報了陝北蘇區和紅軍生理發展的情況，有迴報了當時亂搞“肅反”，把劉誌丹等紅二十六軍的幹部抓起來的問題。毛主席馬上下達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幹部全部由中央紅軍處理，並派王首道等同誌去瓦窯堡辦理此事，我們這一百多個幸存者被釋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陝北黨，西北蘇區又出現了團結戰鬥的新局麵。”
“劉誌丹出獄後，根據地軍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劉誌丹被釋放了!’‘陝北根據地有救了!’中央紅軍說：‘要是叫左傾機會主義把這塊根據地毀掉，中央連歇腳的地方也沒有了。’”
習仲勛平反後，即進入董必武任校長的中央黨校學習，並擔任訓練班第三班班主任。其他兩個班主任是成仿吾和馮雪峰。中央黨校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所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窯堡恢複並更名為中共中央黨校。小直射在安定縣第二完小。十二月中央黨校開始招生，根據抗日發展需要，兩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訓練班：第一期主要訓練陝北幹部，幫助他們熟悉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政策，包括富農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過他們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傳達和學習黨中央瓦窯堡會議的決議。次年二月，紅軍東征後，中央黨校暫停招生。
在此期間，習仲勛經介紹參加中共中央在中央黨校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他第一次見到景仰已久的毛澤東，並聆聽了毛澤東做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實繼遵義會議糾正“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之後對“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左”傾政治路線的糾正。它是正確分析民族資產階級兩麵性的重要文獻，糾正了黨內在很長時期把民族資產階級混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錯誤，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以其他中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農大眾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習仲勛對這次會議留下深刻記憶。他說：“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卻正確。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的講話，心裏高興極了。”
習仲勛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首次見到另一位使他“無時無刻不縈繞在腦海之中”曆史偉人——周恩來。在日後的數十年風雨曆程，他經常受到周恩來的關心、教誨和偉大的人格薰陶。習仲勛在《永遠難忘的懷念》一文中，曾深情迴憶初見周恩來的情景：
“中央紅軍到陝北不久，我參加瓦窯堡舉行的一個會議，聽毛澤東同誌的報告。遠遠看見一個人穿著紅軍的黑布棉軍服，胸前飄著長長的鬍子，兩道劍眉下麵是炯炯兩眼，那指揮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肅然起敬。他就是周恩來同誌。那時，他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毛澤東同誌一起，領導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在陝甘寧一帶有不少關於周恩來同誌神話般的傳說。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跡，內心十分仰慕。這次因為聽報告，沒有機會和他接觸。”
陝甘邊蘇區鬥爭過去了半個世紀之後，已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崗位退下來的習仲勛，認真迴顧和思考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時期曆史經驗教訓，並作了客觀科學的分析和理論上的研究。他在《曆史的迴顧》一文中寫道：
“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陝甘邊的黨組織、紅軍戰士和人民群眾，經曆了長期而殘酷的反革命‘圍剿’和來自黨內‘左’、右傾路線幹擾，曆遭險阻，幾經起伏，終於使紅日驅散烏雲，勝利的曙光映紅陝北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蘇維埃的種子傳播到革命形勢比較落後的中國西部，成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失敗後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作出巨大貢獻。
陝甘邊根據地是怎樣堅持下來，它走過的道路是怎樣的呢!
陝甘邊根據地的革命鬥爭，是全國革命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發展的曆史，與全國各個根據地一樣有著共同的發展規律，這就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走井岡山道路。但是由於曆史。地理和社會的具體環境不同，成為它能夠一小到大、由弱到強，克服內外重重困難，戰勝更強大與自己好幾倍的敵人的基本原因和曆史條件。
首先，黨組織把革命鬥爭的重點始終放在農村，貫徹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很堅決。大革命失敗以後，陝西黨組織把主力及時轉移到農村，主張黨員到農村去。先發動了渭南暴動、旬邑暴動、兩當兵變、創造了渭北蘇區、陝甘遊擊隊。紅二十六軍，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陝北蘇區，是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漸燃遍陝北。雖然當時‘左’傾機會主義在黨內統治地位，他們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熱衷於城市鬥爭，主張軍事冒險主義，使陝西黨組織在創建紅軍、開展土改革命、創建根據地鬥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響，帶來曲折和失敗教訓，但是曲折和失敗，從反麵是我們更加堅定了貫徹工農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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