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和紅四十二師特派員張策一起，按照“先進行群眾工作，建立革命武裝，開展遊擊運動，再開闢根據地，建立工農政權”的方針，帶領遊擊隊掃清了閆家窪子、東華池、南梁堡民團和二將川地主武裝後，“深入到農村挨家挨戶做宣傳工作，發動群眾配合遊擊隊去分牛羊。這樣提高了群眾的覺悟，組織健全了二將川、白馬廟川、南梁堡、豹子川、義正川、五堡川、白馬川等地農民組織。派出吳岱峰、劉約三等去組織保安遊擊隊，王子良整頓合水遊擊隊，吳亞雄去建立安塞遊擊隊，楊丕勝組織義勇軍”。張策談起當時和習仲勛在一起工作的情形是很興奮地說：“我到南梁以後，就在當地群眾中活動，村村開會，逢人演講。習仲勛來後，我們同時在南梁鄭大爺家裏過完春節。經過一春的工作，農民聯合會、赤衛隊、貧農團、僱農會等在南梁為中心的幾條川裏相繼成立。”
隨著群眾武裝的廣泛建立和地方遊擊隊的發展，初步形成主力紅軍、地方遊擊隊、群眾武裝相結合的三位一體的遊擊戰爭武裝體係。到一九三四年春，陝甘邊紅色區域迅速擴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縣、慶陽、合水、寧縣、正寧、旬邑、淳化、耀縣、同官、宜君和中部等十四個縣的大部分地區。
為了統一領導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鞏固後方，支援遊擊戰爭，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紅軍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小河溝四合台村召開群眾大會，再次選舉成立了新的邊區臨時政權組織——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習仲勛當選為革命委員會主席，白天章、賈生秀為副主席。選舉決定了土地、勞動、財政、糧食、軍事、肅反委員。同時組建了政治保衛大隊。
習仲勛這年還不滿二十一歲。
經曆陝甘邊革命鬥爭的人們發出由衷的感嘆：真是來之不易啊!這是毛主席紅色政權理論在西北地區的具體實踐，是以劉誌丹為代表的中共四十二師委員會、陝甘邊特委堅持正確的軍事路線的結果。
習仲勛也以熱情洋溢的文字描述過當時情景：
“一九三三年冬天，紅軍橫掃陝甘邊的反動武裝，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建立起來了。當地小夥子見紅軍迴來了，高興的唱起了信天遊：‘雞娃子叫來狗娃子咬，當年的紅軍哥哥迴來了。’從此，以橋山中段為依託的紅軍遊擊戰爭，以烈火燎原之勢發展了起來。”
至此，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曙光照亮了葫蘆河兩岸。
●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
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在黨內“左”的錯誤嚴重發展、中央革命根據地發生危機、又與上級黨組織完全中斷了聯繫極其困難的形勢下創建和不斷擴大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當蔣介石完成對中央蘇區包圍之時，中共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這次會議把“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推向了頂點。會議仍繼續認定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將決定中國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誰勝的問題”。並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等口號下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打擊政策，“左”傾冒險主義進一步發展，最終導致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的失敗、而不得不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嚴重惡果。中共陝西省委和關中、陝南各地黨組織遭受空前破壞之後，在一段時間內，曾五次成立起陝西臨時省委或其他領導機構，但又屢遭破壞。在這種特殊的形勢下，中共陝甘邊特委獨立擔負起領導蘇區建設和紅二十六軍的責任。它表明劉誌丹、習仲勛等一批邊區黨和紅軍領導人思想政治上的逐步成熟、組織原則上的團結一致和高度自覺。
然而，事物的發展總是充滿著矛盾和鬥爭的。照金蘇區的失守，曾一度使中共陝甘邊區黨的工作和武裝鬥爭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邊區特委書記秦武山在包家寨會後受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派遣赴西安尋找省委恢複關係未果，特委其他成員亦分散在黨政軍組織中活動，很難形成統一健全的領導製度。因而在這段時間內，紅四十二師黨委實際代行陝甘邊特委的職權。隨著南梁根據地的創建和黨的武裝力量的壯大，恢複健全中共陝甘邊特委就顯的特別緊迫。【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曾說過，那時“我們盼上級和中央領導，像盼命一樣，一次派人、二次派人去找中央，元寶就給了不少，但還沒有找到中央和上級領導”。由此可以看出他們渴望與上級取得聯繫和健全黨的統一領導的急切心情。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紅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寨子灣召開會議，恢複和健全了陝甘邊區特委，張秀山任特委書記;同時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劉誌丹任主席。習仲勛繼續擔任特委委員。
七月，中共陝甘邊區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勢與陝甘邊黨的任務》的決議，指出陝甘邊區“已經進入到新紅軍和新蘇區的創造階段”。
七月下旬，習仲勛和劉誌丹、張秀山等陝甘邊領導，在閆家窪子迎來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總指揮部總指揮謝子長、政委郭洪濤、參謀長賀晉年及其率領的陝北遊擊隊和赤衛隊。閆家窪子是陝甘邊區紅軍重要的落腳地，位於白馬廟川、玉皇廟川、荔園堡川的三岔路口，離荔園堡僅三四裏地之距，當時在紅軍曾流傳說：陝甘邊區紅軍武裝“上上上下下下，上下不離閆家窪子”。
劉誌丹、習仲勛與謝子長是在陝甘遊擊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前後分手的，這次老戰友在自己的根據地久別重逢，敘舊言歡，更是激動不已。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革命委員會專門召開歡迎大會，殺豬宰羊，慰勞遠道而來的兄弟部隊。他們還邀請了陝北遊擊隊參觀了陝甘邊區紅軍軍政幹部學校，介紹民主建設和部隊管理經驗，進行軍事技術戰術演習等。陝北遊擊隊也介紹了自己開展土地革命鬥爭和群眾工作情況，派人慰問看望陝甘邊傷病員，體現了兄弟部隊之間的團結和友誼。
月底，陝甘邊區與陝北黨政軍領導人在閆家窪子召開聯席會議。紅二十六軍連以上和陝北遊擊隊支隊長以上幹部三十多人參加會議，習仲勛“是主席團成員之一”。
會議總結討論紅四十二師和陝甘邊根據地工作和任務的同時，決定紅四十二師政委高崗去上海臨時中央局受訓，由謝子長兼紅四十二師政委;紅三團隨謝子長由南梁地區出發北上，與陝北遊擊隊協同作戰，進一步推動陝北遊擊鬥爭發展。聯席會議上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央駐北方代表通過陝北特委轉交陝甘邊區的兩封指示信。這兩封信指責紅二十六軍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梢山主義”、“槍桿子萬能”、“濃厚的土匪色彩”等等。習仲勛於劉誌丹針對上述觀點作了必要的說理和申辯。劉誌丹說：有梢山主義不錯呀!沒有梢山主義就不行。誰不願意在一個大平原建立一個根據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國民黨不讓我們這樣幹，要存在實行梢山主義。誰說不能以南梁堡、二將川、豹子川為中心去開展新的進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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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群眾武裝的廣泛建立和地方遊擊隊的發展，初步形成主力紅軍、地方遊擊隊、群眾武裝相結合的三位一體的遊擊戰爭武裝體係。到一九三四年春，陝甘邊紅色區域迅速擴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縣、慶陽、合水、寧縣、正寧、旬邑、淳化、耀縣、同官、宜君和中部等十四個縣的大部分地區。
為了統一領導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鞏固後方，支援遊擊戰爭，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紅軍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小河溝四合台村召開群眾大會，再次選舉成立了新的邊區臨時政權組織——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習仲勛當選為革命委員會主席，白天章、賈生秀為副主席。選舉決定了土地、勞動、財政、糧食、軍事、肅反委員。同時組建了政治保衛大隊。
習仲勛這年還不滿二十一歲。
經曆陝甘邊革命鬥爭的人們發出由衷的感嘆：真是來之不易啊!這是毛主席紅色政權理論在西北地區的具體實踐，是以劉誌丹為代表的中共四十二師委員會、陝甘邊特委堅持正確的軍事路線的結果。
習仲勛也以熱情洋溢的文字描述過當時情景：
“一九三三年冬天，紅軍橫掃陝甘邊的反動武裝，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建立起來了。當地小夥子見紅軍迴來了，高興的唱起了信天遊：‘雞娃子叫來狗娃子咬，當年的紅軍哥哥迴來了。’從此，以橋山中段為依託的紅軍遊擊戰爭，以烈火燎原之勢發展了起來。”
至此，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曙光照亮了葫蘆河兩岸。
●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
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在黨內“左”的錯誤嚴重發展、中央革命根據地發生危機、又與上級黨組織完全中斷了聯繫極其困難的形勢下創建和不斷擴大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當蔣介石完成對中央蘇區包圍之時，中共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這次會議把“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推向了頂點。會議仍繼續認定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將決定中國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誰勝的問題”。並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等口號下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打擊政策，“左”傾冒險主義進一步發展，最終導致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的失敗、而不得不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嚴重惡果。中共陝西省委和關中、陝南各地黨組織遭受空前破壞之後，在一段時間內，曾五次成立起陝西臨時省委或其他領導機構，但又屢遭破壞。在這種特殊的形勢下，中共陝甘邊特委獨立擔負起領導蘇區建設和紅二十六軍的責任。它表明劉誌丹、習仲勛等一批邊區黨和紅軍領導人思想政治上的逐步成熟、組織原則上的團結一致和高度自覺。
然而，事物的發展總是充滿著矛盾和鬥爭的。照金蘇區的失守，曾一度使中共陝甘邊區黨的工作和武裝鬥爭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邊區特委書記秦武山在包家寨會後受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派遣赴西安尋找省委恢複關係未果，特委其他成員亦分散在黨政軍組織中活動，很難形成統一健全的領導製度。因而在這段時間內，紅四十二師黨委實際代行陝甘邊特委的職權。隨著南梁根據地的創建和黨的武裝力量的壯大，恢複健全中共陝甘邊特委就顯的特別緊迫。【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曾說過，那時“我們盼上級和中央領導，像盼命一樣，一次派人、二次派人去找中央，元寶就給了不少，但還沒有找到中央和上級領導”。由此可以看出他們渴望與上級取得聯繫和健全黨的統一領導的急切心情。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紅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寨子灣召開會議，恢複和健全了陝甘邊區特委，張秀山任特委書記;同時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劉誌丹任主席。習仲勛繼續擔任特委委員。
七月，中共陝甘邊區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勢與陝甘邊黨的任務》的決議，指出陝甘邊區“已經進入到新紅軍和新蘇區的創造階段”。
七月下旬，習仲勛和劉誌丹、張秀山等陝甘邊領導，在閆家窪子迎來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總指揮部總指揮謝子長、政委郭洪濤、參謀長賀晉年及其率領的陝北遊擊隊和赤衛隊。閆家窪子是陝甘邊區紅軍重要的落腳地，位於白馬廟川、玉皇廟川、荔園堡川的三岔路口，離荔園堡僅三四裏地之距，當時在紅軍曾流傳說：陝甘邊區紅軍武裝“上上上下下下，上下不離閆家窪子”。
劉誌丹、習仲勛與謝子長是在陝甘遊擊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前後分手的，這次老戰友在自己的根據地久別重逢，敘舊言歡，更是激動不已。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革命委員會專門召開歡迎大會，殺豬宰羊，慰勞遠道而來的兄弟部隊。他們還邀請了陝北遊擊隊參觀了陝甘邊區紅軍軍政幹部學校，介紹民主建設和部隊管理經驗，進行軍事技術戰術演習等。陝北遊擊隊也介紹了自己開展土地革命鬥爭和群眾工作情況，派人慰問看望陝甘邊傷病員，體現了兄弟部隊之間的團結和友誼。
月底，陝甘邊區與陝北黨政軍領導人在閆家窪子召開聯席會議。紅二十六軍連以上和陝北遊擊隊支隊長以上幹部三十多人參加會議，習仲勛“是主席團成員之一”。
會議總結討論紅四十二師和陝甘邊根據地工作和任務的同時，決定紅四十二師政委高崗去上海臨時中央局受訓，由謝子長兼紅四十二師政委;紅三團隨謝子長由南梁地區出發北上，與陝北遊擊隊協同作戰，進一步推動陝北遊擊鬥爭發展。聯席會議上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央駐北方代表通過陝北特委轉交陝甘邊區的兩封指示信。這兩封信指責紅二十六軍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梢山主義”、“槍桿子萬能”、“濃厚的土匪色彩”等等。習仲勛於劉誌丹針對上述觀點作了必要的說理和申辯。劉誌丹說：有梢山主義不錯呀!沒有梢山主義就不行。誰不願意在一個大平原建立一個根據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國民黨不讓我們這樣幹，要存在實行梢山主義。誰說不能以南梁堡、二將川、豹子川為中心去開展新的進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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