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都發生在習仲勛在薛家寨養傷的日子裏。
四月中旬，紅二十六軍在旬邑、寧縣、長武、淳化等國民黨軍防守薄弱的地方連續出擊，結束了外線作戰的任務之後返迴照金。
四月十七日，中共陝甘邊特委、紅二十六軍、遊擊隊總指揮部在照金以東的北梁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如何發展紅二十六軍和擴大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問題。會上以杜衡與劉誌丹各為代表的兩種不同意見展開激烈爭論。杜衡是在國民黨軍隊對紅二十六軍和根據地進行瘋狂“圍剿”時由西安返迴部隊的。他在困難形勢麵前完全喪失了信心。他認為，這裏群眾基礎薄弱，敵人力量大，部隊天天忙於打遊擊，根據地很難擴大。因而主張放棄照金，南下渭南、華縣地區創建根據地。並提出四條理由：渭南、華縣一帶有渭華暴動的影響;黨的工作基礎好，群眾覺悟高;人煙稠密，物產豐富，便於擴大紅軍;紅四方麵軍已進入川北，開闢了川陝革命根據地。紅二十六軍南下可以配合紅四方麵軍和陝南紅二十九軍，切斷隴海鐵路，直接威脅西安等等。以劉誌丹和邊區特委書記金理科為代表的多數同誌，堅決反對紅二十六軍南下，主張堅持以橋山中段為依託，開展遊擊戰爭，鞏固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習仲勛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因為會議在距離薛家寨十裏以外的北梁村舉行，正在養傷的習仲勛起身行走困難，不便出席。但是，他身負陝甘邊區特委軍委主席重責，仍旗幟鮮明地向特委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以後他曾迴憶說：“當時我就認為紅軍不能離開邊區，遠離蘇區有了傷兵都沒有辦法。我雖然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我的意見全告訴了金理科，由他帶到會上。”習仲勛負傷後，繼任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政委的張秀山後來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邊區特委書記金理科等人反對南下，贊成劉誌丹的意見。習仲勛未參加會，但他委託金理科在會上轉達他堅持陝甘邊鬥爭的意見。”
遺憾的是，多數人據理力爭終未能阻止機會主義者的武斷專行。杜衡憑藉其任紅二十六軍政委的權力，在會上粗暴地打斷了劉誌丹的講話，並無理地給劉誌丹等人扣上“一貫右傾”的帽子，硬性通過了紅二十六軍南下渭華的錯誤主張。
病榻上的習仲勛聽到了北梁會議劉誌丹等多數人的正確意見被否定的消息時，感到十分氣憤和茫然。他反覆在想，此舉事關紅二十六軍的前途命運，草率從事，會造成難以彌補的大錯。當然，他還不能從更深層次上認識南下的危害性，也不可能預料到南下的最後失敗。當時隻是擔心紅軍主動離開陝甘邊區，會直接危害到這塊根據地的安全。但是，當會議已作出決定，習仲勛盡管心中焦急不安，疑慮重重，也不好再說出來。
此次聯席會後不久，金理科調迴陝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
六月下旬，紅二十六軍第二團三百餘名官兵由照金北梁揮師南下，當日到達陝西淳化縣桃曲原，殲滅偷襲的國民黨淳化縣保安隊八十餘人。翌日，又行軍一百餘裏抵三原縣二台，與黃子祥領導的渭北遊擊隊會合。渭北遊擊隊的負責同誌力勸紅二團不要冒此風險，盲目南下。但杜衡仍一意孤行，強令紅二團盡快南渡渭河。
以主觀和客觀相脫離，認識和實踐相分裂，用動人的口號、美麗的辭藻掩蓋其隱晦自私的心理和詭譎行為，是機會主義者品格低下的一個共同特徵。實際上，杜衡對部隊南下的艱苦性心裏是清楚的。他在前一天還眉飛色舞地侈談南下的如何正確，如何有利，次日卻從物資供應極端困難的紅二團要了一頭毛驢和一筆現款，以向省委匯報為名脫離了部隊，繞道去了三原。
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南下渭南、華縣、洛南一帶後，很快遭敵重兵圍追堵截，苦戰月餘而終遭失敗。一百餘名紅軍官兵血灑疆場，飲恨南山。待劉誌丹、王世泰等少數幸存者曆盡艱險返迴照金時，已是三個月以後的事情了。
紅二團兵敗南山的消息傳到照金蘇區，酷熱季節的深山猶如突然降了一場暴風雪，給人們的心頭蒙上了陰冷的氣息。
傷病中的習仲勛更是難以接受這一嚴酷的現實，好像未愈的傷口又撒了一把鹽似的，備受煎熬。他為一百餘名紅軍兄弟殞命終南山扼腕長嘆，痛惜不已。他更擔憂劉誌丹等戰友們的行蹤安危，萬分焦慮地思考著日後根據地的鞏固和鬥爭。
與此同時，又從省城西安傳來更為危急的信息，一個大的政治陰雲瞬息間又籠罩在根據地軍民的心頭。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陝西省委負責人在西安東大街福盛樓飯館開會時，被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偵探探知。省委書記袁嶽棟和脫離部隊的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被捕。當晚，袁嶽棟叛變，帶國民黨警特把省委全部文件搜抄而去，次日又在大街上盯梢捕捉共產黨人。不久前還喊著動聽口號的杜衡先是在報紙上發表叛黨公開信，供認他在“廟灣芋園戰鬥後，就動搖了，沒有信心了”。繼而又帶領國民黨軍警到三原城內外和渭北各地瘋狂捕捉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徹底暴露了其卑劣的政治品質。在此之前，省委組織部秘書程建文也被捕叛變，省委交通處和婦委機關遭到破壞。這些叛徒組織起所謂肅反委員會，向各地派遣肅反專員，致使黨、團省委遭到完全破壞，西安和關中、陝南地區的中共組織幾乎破壞殆盡，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人士慘遭殺害。
陝西地區的革命又一次轉入低潮，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遇到了空前危機。
早在紅二團南下失敗之時，陝西省委為了保留這支紅軍隊伍建製，決定將渭北遊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團，任命黃子祥為團長、楊森為政委，並以紅四團為主力，堅持在三原、富平一帶開展遊擊戰爭，擴大根據地。八月，在國民黨軍重兵“圍剿”下，為了保存實力，紅四團撤退到照金根據地。
中共陝西省委被破壞後，陝甘邊特委與上級中斷了聯繫。習仲勛和特委的其他成員一起，在異常艱難的情況下承擔起了獨立領導陝甘邊蘇區鬥爭的重任。習仲勛在迴憶當時的困難情況時曾寫道：
“紅二團失敗後，敵人調動大批兵力，妄圖一舉蕩平陝甘邊根據地，當時我們困難極了。紅二團南下時把地方遊擊隊的幾支槍也調走了，照金遊擊隊隻有四十多個人，槍不滿三十支，子彈也很少。敵人對渭北、照金到處發動進攻，我們失掉了紅軍主力的依靠，無處安身，吃飯也成了問題。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堅定信心，堅持鬥爭，我們的方針是保存力量，以遊擊戰保衛蘇區。在淳化、旬邑、耀縣一帶及薛家寨的周圍，我們發動群眾，壯大遊擊隊，等待有利時機。”
王世泰也曾撰文迴憶說：
“一九三三年夏，紅二十六軍二團南下受挫，王泰吉起義失利，陝西省委遭到破壞，渭北根據地陷入敵手，陝甘邊根據地上空籠罩著陰霾，經受了種種磨難。習仲勛聽到紅二團被敵人打垮的消息後，一直為誌丹和我等人的安全而揪心，他曾給我說過，兩個多月裏，不但聽不到我們的消息，反而傳來了不少謠言。所以他整日盼望我們能安全迴來。在革命趨於低潮的形勢下，陝甘邊特委和邊區人民幾經曲折，付出巨大損失之後，在劉誌丹等同誌領導下，排除艱難險阻，以無比的獻身精神從挫折和失敗中走向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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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旬，紅二十六軍在旬邑、寧縣、長武、淳化等國民黨軍防守薄弱的地方連續出擊，結束了外線作戰的任務之後返迴照金。
四月十七日，中共陝甘邊特委、紅二十六軍、遊擊隊總指揮部在照金以東的北梁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如何發展紅二十六軍和擴大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問題。會上以杜衡與劉誌丹各為代表的兩種不同意見展開激烈爭論。杜衡是在國民黨軍隊對紅二十六軍和根據地進行瘋狂“圍剿”時由西安返迴部隊的。他在困難形勢麵前完全喪失了信心。他認為，這裏群眾基礎薄弱，敵人力量大，部隊天天忙於打遊擊，根據地很難擴大。因而主張放棄照金，南下渭南、華縣地區創建根據地。並提出四條理由：渭南、華縣一帶有渭華暴動的影響;黨的工作基礎好，群眾覺悟高;人煙稠密，物產豐富，便於擴大紅軍;紅四方麵軍已進入川北，開闢了川陝革命根據地。紅二十六軍南下可以配合紅四方麵軍和陝南紅二十九軍，切斷隴海鐵路，直接威脅西安等等。以劉誌丹和邊區特委書記金理科為代表的多數同誌，堅決反對紅二十六軍南下，主張堅持以橋山中段為依託，開展遊擊戰爭，鞏固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習仲勛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因為會議在距離薛家寨十裏以外的北梁村舉行，正在養傷的習仲勛起身行走困難，不便出席。但是，他身負陝甘邊區特委軍委主席重責，仍旗幟鮮明地向特委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以後他曾迴憶說：“當時我就認為紅軍不能離開邊區，遠離蘇區有了傷兵都沒有辦法。我雖然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我的意見全告訴了金理科，由他帶到會上。”習仲勛負傷後，繼任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政委的張秀山後來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邊區特委書記金理科等人反對南下，贊成劉誌丹的意見。習仲勛未參加會，但他委託金理科在會上轉達他堅持陝甘邊鬥爭的意見。”
遺憾的是，多數人據理力爭終未能阻止機會主義者的武斷專行。杜衡憑藉其任紅二十六軍政委的權力，在會上粗暴地打斷了劉誌丹的講話，並無理地給劉誌丹等人扣上“一貫右傾”的帽子，硬性通過了紅二十六軍南下渭華的錯誤主張。
病榻上的習仲勛聽到了北梁會議劉誌丹等多數人的正確意見被否定的消息時，感到十分氣憤和茫然。他反覆在想，此舉事關紅二十六軍的前途命運，草率從事，會造成難以彌補的大錯。當然，他還不能從更深層次上認識南下的危害性，也不可能預料到南下的最後失敗。當時隻是擔心紅軍主動離開陝甘邊區，會直接危害到這塊根據地的安全。但是，當會議已作出決定，習仲勛盡管心中焦急不安，疑慮重重，也不好再說出來。
此次聯席會後不久，金理科調迴陝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
六月下旬，紅二十六軍第二團三百餘名官兵由照金北梁揮師南下，當日到達陝西淳化縣桃曲原，殲滅偷襲的國民黨淳化縣保安隊八十餘人。翌日，又行軍一百餘裏抵三原縣二台，與黃子祥領導的渭北遊擊隊會合。渭北遊擊隊的負責同誌力勸紅二團不要冒此風險，盲目南下。但杜衡仍一意孤行，強令紅二團盡快南渡渭河。
以主觀和客觀相脫離，認識和實踐相分裂，用動人的口號、美麗的辭藻掩蓋其隱晦自私的心理和詭譎行為，是機會主義者品格低下的一個共同特徵。實際上，杜衡對部隊南下的艱苦性心裏是清楚的。他在前一天還眉飛色舞地侈談南下的如何正確，如何有利，次日卻從物資供應極端困難的紅二團要了一頭毛驢和一筆現款，以向省委匯報為名脫離了部隊，繞道去了三原。
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南下渭南、華縣、洛南一帶後，很快遭敵重兵圍追堵截，苦戰月餘而終遭失敗。一百餘名紅軍官兵血灑疆場，飲恨南山。待劉誌丹、王世泰等少數幸存者曆盡艱險返迴照金時，已是三個月以後的事情了。
紅二團兵敗南山的消息傳到照金蘇區，酷熱季節的深山猶如突然降了一場暴風雪，給人們的心頭蒙上了陰冷的氣息。
傷病中的習仲勛更是難以接受這一嚴酷的現實，好像未愈的傷口又撒了一把鹽似的，備受煎熬。他為一百餘名紅軍兄弟殞命終南山扼腕長嘆，痛惜不已。他更擔憂劉誌丹等戰友們的行蹤安危，萬分焦慮地思考著日後根據地的鞏固和鬥爭。
與此同時，又從省城西安傳來更為危急的信息，一個大的政治陰雲瞬息間又籠罩在根據地軍民的心頭。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陝西省委負責人在西安東大街福盛樓飯館開會時，被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偵探探知。省委書記袁嶽棟和脫離部隊的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被捕。當晚，袁嶽棟叛變，帶國民黨警特把省委全部文件搜抄而去，次日又在大街上盯梢捕捉共產黨人。不久前還喊著動聽口號的杜衡先是在報紙上發表叛黨公開信，供認他在“廟灣芋園戰鬥後，就動搖了，沒有信心了”。繼而又帶領國民黨軍警到三原城內外和渭北各地瘋狂捕捉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徹底暴露了其卑劣的政治品質。在此之前，省委組織部秘書程建文也被捕叛變，省委交通處和婦委機關遭到破壞。這些叛徒組織起所謂肅反委員會，向各地派遣肅反專員，致使黨、團省委遭到完全破壞，西安和關中、陝南地區的中共組織幾乎破壞殆盡，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人士慘遭殺害。
陝西地區的革命又一次轉入低潮，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遇到了空前危機。
早在紅二團南下失敗之時，陝西省委為了保留這支紅軍隊伍建製，決定將渭北遊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團，任命黃子祥為團長、楊森為政委，並以紅四團為主力，堅持在三原、富平一帶開展遊擊戰爭，擴大根據地。八月，在國民黨軍重兵“圍剿”下，為了保存實力，紅四團撤退到照金根據地。
中共陝西省委被破壞後，陝甘邊特委與上級中斷了聯繫。習仲勛和特委的其他成員一起，在異常艱難的情況下承擔起了獨立領導陝甘邊蘇區鬥爭的重任。習仲勛在迴憶當時的困難情況時曾寫道：
“紅二團失敗後，敵人調動大批兵力，妄圖一舉蕩平陝甘邊根據地，當時我們困難極了。紅二團南下時把地方遊擊隊的幾支槍也調走了，照金遊擊隊隻有四十多個人，槍不滿三十支，子彈也很少。敵人對渭北、照金到處發動進攻，我們失掉了紅軍主力的依靠，無處安身，吃飯也成了問題。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堅定信心，堅持鬥爭，我們的方針是保存力量，以遊擊戰保衛蘇區。在淳化、旬邑、耀縣一帶及薛家寨的周圍，我們發動群眾，壯大遊擊隊，等待有利時機。”
王世泰也曾撰文迴憶說：
“一九三三年夏，紅二十六軍二團南下受挫，王泰吉起義失利，陝西省委遭到破壞，渭北根據地陷入敵手，陝甘邊根據地上空籠罩著陰霾，經受了種種磨難。習仲勛聽到紅二團被敵人打垮的消息後，一直為誌丹和我等人的安全而揪心，他曾給我說過，兩個多月裏，不但聽不到我們的消息，反而傳來了不少謠言。所以他整日盼望我們能安全迴來。在革命趨於低潮的形勢下，陝甘邊特委和邊區人民幾經曲折，付出巨大損失之後，在劉誌丹等同誌領導下，排除艱難險阻，以無比的獻身精神從挫折和失敗中走向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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