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堅，又名孟用潛，河北省深縣人。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受黨中央委派接替杜衡任陝西省委書記，時改名為曹長青。孟堅參加過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經驗，遇事較為穩重，又能聽取不同意見，在對形勢的認識和工作指導上比較符合實際。但他在省委的工作受到了杜衡等人的排斥打擊，於次年四月離開陝西迴到上海。孟堅在全國解放後曾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等職，“文化大革命”中被長期關押，一九八五年病故。習仲勛曾迴憶說：“孟堅當時還叫曹鐵夫，我們稱他老曹。他個兒不高，說話辦事挺穩重，解放後還在一個對外研究單位工作。老曹當時給我談話說，省委決定讓你立即去紅二十六軍工作。他還問我有路費沒有，我說有，什麽也不要。”
習仲勛得到省委指示後，即乘坐一輛畜力轎車當日到達三原，夜宿東城。第二天午後，步行經三原以北的魯橋鎮五官方，天黑時翻過瓦頭坡，進入富平縣黨家堡，在這裏遇上了一位姓張的熟人。此人驚奇地問道：“你怎麽迴來啦?你們村子裏都住滿了民團，淡村附近也有民團，到處都說要抓你呢!你可千萬不要迴去。”
習仲勛隻好取道線家原在其表姐家住下。次日，他身穿長袍，頭戴禮帽，化裝成商人模樣繼續北行，過了老戶溝，找到了設在武字區附近一個秘密聯絡站。恰好，兼任紅二團政委的杜衡離開部隊迴省委途中也在聯絡站暫住。
此時，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在東進同官攻占金鎖關之後，又乘勝南下與渭北遊擊隊協同作戰，於心字區北原西馬道兩旁設伏，殲滅敵駐侯家堡一個騎兵排。習仲勛得知消息後即隨紅二十六軍第二團行動，任紅二團少年先鋒隊指導員。
紅二團南下在三原、涇陽交界地帶，襲擊涇惠渠吊兒嘴國民黨地方民團後，由西鳳山過涇河，翻越一座大山到淳化縣南村堡附近宿營。這時駐紮在南村堡子裏的民團突然向紅二團開火。劉誌丹指揮部隊將民團一舉殲滅。接著又沿途在旬邑縣土橋鎮、彬縣龍馬、高村殲滅國民黨河工隊三十餘人和民團股匪後，返迴照金。
習仲勛在隨紅二十六軍作戰行動中，逐步了解到在創建照金根據地和紅二十六軍過程中黨內發生的矛盾和激烈鬥爭。特別是杜衡在此期間的活動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深思。
杜衡，又名勵君，陝西省佳縣人，一九二四年在綏德師範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西安地委第二部委員會書記、中共陝甘區委候補委員、中共陝北特委書記、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等職。一九三三年七月在西安被捕叛變，向國民黨特務機關寫了政治觀點極為反動的《陝西共黨沿革》一文，供認了他所知道的中共陝西黨組織的全部情況。全國解放前夕，隨國民黨逃至台灣。
習仲勛從紅二團領導口中得知，杜衡在宣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成立時，就武斷地指責劉誌丹、謝子長等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將劉誌丹、謝子長、閻紅彥、楊重遠開除出部隊，並給謝子長留黨察看三個月、閻紅彥嚴重警告處分，命謝、閻速赴中央“受訓”。後在紅二團官兵的強烈要求下，杜衡才同意劉誌丹和楊重遠繼續留在部隊，分別擔任紅二團政治處處長和參謀處長。正是有了劉誌丹的留任，才使這支隊伍免遭被杜衡最後斷送的厄運。
習仲勛沒有參加紅二十六軍的改編過程，然而他作為一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和擔任過邊區黨政軍主要領導職務者之一，在四十多年以後撰寫了一篇文章，以自己的切身體會深刻而中肯地評述了這段曆史：
“在照金根據地的建設上，和當時省委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也是充滿鬥爭的。劉誌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岡山道路，他按照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的精神，批判了部隊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思想;同時又努力爭取同國民黨政權有矛盾的地方武裝。他對一些還不理解的同誌說，革命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分力量，敵人就減少一分力量。當時有的人隻是知道按省委指示辦事，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條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敵人強固的城鎮據點;剛打下一塊地方，還沒有很好把群眾組織起來，就要馬上平分土地，結果中農恐慌，富農逃跑。
紅二十六軍成立時，中央派來杜衡擔任政委。杜衡是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他把劉誌丹等一批同誌看做眼中釘，攻擊劉誌丹的正確主張是‘遊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右傾機會主義’、 ‘逃跑路線’、‘不懂馬列主義’，蠻橫地撤銷了劉誌丹的職務，把謝子長也調出部隊。而杜衡自己卻一意孤行，一味蠻幹。先打了廟灣夏玉山民團，惹得附近民團聯合起來同紅軍作對。後又燒了香山寺，一千多名和尚也成了對頭。敵人越打越多，地盤越打越少。隻剩下一個薛家寨，處在敵人四麵包圍之中，鬧得傷員無處安置，糧食無人供應，在照金站不住腳。部隊來到合水縣的黑慕原時，杜衡給後方照金根據地來了一封信，要到陝北創造蘇區並且要發展騎兵，要打通國際路線。我們寫了一個意見書，認為不大妥當，黨和紅軍在陝甘蘇區影響很大，這裏還有廣大群眾。杜衡聽不進去，碰了釘子又返迴來。再後來又一次導致紅二團兵敗南山，宣布了杜衡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最後破產，不久他本人也被捕投敵，做了可恥叛徒。”
●邊區特委軍委書記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陝甘邊區特別委員會在耀縣照金鎮土兒梁成立。金理科任書記，習仲勛任特委委員、特委軍委書記和團特委書記。六月，金理科調迴省委，秦武山繼任特委書記。邊區特委成立後，根據中共陝西省委發展黨的組織的指示，積極培養和發展有覺悟的貧僱農入黨，逐步建立起一批農村黨支部和區委會，並領導著中共旬邑縣委和耀縣縣委的工作，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形成了堅強核心。
習仲勛到照金後，便以主要精力從事地方武裝和群眾工作。他“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訪貧問苦，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遊擊隊。同時，發動群眾進行分糧鬥爭。由於這一帶自一九二九年大旱之後還沒有恢複過來，分糧鬥爭很快發展到句邑、耀縣一帶，遊擊運動也隨著擴大起來”。
三月七日，中共陝西省委根據陝甘邊區遊擊隊迅速發展的形勢發出指示：“應即成立一指揮部，指揮邊區耀縣、宜君一帶的遊擊隊，積極開展遊擊戰爭。”中旬，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在照金成立，李妙齋任總指揮。
李妙齋，原名王玉璽，生於一九o三年五月，山西省汾西縣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國民黨駐陝北高雙成隊伍中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曾任國民黨愛國將領鄧寶珊的警衛營營長。一九三二年十月，與中共黨員李艮一起組織發動了“蒿店兵變”，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第七支隊，任支隊長。兵變失敗後參加了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一九三二年秋，留照金芋園一帶發動群眾，開闢地方工作，組織起一支四十餘人的芋園遊擊隊。一九三三年九月，在薛家寨戰鬥中光榮犧牲，是陝甘邊照金革命根據地創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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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得到省委指示後，即乘坐一輛畜力轎車當日到達三原，夜宿東城。第二天午後，步行經三原以北的魯橋鎮五官方，天黑時翻過瓦頭坡，進入富平縣黨家堡，在這裏遇上了一位姓張的熟人。此人驚奇地問道：“你怎麽迴來啦?你們村子裏都住滿了民團，淡村附近也有民團，到處都說要抓你呢!你可千萬不要迴去。”
習仲勛隻好取道線家原在其表姐家住下。次日，他身穿長袍，頭戴禮帽，化裝成商人模樣繼續北行，過了老戶溝，找到了設在武字區附近一個秘密聯絡站。恰好，兼任紅二團政委的杜衡離開部隊迴省委途中也在聯絡站暫住。
此時，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在東進同官攻占金鎖關之後，又乘勝南下與渭北遊擊隊協同作戰，於心字區北原西馬道兩旁設伏，殲滅敵駐侯家堡一個騎兵排。習仲勛得知消息後即隨紅二十六軍第二團行動，任紅二團少年先鋒隊指導員。
紅二團南下在三原、涇陽交界地帶，襲擊涇惠渠吊兒嘴國民黨地方民團後，由西鳳山過涇河，翻越一座大山到淳化縣南村堡附近宿營。這時駐紮在南村堡子裏的民團突然向紅二團開火。劉誌丹指揮部隊將民團一舉殲滅。接著又沿途在旬邑縣土橋鎮、彬縣龍馬、高村殲滅國民黨河工隊三十餘人和民團股匪後，返迴照金。
習仲勛在隨紅二十六軍作戰行動中，逐步了解到在創建照金根據地和紅二十六軍過程中黨內發生的矛盾和激烈鬥爭。特別是杜衡在此期間的活動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深思。
杜衡，又名勵君，陝西省佳縣人，一九二四年在綏德師範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西安地委第二部委員會書記、中共陝甘區委候補委員、中共陝北特委書記、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等職。一九三三年七月在西安被捕叛變，向國民黨特務機關寫了政治觀點極為反動的《陝西共黨沿革》一文，供認了他所知道的中共陝西黨組織的全部情況。全國解放前夕，隨國民黨逃至台灣。
習仲勛從紅二團領導口中得知，杜衡在宣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成立時，就武斷地指責劉誌丹、謝子長等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將劉誌丹、謝子長、閻紅彥、楊重遠開除出部隊，並給謝子長留黨察看三個月、閻紅彥嚴重警告處分，命謝、閻速赴中央“受訓”。後在紅二團官兵的強烈要求下，杜衡才同意劉誌丹和楊重遠繼續留在部隊，分別擔任紅二團政治處處長和參謀處長。正是有了劉誌丹的留任，才使這支隊伍免遭被杜衡最後斷送的厄運。
習仲勛沒有參加紅二十六軍的改編過程，然而他作為一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和擔任過邊區黨政軍主要領導職務者之一，在四十多年以後撰寫了一篇文章，以自己的切身體會深刻而中肯地評述了這段曆史：
“在照金根據地的建設上，和當時省委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也是充滿鬥爭的。劉誌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岡山道路，他按照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的精神，批判了部隊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思想;同時又努力爭取同國民黨政權有矛盾的地方武裝。他對一些還不理解的同誌說，革命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分力量，敵人就減少一分力量。當時有的人隻是知道按省委指示辦事，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條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敵人強固的城鎮據點;剛打下一塊地方，還沒有很好把群眾組織起來，就要馬上平分土地，結果中農恐慌，富農逃跑。
紅二十六軍成立時，中央派來杜衡擔任政委。杜衡是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他把劉誌丹等一批同誌看做眼中釘，攻擊劉誌丹的正確主張是‘遊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右傾機會主義’、 ‘逃跑路線’、‘不懂馬列主義’，蠻橫地撤銷了劉誌丹的職務，把謝子長也調出部隊。而杜衡自己卻一意孤行，一味蠻幹。先打了廟灣夏玉山民團，惹得附近民團聯合起來同紅軍作對。後又燒了香山寺，一千多名和尚也成了對頭。敵人越打越多，地盤越打越少。隻剩下一個薛家寨，處在敵人四麵包圍之中，鬧得傷員無處安置，糧食無人供應，在照金站不住腳。部隊來到合水縣的黑慕原時，杜衡給後方照金根據地來了一封信，要到陝北創造蘇區並且要發展騎兵，要打通國際路線。我們寫了一個意見書，認為不大妥當，黨和紅軍在陝甘蘇區影響很大，這裏還有廣大群眾。杜衡聽不進去，碰了釘子又返迴來。再後來又一次導致紅二團兵敗南山，宣布了杜衡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最後破產，不久他本人也被捕投敵，做了可恥叛徒。”
●邊區特委軍委書記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陝甘邊區特別委員會在耀縣照金鎮土兒梁成立。金理科任書記，習仲勛任特委委員、特委軍委書記和團特委書記。六月，金理科調迴省委，秦武山繼任特委書記。邊區特委成立後，根據中共陝西省委發展黨的組織的指示，積極培養和發展有覺悟的貧僱農入黨，逐步建立起一批農村黨支部和區委會，並領導著中共旬邑縣委和耀縣縣委的工作，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形成了堅強核心。
習仲勛到照金後，便以主要精力從事地方武裝和群眾工作。他“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訪貧問苦，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遊擊隊。同時，發動群眾進行分糧鬥爭。由於這一帶自一九二九年大旱之後還沒有恢複過來，分糧鬥爭很快發展到句邑、耀縣一帶，遊擊運動也隨著擴大起來”。
三月七日，中共陝西省委根據陝甘邊區遊擊隊迅速發展的形勢發出指示：“應即成立一指揮部，指揮邊區耀縣、宜君一帶的遊擊隊，積極開展遊擊戰爭。”中旬，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在照金成立，李妙齋任總指揮。
李妙齋，原名王玉璽，生於一九o三年五月，山西省汾西縣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國民黨駐陝北高雙成隊伍中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曾任國民黨愛國將領鄧寶珊的警衛營營長。一九三二年十月，與中共黨員李艮一起組織發動了“蒿店兵變”，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第七支隊，任支隊長。兵變失敗後參加了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一九三二年秋，留照金芋園一帶發動群眾，開闢地方工作，組織起一支四十餘人的芋園遊擊隊。一九三三年九月，在薛家寨戰鬥中光榮犧牲，是陝甘邊照金革命根據地創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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