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傑生找到教育局時，恰巧鮑從漢正在石仲偉處落座。石仲偉即當麵質問這位營長：“怎麽搞的，你的隊伍為啥把我一個學生押走了?”鮑愣了一下說： “簡直是胡鬧!”遂從衣袋裏抽出一張名片，讓石仲偉派人拿著他的名片要求放人。
習仲勛被放出後到了縣教育局。石仲偉告訴他說：中共富平區委書記張祝三和抗日救國會負責人宋光濤等都在抗日救國會住，你可和他們聯繫。習仲勛按照石仲偉的吩咐在縣抗日救國會暫住下來，並向中共富平區委負責人表達了自己尋找陝甘遊擊隊的迫切願望。直到一九八三年，石仲偉還談起這件塵封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往事：“習仲勛的獲釋，居然在‘文革’ 中成了造反派羅織的一項罪名。當時專案組的人多次找我，反覆質問說，既然當局下了通緝令，習仲勛為什麽能隨便獲釋?辦了什麽手續?我說，事情就是那麽簡單，是士兵們抓錯了人，我們說了話就放了，還要什麽手續?”
數日後，習仲勛在縣立第一高小與受省委派遣視察渭北地區工作的程建文相遇。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傾吐了自己從三原學潮、西安係獄、開展士兵運動，一直到發動兩當兵暴失敗的經曆。他說：“這下可好了，我終於見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盡快迴到蘇區，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正好程建文要去武字區巡視工作，便決定與習仲勛同行。
當天日頭將落的時候，習仲勛和程建文每人戴了一頂大草帽，作了簡單化裝後悄悄出了富平縣城，夜宿窪裏村程建文家。次日又趕往三原縣武字區長坳村，見到了中共三原總支委員唐玉懷。習仲勛幾經輾轉，終於踏上了渭北蘇區的土地，他覺得猶如一陣清風撲麵，長時間抑鬱的心情一下爽朗了許多。離開渭北兩年多的日子裏，他深深眷戀著這裏的一草一木，日夜思念著家鄉的父老親人。但是，當他迴到這方熟悉的土地時，卻難以抑製對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陝甘遊擊隊的嚮往之情。
他誠懇地向唐玉懷表示：能盡快去陝甘遊擊隊工作，是自己迫切的心願。
習仲勛尋找陝甘遊擊隊，得到了與他同村的貧苦農民周老四的熱心幫助。周老四名叫周明德，是習仲勛在家鄉發展的黨員後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周冬至的叔父。習仲勛與周冬至又以幹兄弟相稱，習、周兩家交往甚密。關中“民國十八年年饉”時，周冬至隨父母逃荒到照金山區的老爺嶺定居，靠租種一些田地勉強餬口度日。其叔父周明德仍留在富平老家，時常馱運些食鹽到照金一帶兌換糧食迴來，用以維持生計。由於他往返於北部山區，了解到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陝甘遊擊隊活動情況，便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正在渴望找到陝甘遊擊隊的習仲勛，並提出以馱鹽換糧為掩護，帶習仲勛奔赴照金，尋找劉誌丹、謝子長，尋找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了個艷陽高照、熱風灼人的秋日，一輛裝滿鍋板鹽的人力劉誌丹、謝子長，尋找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
一個艷陽高照、熱風灼人的秋日，一輛裝滿鍋板鹽的力人力獨輪車在通往耀縣北山的土道上艱難地前行著。後麵推車的是周明德，在前麵拉車的是習仲勛。他們餓了啃口幹饃，口渴了喝口河水，終於來到百餘裏以外的耀縣照金山區老爺嶺，在周冬至家中暫時住了下來。
●追隨劉誌丹、謝子長
當習仲勛曆盡艱辛尋找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之時，這支剛剛成立不久的工農武裝正經受著曲折鬥爭和艱苦征戰的嚴峻考驗。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西北反帝同盟軍在甘肅省正寧縣三嘉原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隨後在總指揮謝子長帶領下向陝西渭北地區的三原、蒲城、富平、耀縣一帶進擊。十三日，攻占旬邑縣職田鎮，擊潰國民黨地方民團，繼而又在該縣陽坡頭伏擊“進剿”之敵，襲擊耀縣照金民團。四月十八日，來陝甘遊擊隊巡視工作的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杜衡指責陝甘遊擊隊“犯了許多嚴重的政治錯誤”，錯誤地撤銷了謝子長的遊擊隊總指揮職務，並將原來的四個大隊編為第三、第五兩個支隊，劉誌丹、閻紅彥分別任支隊長。此間，“誌丹同誌奉陝西省委的指示，帶隊伍到禮泉、幹縣一帶，準備接應”習仲勛等人帶領的兩當兵暴的隊伍。隻因兵暴隊伍被土匪打散，接應未果。五月，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恢複，劉誌丹出任總指揮。遊擊隊在富平、洛川、中部、宜君作戰九十餘次，殲敵一千四百餘名。五月底，陝甘遊擊隊先後在甘泉臨鎮和東進韓城作戰中失利，又轉入隴東地區活動。六月底，閻紅彥接替劉誌丹任陝甘遊擊隊總指揮，即在甘肅省正寧縣湫頭、南邑一帶休整隊伍。此間，受中共陝省委委派任陝甘遊擊隊政委的李艮，又搞起了一場解決所謂“機會主義領導問題”和“反革命陰謀問題”的風波。在遊擊隊內部受到錯誤主張嚴重幹擾時，國民黨軍駐正寧縣山河鎮的一個團隊，突然向遊擊隊實施軍事“圍剿”。李艮提出了“死守五頃原”的口號，遊擊隊官兵雖英勇作戰，終因指揮失誤而連吃敗仗，傷亡慘重，給遊擊隊造成了嚴重後果。遊擊隊撤至旬邑縣馬欄鎮，召開軍人大會，批評了李艮的錯誤。八月三十日，中共陝西省委命令謝子長返迴遊擊隊，再任總指揮。陝甘遊擊隊在謝子長率領下就地進行休整後，遂轉入陝西耀縣照金地區，堅持武裝鬥爭。
習仲勛打聽到謝子長在照金鎮以西四五裏路的楊柳坪駐紮的消息，急忙從老爺嶺趕來和謝子長會麵。幾天後，又在楊柳坪以北十多裏外的金剛廟見到了劉誌丹。習仲勛如此執著和癡心地追尋劉誌丹，是出自於長期以來對這位群眾領袖由衷的景仰和信賴。
劉誌丹，原名景桂，一九o三年生於陝西省保安縣(今誌丹縣)。早年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一九二四年加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員，黃埔軍校四期畢業，參加了北伐戰爭。一九二八年五月，參與組織領導渭華起義，，任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九一八事變後，組織西北反帝同盟軍，任副總指揮。後又擔任中共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前敵總指揮。一九三六年春，任紅二十八軍軍長率部東征，在指揮晉西中陽縣三交鎮戰鬥中光榮犧牲。毛澤東為劉誌丹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題詞稱頌他：“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
謝子長，又名德元，號浩如，一八九七年生於陝西省安定縣(今子長縣)，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十月，組織領導了清澗武裝起義。翌年五月，又與劉誌丹、唐澍等領導發動渭華起義。後曆任西北反帝同盟軍總指揮、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駐西北軍事特派員、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總指揮、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政委等職。一九三四年八月在清澗縣河口戰鬥中負重傷，於次年二月二十一日因傷勢惡化在安定縣燈盞灣逝世。毛澤東結束長徵到達陝北後，曾多次題詞悼念謝子長，其中一聯是：“民族英雄，雖死猶生”，表達了對這位中共西北地區領導人的敬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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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被放出後到了縣教育局。石仲偉告訴他說：中共富平區委書記張祝三和抗日救國會負責人宋光濤等都在抗日救國會住，你可和他們聯繫。習仲勛按照石仲偉的吩咐在縣抗日救國會暫住下來，並向中共富平區委負責人表達了自己尋找陝甘遊擊隊的迫切願望。直到一九八三年，石仲偉還談起這件塵封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往事：“習仲勛的獲釋，居然在‘文革’ 中成了造反派羅織的一項罪名。當時專案組的人多次找我，反覆質問說，既然當局下了通緝令，習仲勛為什麽能隨便獲釋?辦了什麽手續?我說，事情就是那麽簡單，是士兵們抓錯了人，我們說了話就放了，還要什麽手續?”
數日後，習仲勛在縣立第一高小與受省委派遣視察渭北地區工作的程建文相遇。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傾吐了自己從三原學潮、西安係獄、開展士兵運動，一直到發動兩當兵暴失敗的經曆。他說：“這下可好了，我終於見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盡快迴到蘇區，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正好程建文要去武字區巡視工作，便決定與習仲勛同行。
當天日頭將落的時候，習仲勛和程建文每人戴了一頂大草帽，作了簡單化裝後悄悄出了富平縣城，夜宿窪裏村程建文家。次日又趕往三原縣武字區長坳村，見到了中共三原總支委員唐玉懷。習仲勛幾經輾轉，終於踏上了渭北蘇區的土地，他覺得猶如一陣清風撲麵，長時間抑鬱的心情一下爽朗了許多。離開渭北兩年多的日子裏，他深深眷戀著這裏的一草一木，日夜思念著家鄉的父老親人。但是，當他迴到這方熟悉的土地時，卻難以抑製對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陝甘遊擊隊的嚮往之情。
他誠懇地向唐玉懷表示：能盡快去陝甘遊擊隊工作，是自己迫切的心願。
習仲勛尋找陝甘遊擊隊，得到了與他同村的貧苦農民周老四的熱心幫助。周老四名叫周明德，是習仲勛在家鄉發展的黨員後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周冬至的叔父。習仲勛與周冬至又以幹兄弟相稱，習、周兩家交往甚密。關中“民國十八年年饉”時，周冬至隨父母逃荒到照金山區的老爺嶺定居，靠租種一些田地勉強餬口度日。其叔父周明德仍留在富平老家，時常馱運些食鹽到照金一帶兌換糧食迴來，用以維持生計。由於他往返於北部山區，了解到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陝甘遊擊隊活動情況，便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正在渴望找到陝甘遊擊隊的習仲勛，並提出以馱鹽換糧為掩護，帶習仲勛奔赴照金，尋找劉誌丹、謝子長，尋找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了個艷陽高照、熱風灼人的秋日，一輛裝滿鍋板鹽的人力劉誌丹、謝子長，尋找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
一個艷陽高照、熱風灼人的秋日，一輛裝滿鍋板鹽的力人力獨輪車在通往耀縣北山的土道上艱難地前行著。後麵推車的是周明德，在前麵拉車的是習仲勛。他們餓了啃口幹饃，口渴了喝口河水，終於來到百餘裏以外的耀縣照金山區老爺嶺，在周冬至家中暫時住了下來。
●追隨劉誌丹、謝子長
當習仲勛曆盡艱辛尋找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之時，這支剛剛成立不久的工農武裝正經受著曲折鬥爭和艱苦征戰的嚴峻考驗。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西北反帝同盟軍在甘肅省正寧縣三嘉原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隨後在總指揮謝子長帶領下向陝西渭北地區的三原、蒲城、富平、耀縣一帶進擊。十三日，攻占旬邑縣職田鎮，擊潰國民黨地方民團，繼而又在該縣陽坡頭伏擊“進剿”之敵，襲擊耀縣照金民團。四月十八日，來陝甘遊擊隊巡視工作的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杜衡指責陝甘遊擊隊“犯了許多嚴重的政治錯誤”，錯誤地撤銷了謝子長的遊擊隊總指揮職務，並將原來的四個大隊編為第三、第五兩個支隊，劉誌丹、閻紅彥分別任支隊長。此間，“誌丹同誌奉陝西省委的指示，帶隊伍到禮泉、幹縣一帶，準備接應”習仲勛等人帶領的兩當兵暴的隊伍。隻因兵暴隊伍被土匪打散，接應未果。五月，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恢複，劉誌丹出任總指揮。遊擊隊在富平、洛川、中部、宜君作戰九十餘次，殲敵一千四百餘名。五月底，陝甘遊擊隊先後在甘泉臨鎮和東進韓城作戰中失利，又轉入隴東地區活動。六月底，閻紅彥接替劉誌丹任陝甘遊擊隊總指揮，即在甘肅省正寧縣湫頭、南邑一帶休整隊伍。此間，受中共陝省委委派任陝甘遊擊隊政委的李艮，又搞起了一場解決所謂“機會主義領導問題”和“反革命陰謀問題”的風波。在遊擊隊內部受到錯誤主張嚴重幹擾時，國民黨軍駐正寧縣山河鎮的一個團隊，突然向遊擊隊實施軍事“圍剿”。李艮提出了“死守五頃原”的口號，遊擊隊官兵雖英勇作戰，終因指揮失誤而連吃敗仗，傷亡慘重，給遊擊隊造成了嚴重後果。遊擊隊撤至旬邑縣馬欄鎮，召開軍人大會，批評了李艮的錯誤。八月三十日，中共陝西省委命令謝子長返迴遊擊隊，再任總指揮。陝甘遊擊隊在謝子長率領下就地進行休整後，遂轉入陝西耀縣照金地區，堅持武裝鬥爭。
習仲勛打聽到謝子長在照金鎮以西四五裏路的楊柳坪駐紮的消息，急忙從老爺嶺趕來和謝子長會麵。幾天後，又在楊柳坪以北十多裏外的金剛廟見到了劉誌丹。習仲勛如此執著和癡心地追尋劉誌丹，是出自於長期以來對這位群眾領袖由衷的景仰和信賴。
劉誌丹，原名景桂，一九o三年生於陝西省保安縣(今誌丹縣)。早年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一九二四年加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員，黃埔軍校四期畢業，參加了北伐戰爭。一九二八年五月，參與組織領導渭華起義，，任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九一八事變後，組織西北反帝同盟軍，任副總指揮。後又擔任中共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前敵總指揮。一九三六年春，任紅二十八軍軍長率部東征，在指揮晉西中陽縣三交鎮戰鬥中光榮犧牲。毛澤東為劉誌丹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題詞稱頌他：“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
謝子長，又名德元，號浩如，一八九七年生於陝西省安定縣(今子長縣)，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十月，組織領導了清澗武裝起義。翌年五月，又與劉誌丹、唐澍等領導發動渭華起義。後曆任西北反帝同盟軍總指揮、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駐西北軍事特派員、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總指揮、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政委等職。一九三四年八月在清澗縣河口戰鬥中負重傷，於次年二月二十一日因傷勢惡化在安定縣燈盞灣逝世。毛澤東結束長徵到達陝北後，曾多次題詞悼念謝子長，其中一聯是：“民族英雄，雖死猶生”，表達了對這位中共西北地區領導人的敬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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