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春,第三騎兵旅參加與隴東地方軍閥陳珪璋作戰。戰前,習仲勛和其他黨員分析認為,這是軍閥之間的勢力爭奪,隻能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損失,使眾多的士兵遭受無謂的流血犧牲。黨組織決定,在士兵中進行宣傳,並向上司提議堅決不主張打仗。開戰後,黨組織又提出了“力求少犧牲,不替軍閥流血”的口號,在士兵中發生了較大影響。盡管這時黨的組織和黨員的活動是秘密的,但這些決定和黨員的言行,在隊伍中已顯現出較強的凝聚力和號召力。擔任二連特務長的習仲勛,利用自己職務上的方便,處處關心士兵的疾苦,體貼士兵的冷暖,把黨組織的意圖靈活地灌輸給士兵群眾,因而尤受士兵擁戴。


    同年四月,習仲勛所在二營的去向又麵臨一次艱難的選擇。該營的中共組織在關鍵時刻再一次發揮了核心作用。事情起因於騎兵第三旅旅長蘇雨生對楊虎城的叛變。


    蘇雨生屬寧夏地方軍閥,出身土匪,原為馮玉祥軍騎兵第四師師長,長期盤踞於陝北三邊一帶。楊虎城主政陝西後,蘇雨生接受改編為陝西警備騎兵第三旅,奉命進駐彬縣。一九三o年初,謝子長、劉誌丹曾一度進入該部,分別以旅長、副團長身份開展兵運工作。翌年春,劉誌丹再次進入蘇雨生部,擔任該部補充團團長,因被當地豪紳指控有共產黨嫌疑,而遭蘇雨生拘捕,時關押於彬縣。後經南漢宸、杜斌丞等多方營救,蘇在叛馮逃跑前,才將劉誌丹予以釋放。


    劉誌丹被關押後,習仲勛與仍在蘇部運輸隊做兵運工作、後擔任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團長的王世泰秘密會見,商量在該部工作的中共黨員去向問題。王世泰提出:這支隊伍中還有近二十名黨員。大家對蘇雨生繳我們的槍和關押劉誌丹異常氣憤,提出設法搞些武器,拉出去再幹。習仲勛沉思後分析說:蘇雨生被楊虎城收編,是被迫而為之,實際上同楊貌合神離,甚為戒備,因而對部隊武器裝備控製很嚴,奪槍不易得手,且這裏地處西蘭交通要道,即使有了槍,部隊也很難拉出去。這樣保存我們的力量,也就困難了。王世泰迴憶說:這是我第一次同習仲勛會麵。他講的話很有說服力,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當時雖然隻有十八九歲,但顯得比較成熟。


    楊虎城得知蘇雨生叛變後,即派其四十九旅楊子恆部,開至彬縣境內,向蘇旅發起進攻。蘇雨生率部倉皇出逃,彬縣城內僅留該旅第一團協同王德修營守護城防。蘇雨生逃跑時,王德修也有隨蘇逃跑之意。習仲勛、李特生、李秉榮急召黨員骨幹商議對策。黨內出現了兩種意見:一是認為應放棄彬縣防守,隨蘇雨生逃跑;二是考慮到隊伍地位的鞏固和黨組織進一步的活動,如果跑來跑去,勢必削弱部隊實力和黨的力量,不利於兵運工作的開展,主張二營脫離蘇旅,繼續留在楊虎城部。習仲勛力主後一種意見。營委最後決定,通過黨員向廣大士兵宣傳:堅決不跟蘇雨生外逃,走到哪裏都是給軍閥賣命。並提出了“消滅第一團,投靠楊虎城”,的口號。這一主張也得到了營長王德修贊同。二營官兵在中共組織的發動下,乘一團毫無準備之機,迅速發起猛襲,將一團全部繳械。待楊子恆進入彬縣城內,二營已結束戰鬥。


    此後,王德修營又被改編為陝西警備第三旅第二團第一營。旅長唐嗣桐,又名唐子封,黃埔軍校學生,政治上反動,後被紅軍殺於陝西戶縣。二團團長曹潤華,曾任過國民黨縣黨務指導員,是一個貪貪婪套殘暴、作惡多端的老牌政客,曾連續三個月扣發士兵軍餉,不給士兵買鞋,強迫赤腳操課。他還以整飭軍紀為名,當眾槍斃違紀的排長,以殺一儆百。士兵對其極為不滿。改編後的二團一營營長仍為王德修。


    隊伍接受改編後,營委認為,隊伍歸屬雖然發生了變化,但黨的組織和任務並未變化,應當根據當前現狀,變換策略,進一步加深新編部隊和基本部隊之間的矛盾,達到利用矛盾、發展組織、擴大宣傳的目的,造成有利於舉行兵暴的局麵。他們適時地提出了反對壓迫雜牌軍,要求待遇平等的口號。很快在隊伍中出現了反對歧視受編部隊,要求與基本部隊物質條件一樣對待的情緒,甚至要求官兵經濟平等。習仲勛迴憶說:“這時我們的工作也是有錯誤的,堅持士兵路線,對官長就一概反對。如對已任機槍連連長的中共黨員李秉榮,士兵也提出要算夥食帳,要求經濟公開。”但是,由此事不難看出,當時黨在該營中的組織和活動還是注意策略、嚴守秘密的。


    ●兵暴中的營委書記


    一九三一年五月,隸屬陝西警備第三旅的王德修營,奉命向西南方向二百餘裏的鳳翔縣轉移,並在新駐地進行集中整訓。一營到達鳳翔縣後駐防北倉。我駐地離旅、團部較遠,附近又無友鄰相擾,十分便利工作。“全營黨的工作有了加強,四個連黨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幾名黨員,日常鬥爭發動得很廣泛,如反對官長打罵、體罰士兵,要求改善士兵生活等,都取得了勝利。士兵情緒很高漲。”此時,不滿十八歲的習仲勛繼李特生任中共營委書記,挑起了領導全營黨的工作的重擔。


    初冬,習仲勛意外遇到一次政治風險,他的身份引起旅長唐嗣桐的懷疑和密查。事情的起因經過是:習仲勛的家鄉有一個叫劉玉琪的民團頭子,與唐嗣桐關係甚密,時任旅部的高級參謀。一天他突然來到一營二連,隻是見了見習仲勛便轉身離去。不久,習仲勛和省委派來鳳翔巡視工作、暫住王德修營任書記官的李艮被傳到旅部談話。唐嗣桐不露聲色,故弄玄虛地講起了偵探學和著裝法。其實,講偵探學是暗示習仲勛要態度誠實,不說假話;講著裝法是文明搜查,邊講邊把習仲勛的衣服拉來扯去。最後,煞有介事地問道:“為什麽要出來在軍隊裏幹事?”


    “農村環境不好,容易染上壞習氣,到正規軍隊幹事,過有紀律的生活,使自己有所進取。”習仲勛從容迴答。


    唐聽後說:“您的情形我知道。”便讓他們離開。


    當晚,唐嗣桐下達密令,要求全旅嚴防“反動”分子在該部活動。後來才知道,是劉玉琪向唐嗣桐密告了習仲勛曾因鬧學潮被當局關押之事。唐所說的“你的情形我知道”,即由此而來。


    一九三一年冬,川軍鄧錫侯、黃隱師由甘南進占隴南一線,楊虎城命陝西警備第一師馬青苑部攻於」川軍,謄三旅二四也奉命向南行軍二百餘裏,到達處於陝甘邊界的鳳縣,在兩當、成縣一帶與川軍作戰。戰後,王德修營就地駐紮。營部和一連、機槍連駐鳳縣縣城,二連駐雙石鋪,三連駐甘肅省兩當、成縣一帶與川軍作戰。戰後,,王德修營就地駐紮。營部和一連、機槍連駐鳳縣縣城,二連駐雙石鋪, 三連駐甘肅省兩當縣。


    習仲勛進入王德修營兩年間,這支武裝由西北民牟改編為警備騎兵旅,又編入陝西警備第三旅,三次易幟;防地由長武移駐彬縣,又到鳳翔、鳳縣,輾轉千餘裏。但是地下黨組織和黨員堅持了正確的方針政策,進行了艱苦細緻、紮實有效的工作,使該營的兵運出現了高漲局勢,舉行兵暴拉出隊伍、走向光明的條件日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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