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冬季，天氣奇寒，人畜、樹木皆有凍死。臘月十八起，大雪成災，大批災民死於饑寒交迫之中。
在日益嚴重的災情麵前，中共陝西省委提出了抗糧、抗款、抗捐、抗稅、抗債和要飯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口號，把領導災民鬥爭作為中心工作任務。國民黨地方當局一麵玩弄“賑濟”騙術，一麵卻加緊了對災民的剝削和掠奪。淡村反動民團團長張長慶乘機訛詐勒索，欺壓鄉鄰。在群眾生活難以為繼之時，他還要鄉民每晚輪流替民團“坐墩”(值夜)，稍有不從，便動輒處罰。當地群眾苦不堪言。淡村農民協會決定仿照武字區黃子文鎮壓民團團長的辦法，給張長慶以武裝打擊。習仲勛參與了這一行動的策劃，他還動員了自己的姨父黨正學參加武裝行動，收繳民團槍枝。農民協會首先草擬了張長慶二十條罪狀，隨後利用一天黑夜，由郭效曾、秦悅文帶黨正學、李泗堂、冉四川、黨德謙、石漢傑、常拴子等十多位農民，手執大刀長矛，以去值夜坐墩為名，迅速登上了民團盤踞的石家堡城門樓子，收繳了民團的長短槍二十多支。繼而直奔張長慶宅地，將張縛綁，關押在堡子城門樓上，並召開群眾大會，宣布了張長慶的罪狀。在應群眾要求準備將其處死時，遇到士紳求情。缺乏鬥爭經驗的農民首領一時猶豫不決，致使張長慶乘隙逃脫。
國民黨富平縣政府遂派民團鎮壓農民武裝。黨正學與之進行說理鬥爭，憤怒斥責當局卑鄙無恥，欺壓百姓的行徑。民團將黨正學無理扣押，關在城門樓上。習仲勛得知情況後即帶一盤麻繩接近城門樓下，準備相機將繩遞上樓去，營救黨正學從樓上順繩溜下脫離險境。但是由於民團看守嚴密，未能得手。後黨正學被反動當局槍殺。許多年後，習仲勛還深為沒有救出這位農民運動骨幹而感到十分遺憾。
習仲勛從黨正學慘遭殺害的事件中，進一步看到了國民黨對人民群眾殘酷鎮壓的反動本質。《少年漂泊者》中的主人公汪中的影子又活躍在他的腦際。他決心要離開家庭，投身到更廣闊的革命鬥爭中去。他把自己要走的想法告訴了年齡較大的兩位妹妹。他說：“我們沒有了父母，你們要互相照顧，還要管好弟妹，不能讓叔父作難。”但是，他這次與胞妹秋英和夏英的生離，竟成為最後訣別。習仲勛義無反顧地走上職業革命道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叔父習宗仁病體迅速康複，並開始操持家務，他才卸下了全家十幾口人的生活重擔。
第03章 “兵運”兩年間
一九三o年的春節，陝西關中地區的老百姓是在凍寒饑饉中度過的。
“每逢佳節倍思親。”習仲勛家庭因在不長時間內三位親人先後病逝，雖遇具有喜慶色彩的民族傳統佳節，但是全家人還是難以從對亡親的思念中擺脫出來。數日裏，小小農舍瀰漫著悲愴沉重的氣息。【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正月初八(公曆二月六日)，是習仲勛淚別故鄉的日子。此前，他已得到中共武字區組織的指示，決定派他去數百互裏以外的一支國民黨雜牌軍隊中從事兵運工作。
開展土兵運動，是中共陝西省委(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o年七月為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提出的“中心策略”之一。大革命失敗後，黨在陝西地區組織發動的渭華起義、旬邑起義以及麟遊、淳化起義和一係列農民圍城“交農”鬥爭，相繼歸於失敗。國民黨陝西當局和地方反動勢力大肆進行反攻倒算，進一步強化在陝西的統治。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共陝西省委和共青團陝西省委遭國民黨破壞，黨團省委書記等十餘名主要領導幹部被捕，省委工作一度陷入停頓狀態。麵臨嚴峻的鬥爭形勢，幾位幸未被捕的省委委員相互聯繫，成立了中共陝西臨時省委。臨時省委根據中共六大精神和中央對陝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加強黨組織的群眾基礎，實現黨員職業化，深入社會，聯繫群眾，領導群眾鬥爭的策略和工作路線。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據陝西臨時省委代表團的學習和討論作出《陝西問題的決議案》，指出： “注意馮玉祥部隊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辦軍官學校，拉夫拉差的機會，派同誌進去接近士兵群眾。” “加緊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災民都投入土匪中去，黨要深人群眾中去，獲得群眾，使之變成農村的武裝”。一九三o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通告第七十號——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組織兵變是黨在目前軍閥繼續戰爭中實現失敗主義之中心的策略。現時黨的一切兵運策略與兵士工作都要向著實現這一中心策略進行。”“在上述主要策略下，反帝運動，反軍閥戰爭的加緊是聯繫一切主要鬥爭的骨幹……必須深入到一切鄉村及敵人軍隊中。”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多次開會討論，提出了貫徹意見。四月四日，臨時省委《給軍支函》指出：“主要的策略，是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地方暴動，組織兵變，擴大紅軍。”四月七日，臨時省委又在《省委通告第九號》中指出：“反革命軍隊中的工作，應立即有計劃地發展，調派得力同誌到中心部隊中去，發動兵士的日常鬥爭，進行有組織的兵變。”開展兵運工作的總目的是，把所在的武裝逐步改造為公開的武裝，壯大紅軍力量。各地黨組織根據省委指示陸續派出大批共產黨員打人國民黨軍隊或地方武裝，長期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成熟時，發動兵變或暴動。
這一天，習仲勛早早出了家門，轉身迴望從小居住的茅屋瓦舍，環視曾耕種過的土地和眼前的樹木河流，心潮一時難以平靜。他想到失去父母而年紀幼小的弟妹，想到大病初癒又擔負起全家生活的叔父，淒悵而又難捨之情油然而生，以致久久不忍舉步。更使他心中不安和內疚的是，一直沒有將自己遠行法告訴叔父，他怕叔父經受不住意外的刺激而引起舊病複發，更擔心叔父會阻擋他離家遠行。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中，他還是毅然邁出西行的腳步。盈眶的淚水，簌簌滴灑在鄉間的小道上。
年僅十六歲的習仲勛，帶著少年時代坎坷經曆的沉重迴憶，帶著對改變中國農民悲慘命運、實現人類共同幸福的美好憧憬，離開了習家莊這方土地，投身於更為廣闊更為艱苦的鬥爭之中。數十年後，他曾迴憶說：“那時沒有最大的犧牲決心，是不能夠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的，因為我還沒有忘記，自己是以共產黨嫌疑被捕押過的人，這樣的人到國民黨的軍隊裏幹事，對敵人說來是多麽危險，多麽引人注目。一經被查獲，就是處死，我之所以能在這時去敵軍搞革命活動，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獄之後一年多的農村生活，使我親身體會到勞動人民的悲慘遭遇，以及舊社會極端黑暗的情況，激發了我的革命勇氣，不管多麽艱苦，就是下決心要革命。”
習仲勛離開家鄉的當天，即來到了三原縣武字區郭明效家中，他們將按照黨組織指示，利用關係，一起打人駐長武縣的反馮(玉祥)地方武裝畢梅軒部開展兵運工作。該部一位支隊長王德修他們早已熟識。王德修，三原縣大程人，一九二七年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曾在國民軍聯軍駐陝總部政治隊學習，畢業後留總部政治部工作，此間擔任過由中共組織辦的“廿書報社”主任。一九二九年，陝西全省大旱，災民四起，全省形成反抗國民黨政府反動統治的潮流，王德修將他附近的鄉鄰、生活困難的青壯年組織起來，打擊土豪劣紳。而後，又與共產黨員李秉榮在三原、旬邑、彬縣、幹縣、禮泉一帶擴充力量，逐步發展成為一支三百多人的隊伍，時受已豎起反馮民軍旗幟的畢梅軒統領。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派人在三原、富平一帶開展遊擊戰爭，成立起“渭北災民自救隊”之時，曾把王德修部編人“渭北災民自救隊”序列，王德修、李秉榮分別任第一大隊長和政委，但實際未參加渭北災民自救隊活動。後這支武裝歸屬屢有變易。一九三o年六月，原國民軍聯軍師長甄壽珊，因不滿馮玉祥軍隊統轄，招收舊部和地方武裝，正式成立了西北民軍，甄被推為總司令。王德修支隊又被編為西北民軍第一師第二支隊。王德修任第二支隊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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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嚴重的災情麵前，中共陝西省委提出了抗糧、抗款、抗捐、抗稅、抗債和要飯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口號，把領導災民鬥爭作為中心工作任務。國民黨地方當局一麵玩弄“賑濟”騙術，一麵卻加緊了對災民的剝削和掠奪。淡村反動民團團長張長慶乘機訛詐勒索，欺壓鄉鄰。在群眾生活難以為繼之時，他還要鄉民每晚輪流替民團“坐墩”(值夜)，稍有不從，便動輒處罰。當地群眾苦不堪言。淡村農民協會決定仿照武字區黃子文鎮壓民團團長的辦法，給張長慶以武裝打擊。習仲勛參與了這一行動的策劃，他還動員了自己的姨父黨正學參加武裝行動，收繳民團槍枝。農民協會首先草擬了張長慶二十條罪狀，隨後利用一天黑夜，由郭效曾、秦悅文帶黨正學、李泗堂、冉四川、黨德謙、石漢傑、常拴子等十多位農民，手執大刀長矛，以去值夜坐墩為名，迅速登上了民團盤踞的石家堡城門樓子，收繳了民團的長短槍二十多支。繼而直奔張長慶宅地，將張縛綁，關押在堡子城門樓上，並召開群眾大會，宣布了張長慶的罪狀。在應群眾要求準備將其處死時，遇到士紳求情。缺乏鬥爭經驗的農民首領一時猶豫不決，致使張長慶乘隙逃脫。
國民黨富平縣政府遂派民團鎮壓農民武裝。黨正學與之進行說理鬥爭，憤怒斥責當局卑鄙無恥，欺壓百姓的行徑。民團將黨正學無理扣押，關在城門樓上。習仲勛得知情況後即帶一盤麻繩接近城門樓下，準備相機將繩遞上樓去，營救黨正學從樓上順繩溜下脫離險境。但是由於民團看守嚴密，未能得手。後黨正學被反動當局槍殺。許多年後，習仲勛還深為沒有救出這位農民運動骨幹而感到十分遺憾。
習仲勛從黨正學慘遭殺害的事件中，進一步看到了國民黨對人民群眾殘酷鎮壓的反動本質。《少年漂泊者》中的主人公汪中的影子又活躍在他的腦際。他決心要離開家庭，投身到更廣闊的革命鬥爭中去。他把自己要走的想法告訴了年齡較大的兩位妹妹。他說：“我們沒有了父母，你們要互相照顧，還要管好弟妹，不能讓叔父作難。”但是，他這次與胞妹秋英和夏英的生離，竟成為最後訣別。習仲勛義無反顧地走上職業革命道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叔父習宗仁病體迅速康複，並開始操持家務，他才卸下了全家十幾口人的生活重擔。
第03章 “兵運”兩年間
一九三o年的春節，陝西關中地區的老百姓是在凍寒饑饉中度過的。
“每逢佳節倍思親。”習仲勛家庭因在不長時間內三位親人先後病逝，雖遇具有喜慶色彩的民族傳統佳節，但是全家人還是難以從對亡親的思念中擺脫出來。數日裏，小小農舍瀰漫著悲愴沉重的氣息。【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正月初八(公曆二月六日)，是習仲勛淚別故鄉的日子。此前，他已得到中共武字區組織的指示，決定派他去數百互裏以外的一支國民黨雜牌軍隊中從事兵運工作。
開展土兵運動，是中共陝西省委(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o年七月為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提出的“中心策略”之一。大革命失敗後，黨在陝西地區組織發動的渭華起義、旬邑起義以及麟遊、淳化起義和一係列農民圍城“交農”鬥爭，相繼歸於失敗。國民黨陝西當局和地方反動勢力大肆進行反攻倒算，進一步強化在陝西的統治。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共陝西省委和共青團陝西省委遭國民黨破壞，黨團省委書記等十餘名主要領導幹部被捕，省委工作一度陷入停頓狀態。麵臨嚴峻的鬥爭形勢，幾位幸未被捕的省委委員相互聯繫，成立了中共陝西臨時省委。臨時省委根據中共六大精神和中央對陝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加強黨組織的群眾基礎，實現黨員職業化，深入社會，聯繫群眾，領導群眾鬥爭的策略和工作路線。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據陝西臨時省委代表團的學習和討論作出《陝西問題的決議案》，指出： “注意馮玉祥部隊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辦軍官學校，拉夫拉差的機會，派同誌進去接近士兵群眾。” “加緊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災民都投入土匪中去，黨要深人群眾中去，獲得群眾，使之變成農村的武裝”。一九三o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通告第七十號——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組織兵變是黨在目前軍閥繼續戰爭中實現失敗主義之中心的策略。現時黨的一切兵運策略與兵士工作都要向著實現這一中心策略進行。”“在上述主要策略下，反帝運動，反軍閥戰爭的加緊是聯繫一切主要鬥爭的骨幹……必須深入到一切鄉村及敵人軍隊中。”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多次開會討論，提出了貫徹意見。四月四日，臨時省委《給軍支函》指出：“主要的策略，是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地方暴動，組織兵變，擴大紅軍。”四月七日，臨時省委又在《省委通告第九號》中指出：“反革命軍隊中的工作，應立即有計劃地發展，調派得力同誌到中心部隊中去，發動兵士的日常鬥爭，進行有組織的兵變。”開展兵運工作的總目的是，把所在的武裝逐步改造為公開的武裝，壯大紅軍力量。各地黨組織根據省委指示陸續派出大批共產黨員打人國民黨軍隊或地方武裝，長期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成熟時，發動兵變或暴動。
這一天，習仲勛早早出了家門，轉身迴望從小居住的茅屋瓦舍，環視曾耕種過的土地和眼前的樹木河流，心潮一時難以平靜。他想到失去父母而年紀幼小的弟妹，想到大病初癒又擔負起全家生活的叔父，淒悵而又難捨之情油然而生，以致久久不忍舉步。更使他心中不安和內疚的是，一直沒有將自己遠行法告訴叔父，他怕叔父經受不住意外的刺激而引起舊病複發，更擔心叔父會阻擋他離家遠行。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中，他還是毅然邁出西行的腳步。盈眶的淚水，簌簌滴灑在鄉間的小道上。
年僅十六歲的習仲勛，帶著少年時代坎坷經曆的沉重迴憶，帶著對改變中國農民悲慘命運、實現人類共同幸福的美好憧憬，離開了習家莊這方土地，投身於更為廣闊更為艱苦的鬥爭之中。數十年後，他曾迴憶說：“那時沒有最大的犧牲決心，是不能夠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的，因為我還沒有忘記，自己是以共產黨嫌疑被捕押過的人，這樣的人到國民黨的軍隊裏幹事，對敵人說來是多麽危險，多麽引人注目。一經被查獲，就是處死，我之所以能在這時去敵軍搞革命活動，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獄之後一年多的農村生活，使我親身體會到勞動人民的悲慘遭遇，以及舊社會極端黑暗的情況，激發了我的革命勇氣，不管多麽艱苦，就是下決心要革命。”
習仲勛離開家鄉的當天，即來到了三原縣武字區郭明效家中，他們將按照黨組織指示，利用關係，一起打人駐長武縣的反馮(玉祥)地方武裝畢梅軒部開展兵運工作。該部一位支隊長王德修他們早已熟識。王德修，三原縣大程人，一九二七年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曾在國民軍聯軍駐陝總部政治隊學習，畢業後留總部政治部工作，此間擔任過由中共組織辦的“廿書報社”主任。一九二九年，陝西全省大旱，災民四起，全省形成反抗國民黨政府反動統治的潮流，王德修將他附近的鄉鄰、生活困難的青壯年組織起來，打擊土豪劣紳。而後，又與共產黨員李秉榮在三原、旬邑、彬縣、幹縣、禮泉一帶擴充力量，逐步發展成為一支三百多人的隊伍，時受已豎起反馮民軍旗幟的畢梅軒統領。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派人在三原、富平一帶開展遊擊戰爭，成立起“渭北災民自救隊”之時，曾把王德修部編人“渭北災民自救隊”序列，王德修、李秉榮分別任第一大隊長和政委，但實際未參加渭北災民自救隊活動。後這支武裝歸屬屢有變易。一九三o年六月，原國民軍聯軍師長甄壽珊，因不滿馮玉祥軍隊統轄，招收舊部和地方武裝，正式成立了西北民軍，甄被推為總司令。王德修支隊又被編為西北民軍第一師第二支隊。王德修任第二支隊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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