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名單上禍首名字越來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覺交代不過去，才很勉強地加進了顧鰲、夏壽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實說罪魁禍首隨手拈來不計其數，如果顧鰲等三人都算數，這張名單可以達五百人了。所以懲辦禍首，在北京政府方麵隻是敷衍塞責，通緝令也是通而不緝。通緝令頒布前，楊度和孫毓筠避往天津，劉師培由西華門外私宅遷至法國醫院，後來知道自己榜上無名，才和嚴複同至黎元洪寓申謝。楊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鳴台八號。當時有人曾以“一羊驅三午”相譏，羊指楊度，三午是魏午莊、端午橋、夏午詒。楊在天津屢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環阻。
兩位變節的國民黨人，一位是孫毓筠、一位是胡瑛。孫、胡兩人自二次革命失敗後，黨人或死或逃，他們感覺到國民黨已無複甦之望，乃有自尋生路的企圖。籌安會成立後，孫自謂“大病不死，大難不死”，於是皈依佛法，延請諦閑、顯珠二大法師講經，並擬開辦佛教大學一所，且介紹諦閑至團城和袁克定見麵。袁克定說：“因為多病，病中看佛經頗有心得。”諦閑告以：“公子將來大貴，請愛惜此身留為世用。人世法與出世法本自圓融。”袁說：“將來若有那一天，必為佛門盡力。”當國體投票前，孫著《反對世襲總統議》，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勸進大文。懲辦禍首的通緝令下後，孫已赴天津，外傳孫在天津廿七路自殺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鄉，湖南桃源人，長沙經正學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個視死如歸的革命鬥士，與吳樾同謀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會成立時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裝在京漢線跟蹤鐵良，欲伺機行刺的，也是他。他說話口音像桃源話又不像桃源話，像湖北話又不像湖北話，像四川話又不像四川話。至於他的身份，有時是革命黨，有時是軍人，有時卻又是政客。他是個慣走極端的人，革命革到極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動也反到極端，甘為帝製禍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駙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黨要亡命，加入籌安會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著對頭——京師警察廳長吳炳湘，吳正想找一個弱者開刀，所以派偵探一直監視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學者嚴複，參加籌安會是糊裏糊塗的，隻由楊度一片說詞，第二天報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籌安會發起人中。不過以後籌安會的通知單一次兩次地送上門來，他既不移步到會，亦不否認列名，隻來個不理不睬。當梁啓超發表那篇轟動一時的《異哉國體問題》，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詒登門以巨金為壽，可是這次卻摸錯了嚴的脾氣，他淡然答說：“我老了，不怕什麽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們另請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紓見他列名籌安會，乃氣喘籲籲地跑來，問他：“又陵，你怎麽幹出這樣事來，無論袁家成敗，你都不值得啊！”嚴卻淡然說：“不相幹，讓他們去鬧！”
林說：“你應該否認吧！”嚴以漫不經意的態度說：“不否認也罷！”後來帝製取消了，袁也死了，楊度也走了，通緝禍首令也下了，林又氣喘麵白地跑來說：“又陵，你要離京啊！”嚴仍淡然說：“不離也罷。”林急得搓手跌足說：“不離京也許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無能為力。”嚴說：“是禍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麽，文章我沒有做，都是他們做的，是非終可大白，最好聽之任之。”
嚴有十足的中國讀書人怪脾氣，老而倔強，賢於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後生小子。
當別人恭維康、梁是先知先覺，嚴則說：“誤清室者乃此二人，誤蒼生者，亦此二人。
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採取急進態度，則光緒終可暢行變法，乃康熱中過甚，卒演成賣君、賣友慘劇。康最後隻身遠竄，施施然以忠臣誌士自命，堪雲無恥之尤，梁則出風頭之念太甚，救國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與今我宣戰。”袁死後，有人問嚴說：“黎黃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嚴說：“不行不行，黃陂德有餘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歡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惡之，人之所惡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學人是劉師培。劉師培字中牧，江蘇儀征人，出身書香之家，博覽群書，經史百家無所不通，旁及釋道諸經典，不剽竊前人餘緒，所以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劉好為大言。其實他是有真才實學。早年他和章炳麟辦《國粹學報》鼓吹革命，又和章創光複會，其後亡命日本，也算是一個氣度觥觥的革命誌士。他的太太是揚州何家輅的胞妹何班（後改名何震），是一位風流跌宕的交際人物。兩夫婦亡命日本時，劉與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見，何因不慣流亡的苦日子，便慫恿丈夫不如歸去。劉是個書呆子，懾於嬌妻的閫威，又不勝浸潤之譖，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黨人疏遠，於是大家異口同聲說：劉光漢是老婆俘虜，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見，章炳麟等亦時對劉指謫，劉乃放棄黨人，束裝迴國。返國後入了兩江總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貽書責劉，劉因內疚於心，不加答辯。迨端方卸任，劉惘然無依，遂赴四川任國學院講師。辛亥革命後，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資州被殺，川中革命黨人認為劉師培是端方故舊，欲置之於死。章炳麟聞訊，急電謝天星等營救，詞意懇切。章電雲：
“……昔姚少師語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殺方孝孺，殺孝孺，讀書種子絕矣！今者文化淩替，詩書凋喪，一二通博之材，如劉光漢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若拘執黨見，思複前仇，殺一人無益於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為夷裔者，誰之責耶？”
劉獲章營救後，乃遠走山西，後因蔡元培之照顧，得執教於北京大學。民國4年受袁世凱委為總統府諮議、教育部編審、參事、參政、上大夫。他列名籌安會後，曾發表《國情論》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個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凱）也倒了，他像斷了線的風箏，又像做了場黃粱夢，由西華門私宅遷至法國醫院。幸虧李經羲一言，才把他從“帝製禍首”名單中剔了出來，於是他去邀了嚴複同至東廠胡同黎宅謝恩，黎沒接見。
劉畏妻如虎，堪稱懼內泰鬥，為其是張繼（溥泉）形容起來，簡直讓人嘆為觀止。
據說張繼寓居北京時，某夜劉愴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門聲甚急，劉悽然告張：必是我太太來了，我怎麽辦？我一定要躲一下。一邊說一邊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動。張出啟門，乃是另一位客人。為之大笑，急返臥室拖劉出，劉再三不敢，以為張誑己，既出，手足戰慄不已，談話亦不終而告辭。
劉的《左釁詩文集》中，曾有《書楊雄傳後》五古一首雲：“苟孟不複作，六經秦火餘，篤生楊子雲，卜居近成都。文學窮典墳，頭白勤著書……雖非明聖道，亦複推通儒。紫陽作綱目，筆削而口誅，惟據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傳信史，微詞雄則無，大醇而小疵，韓子語豈疏？宋儒作苟論，此意無乃拘？吾讀楊子書，思訪楊子居，斯人今則亡，即吊空躊躇。”這首詩是替楊雄辯誣，也是替自己辯誣，集中雖說是遊川舊作，但人們都說是帝製失敗後解嘲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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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變節的國民黨人，一位是孫毓筠、一位是胡瑛。孫、胡兩人自二次革命失敗後，黨人或死或逃，他們感覺到國民黨已無複甦之望，乃有自尋生路的企圖。籌安會成立後，孫自謂“大病不死，大難不死”，於是皈依佛法，延請諦閑、顯珠二大法師講經，並擬開辦佛教大學一所，且介紹諦閑至團城和袁克定見麵。袁克定說：“因為多病，病中看佛經頗有心得。”諦閑告以：“公子將來大貴，請愛惜此身留為世用。人世法與出世法本自圓融。”袁說：“將來若有那一天，必為佛門盡力。”當國體投票前，孫著《反對世襲總統議》，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勸進大文。懲辦禍首的通緝令下後，孫已赴天津，外傳孫在天津廿七路自殺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鄉，湖南桃源人，長沙經正學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個視死如歸的革命鬥士，與吳樾同謀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會成立時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裝在京漢線跟蹤鐵良，欲伺機行刺的，也是他。他說話口音像桃源話又不像桃源話，像湖北話又不像湖北話，像四川話又不像四川話。至於他的身份，有時是革命黨，有時是軍人，有時卻又是政客。他是個慣走極端的人，革命革到極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動也反到極端，甘為帝製禍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駙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黨要亡命，加入籌安會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著對頭——京師警察廳長吳炳湘，吳正想找一個弱者開刀，所以派偵探一直監視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學者嚴複，參加籌安會是糊裏糊塗的，隻由楊度一片說詞，第二天報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籌安會發起人中。不過以後籌安會的通知單一次兩次地送上門來，他既不移步到會，亦不否認列名，隻來個不理不睬。當梁啓超發表那篇轟動一時的《異哉國體問題》，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詒登門以巨金為壽，可是這次卻摸錯了嚴的脾氣，他淡然答說：“我老了，不怕什麽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們另請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紓見他列名籌安會，乃氣喘籲籲地跑來，問他：“又陵，你怎麽幹出這樣事來，無論袁家成敗，你都不值得啊！”嚴卻淡然說：“不相幹，讓他們去鬧！”
林說：“你應該否認吧！”嚴以漫不經意的態度說：“不否認也罷！”後來帝製取消了，袁也死了，楊度也走了，通緝禍首令也下了，林又氣喘麵白地跑來說：“又陵，你要離京啊！”嚴仍淡然說：“不離也罷。”林急得搓手跌足說：“不離京也許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無能為力。”嚴說：“是禍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麽，文章我沒有做，都是他們做的，是非終可大白，最好聽之任之。”
嚴有十足的中國讀書人怪脾氣，老而倔強，賢於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後生小子。
當別人恭維康、梁是先知先覺，嚴則說：“誤清室者乃此二人，誤蒼生者，亦此二人。
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採取急進態度，則光緒終可暢行變法，乃康熱中過甚，卒演成賣君、賣友慘劇。康最後隻身遠竄，施施然以忠臣誌士自命，堪雲無恥之尤，梁則出風頭之念太甚，救國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與今我宣戰。”袁死後，有人問嚴說：“黎黃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嚴說：“不行不行，黃陂德有餘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歡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惡之，人之所惡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學人是劉師培。劉師培字中牧，江蘇儀征人，出身書香之家，博覽群書，經史百家無所不通，旁及釋道諸經典，不剽竊前人餘緒，所以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劉好為大言。其實他是有真才實學。早年他和章炳麟辦《國粹學報》鼓吹革命，又和章創光複會，其後亡命日本，也算是一個氣度觥觥的革命誌士。他的太太是揚州何家輅的胞妹何班（後改名何震），是一位風流跌宕的交際人物。兩夫婦亡命日本時，劉與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見，何因不慣流亡的苦日子，便慫恿丈夫不如歸去。劉是個書呆子，懾於嬌妻的閫威，又不勝浸潤之譖，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黨人疏遠，於是大家異口同聲說：劉光漢是老婆俘虜，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見，章炳麟等亦時對劉指謫，劉乃放棄黨人，束裝迴國。返國後入了兩江總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貽書責劉，劉因內疚於心，不加答辯。迨端方卸任，劉惘然無依，遂赴四川任國學院講師。辛亥革命後，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資州被殺，川中革命黨人認為劉師培是端方故舊，欲置之於死。章炳麟聞訊，急電謝天星等營救，詞意懇切。章電雲：
“……昔姚少師語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殺方孝孺，殺孝孺，讀書種子絕矣！今者文化淩替，詩書凋喪，一二通博之材，如劉光漢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若拘執黨見，思複前仇，殺一人無益於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為夷裔者，誰之責耶？”
劉獲章營救後，乃遠走山西，後因蔡元培之照顧，得執教於北京大學。民國4年受袁世凱委為總統府諮議、教育部編審、參事、參政、上大夫。他列名籌安會後，曾發表《國情論》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個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凱）也倒了，他像斷了線的風箏，又像做了場黃粱夢，由西華門私宅遷至法國醫院。幸虧李經羲一言，才把他從“帝製禍首”名單中剔了出來，於是他去邀了嚴複同至東廠胡同黎宅謝恩，黎沒接見。
劉畏妻如虎，堪稱懼內泰鬥，為其是張繼（溥泉）形容起來，簡直讓人嘆為觀止。
據說張繼寓居北京時，某夜劉愴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門聲甚急，劉悽然告張：必是我太太來了，我怎麽辦？我一定要躲一下。一邊說一邊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動。張出啟門，乃是另一位客人。為之大笑，急返臥室拖劉出，劉再三不敢，以為張誑己，既出，手足戰慄不已，談話亦不終而告辭。
劉的《左釁詩文集》中，曾有《書楊雄傳後》五古一首雲：“苟孟不複作，六經秦火餘，篤生楊子雲，卜居近成都。文學窮典墳，頭白勤著書……雖非明聖道，亦複推通儒。紫陽作綱目，筆削而口誅，惟據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傳信史，微詞雄則無，大醇而小疵，韓子語豈疏？宋儒作苟論，此意無乃拘？吾讀楊子書，思訪楊子居，斯人今則亡，即吊空躊躇。”這首詩是替楊雄辯誣，也是替自己辯誣，集中雖說是遊川舊作，但人們都說是帝製失敗後解嘲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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