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又議及閩浙鐵路問題，我方告以此案因與英國有關係，須要知會英國後再議。日使即說，既與英國有關，我方自可撤迴。這是第一次痛快撤迴，可知日本對英國聯盟之重視。
日使繼提福建不能讓租與他國問題。陸氏正色道，福建為我國行省，何能與他國有讓與行為？貴國提出此案，深為遺憾。日使笑謂，因貴國有例在先，故請注意。陸謂前政府有此糊塗行為，本政府決無此事。日使仍一再要求，須請聲明，不用換文，亦不向日本聲明。後改由中國自行聲明，中國領土，永遠自保完整，無論何省，決不與他國有讓與行為，福建亦不例外，將此聲明抄送日本。我覺得這辦法，等於自騙自，不很妥當，然陸氏既已如此作，不必再說。
對於漢冶萍合辦問題，我方答以此係民間商營公司，政府不能越俎代謀，應與該公司自行商議。日使請為介紹亦未允。越日又議內地雜居問題，日使堅持甚力。會議多次，各執一辭，終未獲解決。
每當會議不能解決之時，總統常命餘與日使或小幡交換意見，為側麵之商談，探聽對方真意所在，有時因此而獲解決之途徑。此次總統又命餘為側麵之商談，這種商談，僅是個人行為，不負正式會議之責任。我去見日使，告以我國對日本人內地雜居為難情形。日使說中國不允日本人內地雜居，不過仍有排外之心而已。我答以中國並非有排外心，實在是日本人優越感太甚，致使彼此發生不愉快事情。中國人對外國人向來一視同仁，很有禮貌，而日本人對我國人往往輕蔑，甚至欺侮，因之使中國人受不了時，激起不快之事，反與國交有礙。所以不允內地雜居，在都市尚且如此，何況內地？日使謂，東省地麵遼遠，人煙稀少，多些日人有何關係？我答以奉吉兩省內地，亦有人煙稠密之處，且東省人習慣，喜歡聚族而居，往往一鄉即是一族，他們與別族同住尚不願意，何況與外人雜居？東省商埠如此之多，又有南滿廣大的附屬地，難道日本人尚不夠居住？
日使謂，商埠與附屬地，一為經商，一為護路。日本人長於農事，你是知道的，若今日人雜居內地，即可從事耕種墾荒，不出十年，東省荒地，變成熟地，多產糧食，於兩國都有益處，豈非兩利？我記得他在會議時，沒有提過農事墾荒的話，我即說此確是與兩國均有益處，但恐日人不慣寒冷耳。日使笑謂，這是他們自己之事，我又說，中國租地耕種，各省都有老習慣，各處不盡相同，日人能照地方習慣否？日使謂，當然要照當地習慣。遂辭出，歸告陸總長，並報告總統，日使所言，意在墾荒耕種，若照此意，與雜居不同。總統說，雖然如此，日本借墾荒為名，行其侵略陰謀，亦不可不防，你們姑擬一方案，就耕種方麵，謀解決之法亦是一法。遂擬方案如下：
“吉奉兩省，不論官有民有地畝，允許日人訂立契約租借耕種（如係官荒，向地方管轄官吏商訂租約），定明晌數（東省一晌約合內地十畝），期限二十年，滿期後應無條件交還原業主。日本租地人應照納課稅，並服從中國地方法令，聽警察指導，及不違背地方上租地耕種之習慣。”
呈閱總統，亦以為然，遂又續商雜居問題。陸氏說，雜居問題本席尊重貴方意見，再三研究，擬成新方案，與雜居之意不但不違背，且取雜居精意，希望貴使容納，解決此案。日使閱後謂，此案容研究，下次再議。及下次會議時，日使謂此案對於年限交還業主，及不背地方習慣各點，都有商量餘地，惟服從中國法令，聽中國警察指導，絕對不能同意，日本人無服從中國法令及聽中國警察指導之義務。若照貴方所擬，不啻剝奪條約上應享之權利，須知貴國尚未收迴裁判權也。雖經餘等再三說明解釋，仍不得同意而散。
我又去使館見小幡書記宮，我說我方所擬方案與雜居已頗相近，日置公使不同意，且誤解方案之意，甚為可惜。小幡問所謂法令，係指何項法令？如何性質？請為說明。
我謂不過違警令之類，並非法律。若不聽警察指導，設有兩人互鬥，沒有警察勸解，豈不有釀成人命之虞。至課稅更是輕到無可再輕，這是地方收入，請加調查，即可明白。
此事不要看得太嚴重，須在事實上著想，不在法律觀點上著想，才是解決此案之辦法。
從前貴國明治初年，外國人隻居留在長崎，不準自由往來他處。我國商人居留於長崎者，都遵照日本法律而行，今日中國情形與日本明治初年情形相仿，然中國待外國人比日本寬得多了。反覆辯論甚久，小幡始允轉達公使而別。
我方將方案二十年改為“三十年”，滿期交還後又添“如雙方同意，可再展期，但不得過十年。”服從中國地方法令，聽警察指導改為“服從中國警察法令”。此案已會議五次，側麵商談多次，答案又改了三次，爭到舌敝唇焦，對於“服從中國警察法令”
爭論最烈，我方始終認為維持秩序為不可少之條，與條約絕無關係，堅持不讓，終於就範。
至此，應商之案，都已商結，計第一條列為條約，此外議定者八件（或九件），均作為換文。陸總長起立致詞謂：“此次貴國所提條件，我方始終努力尊重貴方意見，均已議定解決，亦是貴公使開誠布公，得以有此結果，實為兩國前途之幸，謹代表政府向貴公使深致謝意。”日使亦答言：“貴總長深知兩國關係之切，前途非和平親善不足以增加友誼，顧全大局，至為感佩。尚有第五項各條，亦希望開誠商議，則兩國親善友誼益臻鞏固，不但為兩國前途慶，實為維持東亞和平慶，務請貴總長諒解此意。”陸外長答謂：“此次會議，本席已盡最大之努力以酬貴國之願望。至第五項，貴國本為希望條件，本政府亦以貴國提出此項條件，有損兩國友誼，本席絕對不能應命商議，務請原諒。”
日使請交換意見亦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陸外長遂正色說：“此等條件不應對於對等友邦提出，本席無論如何，不能商議，應請貴公使撤迴。”言頗激烈。日使亦謂：“為兩國謀永久和平合作，本國政府才提出條件，貴總長謂有礙兩國友誼，實深遺憾。”遂於不歡中散會（原註：以上記述，因年代久遠，手頭又無資料，隻憑記憶，頭緒紛繁，大略如此，難免有錯之處，深抱不安）。休會至一星期，餘亦不去見日使，彼此僵持，瀕於決裂。
當日本提出廿一條向我國交涉以前，以盟邦關係，曾通知英政府，但不提第五項。
後聞我國因不肯商議第五項，瀕於決裂，英報提到第五項，日政府從沒有向英政府提過，這種重要條件，不先告友邦，有欠誠意。西報又謂，日本想獨占東三省，與美國開放門戶，利益均沾，實有違背之意。日本曾來責問中國事前泄漏，有違預先聲明，我方自然極力否認。其實當時英國名記者莫理遜，美國記者端賴均在北京，與參事顧少川（維鈞）、伍梯雲（朝樞）等時有往來，會議情形知之甚詳。日使因無憑證，隻口頭抗議亦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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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使繼提福建不能讓租與他國問題。陸氏正色道，福建為我國行省，何能與他國有讓與行為？貴國提出此案，深為遺憾。日使笑謂，因貴國有例在先，故請注意。陸謂前政府有此糊塗行為，本政府決無此事。日使仍一再要求，須請聲明，不用換文，亦不向日本聲明。後改由中國自行聲明，中國領土，永遠自保完整，無論何省，決不與他國有讓與行為，福建亦不例外，將此聲明抄送日本。我覺得這辦法，等於自騙自，不很妥當，然陸氏既已如此作，不必再說。
對於漢冶萍合辦問題，我方答以此係民間商營公司，政府不能越俎代謀，應與該公司自行商議。日使請為介紹亦未允。越日又議內地雜居問題，日使堅持甚力。會議多次，各執一辭，終未獲解決。
每當會議不能解決之時，總統常命餘與日使或小幡交換意見，為側麵之商談，探聽對方真意所在，有時因此而獲解決之途徑。此次總統又命餘為側麵之商談，這種商談，僅是個人行為，不負正式會議之責任。我去見日使，告以我國對日本人內地雜居為難情形。日使說中國不允日本人內地雜居，不過仍有排外之心而已。我答以中國並非有排外心，實在是日本人優越感太甚，致使彼此發生不愉快事情。中國人對外國人向來一視同仁，很有禮貌，而日本人對我國人往往輕蔑，甚至欺侮，因之使中國人受不了時，激起不快之事，反與國交有礙。所以不允內地雜居，在都市尚且如此，何況內地？日使謂，東省地麵遼遠，人煙稀少，多些日人有何關係？我答以奉吉兩省內地，亦有人煙稠密之處，且東省人習慣，喜歡聚族而居，往往一鄉即是一族，他們與別族同住尚不願意，何況與外人雜居？東省商埠如此之多，又有南滿廣大的附屬地，難道日本人尚不夠居住？
日使謂，商埠與附屬地，一為經商，一為護路。日本人長於農事，你是知道的，若今日人雜居內地，即可從事耕種墾荒，不出十年，東省荒地，變成熟地，多產糧食，於兩國都有益處，豈非兩利？我記得他在會議時，沒有提過農事墾荒的話，我即說此確是與兩國均有益處，但恐日人不慣寒冷耳。日使笑謂，這是他們自己之事，我又說，中國租地耕種，各省都有老習慣，各處不盡相同，日人能照地方習慣否？日使謂，當然要照當地習慣。遂辭出，歸告陸總長，並報告總統，日使所言，意在墾荒耕種，若照此意，與雜居不同。總統說，雖然如此，日本借墾荒為名，行其侵略陰謀，亦不可不防，你們姑擬一方案，就耕種方麵，謀解決之法亦是一法。遂擬方案如下：
“吉奉兩省，不論官有民有地畝，允許日人訂立契約租借耕種（如係官荒，向地方管轄官吏商訂租約），定明晌數（東省一晌約合內地十畝），期限二十年，滿期後應無條件交還原業主。日本租地人應照納課稅，並服從中國地方法令，聽警察指導，及不違背地方上租地耕種之習慣。”
呈閱總統，亦以為然，遂又續商雜居問題。陸氏說，雜居問題本席尊重貴方意見，再三研究，擬成新方案，與雜居之意不但不違背，且取雜居精意，希望貴使容納，解決此案。日使閱後謂，此案容研究，下次再議。及下次會議時，日使謂此案對於年限交還業主，及不背地方習慣各點，都有商量餘地，惟服從中國法令，聽中國警察指導，絕對不能同意，日本人無服從中國法令及聽中國警察指導之義務。若照貴方所擬，不啻剝奪條約上應享之權利，須知貴國尚未收迴裁判權也。雖經餘等再三說明解釋，仍不得同意而散。
我又去使館見小幡書記宮，我說我方所擬方案與雜居已頗相近，日置公使不同意，且誤解方案之意，甚為可惜。小幡問所謂法令，係指何項法令？如何性質？請為說明。
我謂不過違警令之類，並非法律。若不聽警察指導，設有兩人互鬥，沒有警察勸解，豈不有釀成人命之虞。至課稅更是輕到無可再輕，這是地方收入，請加調查，即可明白。
此事不要看得太嚴重，須在事實上著想，不在法律觀點上著想，才是解決此案之辦法。
從前貴國明治初年，外國人隻居留在長崎，不準自由往來他處。我國商人居留於長崎者，都遵照日本法律而行，今日中國情形與日本明治初年情形相仿，然中國待外國人比日本寬得多了。反覆辯論甚久，小幡始允轉達公使而別。
我方將方案二十年改為“三十年”，滿期交還後又添“如雙方同意，可再展期，但不得過十年。”服從中國地方法令，聽警察指導改為“服從中國警察法令”。此案已會議五次，側麵商談多次，答案又改了三次，爭到舌敝唇焦，對於“服從中國警察法令”
爭論最烈，我方始終認為維持秩序為不可少之條，與條約絕無關係，堅持不讓，終於就範。
至此，應商之案，都已商結，計第一條列為條約，此外議定者八件（或九件），均作為換文。陸總長起立致詞謂：“此次貴國所提條件，我方始終努力尊重貴方意見，均已議定解決，亦是貴公使開誠布公，得以有此結果，實為兩國前途之幸，謹代表政府向貴公使深致謝意。”日使亦答言：“貴總長深知兩國關係之切，前途非和平親善不足以增加友誼，顧全大局，至為感佩。尚有第五項各條，亦希望開誠商議，則兩國親善友誼益臻鞏固，不但為兩國前途慶，實為維持東亞和平慶，務請貴總長諒解此意。”陸外長答謂：“此次會議，本席已盡最大之努力以酬貴國之願望。至第五項，貴國本為希望條件，本政府亦以貴國提出此項條件，有損兩國友誼，本席絕對不能應命商議，務請原諒。”
日使請交換意見亦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陸外長遂正色說：“此等條件不應對於對等友邦提出，本席無論如何，不能商議，應請貴公使撤迴。”言頗激烈。日使亦謂：“為兩國謀永久和平合作，本國政府才提出條件，貴總長謂有礙兩國友誼，實深遺憾。”遂於不歡中散會（原註：以上記述，因年代久遠，手頭又無資料，隻憑記憶，頭緒紛繁，大略如此，難免有錯之處，深抱不安）。休會至一星期，餘亦不去見日使，彼此僵持，瀕於決裂。
當日本提出廿一條向我國交涉以前，以盟邦關係，曾通知英政府，但不提第五項。
後聞我國因不肯商議第五項，瀕於決裂，英報提到第五項，日政府從沒有向英政府提過，這種重要條件，不先告友邦，有欠誠意。西報又謂，日本想獨占東三省，與美國開放門戶，利益均沾，實有違背之意。日本曾來責問中國事前泄漏，有違預先聲明，我方自然極力否認。其實當時英國名記者莫理遜，美國記者端賴均在北京，與參事顧少川（維鈞）、伍梯雲（朝樞）等時有往來，會議情形知之甚詳。日使因無憑證，隻口頭抗議亦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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