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袁的第三道解散國民黨命令中,勒令所有已追繳證書和徽章的議員們,如果要離開北京,需要覓五人以上的連環保,擔保離京後不作任何反對袁政府的言論和行動。


    參議院繼眾議院之後,於12月3日,質問政府以命令取消議員資格,致兩院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茲節抄如下:


    “……前月初四日政府忽有追繳議員證書徽章之命令,並以暴力禁阻議員到院,其數多至四百餘人。今下之日,舉國惶駭,人心騷動。兩院因不足法定人數,至今一月,不得開會,此事於民國國體、政體有重大關係。大總統令出府中,用意或別有在,而法有明文,國務員輔弼總統,列名副署,其於此令不能不負責任。茲僅依約法第十九條第九款、議院法第四十條,提出質問書於國務員,並依議院法第四十條,限政府三日內答覆!……”


    下麵是“眾議院質問追繳國民黨議員證書徽章影響及於國會書”:


    “民國不能一日無國會,國會議員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國之通義,立憲政治之大經也。近閱報載,大總統十一月四日命令解散國民黨,並追繳隸籍該黨國會議員證書徽章;夫該黨本部與南方亂黨勾結,政府依法律委任,以行政命令解散不法之結社,凡我國民,無不認為正當,獨是國民黨與隸籍國民黨之議員,在法律本屬兩事,其處分自不能從同。假令議員而與亂黨通謀,確有證據,勿論隸何黨籍,均得按法懲治,否則確與亂事無涉,即隸國民黨籍,亦不能牽連取消。蓋黨自黨而議員自議員,二者性質不侔,即不能並為一談。查議院法第八條,議員於開會後發現不合資格之疑義時,各院議員得陳請本院審查,由院議決,選舉十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審查之。據此,議員資格之疑議,其審查權屬之兩院,院法規定,彰彰可證。今政府以隸籍國民黨之議員早不以法律上合格之議員,自居為理由,豈非以政府而審查議員資格,侵害國會法定之權限乎?


    至於追繳證書徽章,直以命令取消議員資格,細按《約法》,大總統無此特權,不識政府毅然出此,根據何種法律?此不能不懷疑者一也。十一月四日命令之結果,國民黨議員被取消者三百餘人,次日又追加百餘人,遂過議員總額之半,兩院均不能開會。查議員中有早已脫該黨黨籍,改入他黨,或素稱穩健,曾通電反對贛亂者,亦一同取消。政府確為懲治內亂嫌疑耶?則應檢查證據,分別提交法院審判,不得以概括辦法,良莠不分,致令國會人數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實也!近複報紙紛傳政府將組織行政委員會修改國會組織法,改組國會。此種傳說是否屬實,姑不具論,究竟政府方針,對於民國是否有國會之必要?對於國會是否以法律為正當之解決?此不能不懷疑者二也。


    議員等對於國民黨,素深惡絕,當南方無事,政府敷衍偉人之時,於彼破壞主張,無不嚴厲攻擊。及湖口亂起,天下震動,亦曾連名通電,聲罪致討。今政府去害群扶正氣為前提,實與議員等素誌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適法?扶之之道,是否誠心?群懷疑慮,勢難緘默。茲依議院法第四十條質問,應請政府於三日內明白答覆。民國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北京國務院在民國2年12月23日向參議院提出答覆書如下:


    ……依《約法》第十九條暨《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之規定,質問權為議院職權之一,非議員職權之一,其義甚明,故質問之行使,無論議院法有如何連署之規定,雖不必由院議公決,要不能不經由議院提出,是以議員迭次依議院法而提出質問書,均於議院有《國會組織法》第十五條所定總議員過半數之出席,得以開議時,由議長以開議日期報告文件之際提出報告,此執行《國會組織法》暨《議院法》之通例,實為兩院所現行,斷未有不經此項手續,而可以濫行質問者也。茲來諮既稱兩院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前議院所有之質問權,當然因不能開會之結果,而不能提出。……查兩院議長,業於十一月十三日,以兩院議員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不得已於十一月十四日起,停發議事日程等語,通告有案。此次質問書之提出,在議院議長通告停發議事日程之後,既已停發議事日程,何能提出質問書?且查當日提出質問書之情形,係發生於兩院現有議員之談話會,以法律規定所無之談話會,而提出屬於法律上議院職權之質問書,實為《約法》、《國會組織法》、《議院法》規定所未特許。政府為尊重國會起見,對於不足法定人數之議員,非法所提出之質問書,應不負法律上答覆之義務。惟查各該質問書,於追繳隸籍國民黨議員證書徽章,及令內務總長分別查取本屆合法候補當選人如額遞補各節,不無所疑,不能不略為說明,以免誤會。查十一月四日大總統命令,曾聲明此舉係為挽救國家之危亡,減輕國民之痛苦起見,並將詳細情形布告國民;蓋以議員多數而為構成內亂之舉,係屬變出非常,不特議院法未規定處理明文,即各國亦無此先例,大總統於危急存亡之秋,為拯溺救焚之計,是非心跡,昭然天壤,事關國家治亂,何能執常例以相繩!所以令下之日,據東南各省都督、民政長來電,均謂市民歡唿,額手相慶。


    議員張其密等所稱舉國惶駭,人心騷動,係屬危言聳聽,殊乖實情。且現已由內務總長核定調查候補當選人劃一辦法,令行各省依法辦理;議員鄭毓怡等所稱對於民國是否有國會之必要,尤屬因誤滋疑。總之,前奉大總統命令,業已鄭重聲明,務使我莊嚴神聖之國會,不再為助長內亂者所挾持,以期鞏固真正之共和,宣達真正之民意等因。各議員果能深體此意,懷疑之點,當然釋然。除函答參議院議長外,相應函請貴議長轉達貴院現有各議員查照可也。


    北洋軍閥史話


    五十八、黎元洪北上入甕


    黎元洪自張振武案後,已經身不由己,非跟袁走不可了。二次革命時,黎更是一麵倒向袁,袁知道黎愛戴高帽子,曾親筆寫“民國柱石”四個大字製匾送黎。袁和國民黨決裂後,又親書“中華民國副總統府”八個字,製成寬五寸、長四尺八寸的長匾,派專使送到武昌來,掛在都督府門外,黎乃對袁由懷疑心理而變為心悅誠服的心理。迭次通電,如:“先選舉總統”電,“解散國會”電,還有最肉麻的是:“請敘袁克定贊助共和功”一電,這是一通拍馬屁的電報,想不到竟碰了一鼻子灰。袁複以:“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兒輩何人,乃蒙齒及!鄙人勉服國務,乃為救民,豈有榮施,及於家屬。若援奚午舉子之例,並無謝玄破秦之功,損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閱曆稍深,或堪造就,為公奔走,待諸將來,幸勿複言,以重吾過。”


    黎雖然對袁死心塌地歸順,可是袁卻不放心把這位“民國柱石”擺在湖北都督的位子上,早在袁接收南京臨時政府時,就發表過以黎為參謀總長的命令,其用意是想以這個位高而無實權的位子來交換湖北都督職位。二次革命時,袁在對南方用兵過程中,一忽兒要黎兼領江西都督,一忽兒要黎兼領湖南都督,其目的都是在繞著圈子要把黎調出湖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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