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幾天,朱瑞仍然穿了袁所賜狐皮袍子和馬褂到總統府向總統辭行,到了總統府後,氣象為之一變,三步一哨,五步一崗,戒備嚴密,像在進行大典一樣。朱走進了居仁堂,那兒也站滿了全身披掛的武裝士兵,袁世凱穿了一套金邊耀眼的大元帥服,巍然高坐,還沒待朱開口,袁便聲色俱厲地告誡了朱一場,什麽“軍人不可無紀律”,“軍人應以服從為天職”。這一番話完全是長官訓斥部下的口吻,朱在下麵所了,嚇得一個字也說不出,頭也不敢抬起來,渾身淌著大汗,內衣內褲都濕透了。


    朱這次在北京,就隻見了袁兩次,兩次的見麵徹底相反,弄得朱如同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袁慣會做戲以玩弄他的部下,“懷之以德,然後臨之以威”,使得他的部下很吃他這一套手法。


    和朱瑞採取中立立場的,還有雲南都督蔡鍔。


    袁於民國2年9月25日下了一道命令:“蔡鍔準給病假三月,著來京調養。調唐繼堯署理雲南都督。派劉顯世為貴州護軍使。”


    蔡鍔於10月10日把都督印信交由軍長謝汝翼代管,沒有和任何人告別,悄悄地離開了美麗而四季如春的昆明。民政長羅佩金也隨他離滇。本來袁對雲南有鞭長莫及之苦,現在袁軍事上已膨脹至長江以南,聲勢上已統一了全國,因此就不把雲南放在眼中,所以他用給假三月來調蔡鍔入京。


    蔡鍔到了北京,袁依樣葫蘆,用對付朱瑞那套戲法來對付蔡。可是蔡鍔不是朱瑞,他有膽有識,頭腦又冷靜,意誌又堅強,因此袁的戲法在蔡身上完全不發生作用,袁真的也好,假的也好,蔡根本完全置之不理。袁拿這個“寶古老”(湖南人稱寶慶人為寶古老)沒有辦法,深感難於對付,因此不放他離京,並且派密探監視蔡的一舉一動。


    袁本來有一個計劃下蔡的毒手,製造了一份假情報,誣衊蔡在雲南計劃脫離中國版圖,另建一國,自封為“大漢王”。袁在這個假情報上親批“應查”兩個字歸檔。這個舉動是寓有深意的,因為他發覺蔡是個長於治軍而嚴肅不苟的人,很想爭取蔡為心腹幹部,如果蔡在雲南抗命不交出都督大印,或是不就範聽話,他便隨時可以抽出這件檔案來加蔡一個叛國罪名,這就是所謂“不用則殺”的辦法。


    蔡在北京期間,袁派為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總裁是段祺瑞。11月奉派與李經羲、梁敦彥、樊增祥、寶熙、馬良、楊度、趙惟熙等組織政治會議,李經羲為會長,又和閻錫山、張紹曾、尹昌衡、蔣方震等11人組織軍事研究會。


    當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後,有一件政治秘密,除了極少數袁的親信外,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原來袁在對南方用兵前,就決定要逐步進行“廢省改道”的計劃。這個計劃是廢除省一級,而以省以下的道(一省可以分為幾個道)為地方行政的最高單位。道設道尹管理民政,又設鎮守使管理軍政。這個計劃準備先在幾個省區實行,然後全麵推廣,達到全國廢省改道的目的。為什麽他要決定這樣一個縮小行政區域的計劃呢?他是為了避免藩鎮之禍。他在用兵初期,就不露聲色地進行這個計劃,他任命李純為江西護軍使、王占元為湖南護軍使、張勳為江北鎮撫使、倪嗣沖為皖北鎮守使、龍濟光為廣東鎮守使。


    這一連串的人事命令中沒有一個都督名義,他初意在這些地區都不設立都督。此外黑龍江隻有護軍使朱慶瀾,後來貴州都督唐繼堯調任雲南都督後,也隻提升劉顯世為貴州護軍使而不給以都督名義,福建都督劉冠雄調任海軍總長後,就派李厚基以鎮守使名義統率該省軍隊,這三省不設都督,就是先廢都督以達到第二步廢省設道的目的。


    可是,袁這個計劃對北洋係軍人來說,是遭受到徹底反對的。他們過去“隻知有袁宮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後來“隻知有袁大總統,而不知有民國”,他們所以如此,是為了“水漲船高”,“大哥做皇帝,把弟是一字並肩王”,袁利用他們打天下,他們則利用袁作為個人取得功名富貴的橋樑。


    在對南方用兵開始時,就有人勸袁對廢省廢督問題不應操之過急,因為可能影響到前方將領的士氣。袁自然更懂得這個道理。待到南方軍事勝利後,又有人勸他不能執行這個計劃,因為統一的局麵還不夠穩定,如果使到北洋軍將領情緒低落,豈不是給了國民黨重振旗鼓的大好機會,因為這一個做法是降低北洋軍人的地位和削減他們權力,在天下未徹底穩定以前,是需要從長計議的。於是這個計劃便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秘密逐漸泄漏了,慢慢地傳到北洋係軍人耳中,他們開始對他們的“老頭子”不滿了,於是大家都抓緊了自己的軍隊,並且在大圈圈中(北洋係)製造小圈圈(後來的安福係、奉係、直係、皖係等等)。凡是牽涉到有關利害權位問題時,他們對袁並不完全服從,同時採取強硬的態度,如張勳調離南京時提出條件就是一個例子。


    袁在贛寧之役戰勝國民黨後,表麵上他是統一了中國,軍事力量由北方達到了南方,可是也就是從此開始,北洋軍係已不是可以稱心如意,由他擺布。他在外形上好像是威望提高了,其實他的控製力卻相對地減弱了。


    北洋軍閥史話


    五十三、蹂躪民主


    當民國2年正式國會尚未成立前,各政黨對於憲法起草問題意見頗不一致,大別之有三派:第一派是國民黨的主張,認為憲法的起草和製定,是國家主權攸關,當然是國會的職責。依《約法》的規定,國會成立後,應由國會選出起草委員編定,經參眾兩院議決。第二派是梁啓超等所倡導,而為當時十八省都督及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所贊成,此派主張由政府組織憲法起草機關,以現在臨時參議院、各省都督、各政黨和總統府所派的委員編定憲法,提交國會議決;第三派為袁係的主張,認為現時政黨意見不一,政府設法由大總統直頒憲法起草命令,布告全國,以免政爭。正式國會成立後,由於國民黨在參眾兩院都獲得壓倒的多數,因此,國民黨主張便獲得勝利,兩院選出了憲法起草委員,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中,國民黨的委員占了大多數。


    當憲法起草在進行中,袁世凱對於行將製定的正式憲法最引為深慮的是兩個問題:


    一是大總統任命國務員有沒有必需獲國會同意的必要;二是大總統有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力。袁認為過去一年多的經驗,內閣曾三次改組,每一閣員的任命胥經國會同意,議員則多方留難,因此,袁認為正式憲法中,應該取消國會同意任免閣員權和總統有解散國會權。


    袁的這兩個問題自然遭到國民黨的憲法起草委員的猛烈抨擊,這時恰遇到二次革命,袁政府和憲法起草委員會乃發生更尖銳的衝突。2年8月中旬,起草委員徐秀鈞首被逮捕,並被解往九江槍決。8月27日政府複捕去國民黨籍之參議員朱念祖、高蔭藻、張我華、趙世鈺、丁象謙等五人,和眾議員常恆芳、褚輔成、劉恩格等三人。內中張我華、趙世鈺、褚輔成、劉恩格四人為憲草委員。其後褚輔成、朱念祖被解往宿縣,常恆芳解往安慶,趙世鈺等五人羈押於天津,至國會解散後始獲釋。褚輔成和朱念祖在袁死後,國會複活才與常恆芳同時出獄。袁解散國會後,更有徐鏡心被殺於北京,段世恆死於陝西。這是一頁非常痛心而悲壯的民主奮鬥血淚史,袁世凱為了議員們不聽從他的意見,而採取的暴行中,統計憲法起草委員被殺的有三人,被捕的有四人,實在是我國立法史上最慘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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